在文学城里发文章，巧遇钟大哥和邹大哥。他们比我年长十岁，小时候都住在省重工业设计大院，一个和我同一座楼，一个住在我的对面楼。钟大哥在我出世前搬走 了，邹大哥上高中时离开了大院。我和他们从未见过面，他们在文学城上读了我的文章，猜到我是他们的学妹，给我留言。我们三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澳洲，一 个在加拿大，来回几次通信，方知“同居长干里，自小不相识”。可见高科技的发展在无形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六七十年代，我们几个人的父辈所就职的省重工业设计大院只有几百号人，院子很大，四周有土墙围着，院里有六座苏联风格的员工宿舍，最高不过三层。因为人少 地大，院子里的操场很宽，员工们可以打篮球，院子里的花草果木也不少，家家户户还在房前屋后开垦荒地，种植时令蔬菜贴补生活。两位大哥回忆说：七十年代， 操场上不时有放映露天电影的。每到放电影时，几百个大人小孩拿着小板凳占位子，瞬时挤满了操场，好不热闹。
那时的我太小了，根本不记得大院里放映露天电影的情形。上小学前，我只在闽中山区看过两场露天电影。五六岁时，我断断续续在沙县南阳公社的杜坑大队和下放 的外公外婆一家生活过几个月。杜坑村在海拔四百多米的山丘上，四周是青翠的森林，山林面积是耕地面积的好几倍。我见到的水稻田和菜田都是顺着山势一层层开 垦出来的（也就是梯田）。在福州城里，除了周末和节假日，我每天的生活是两点一线的，从设计大院步行十分钟到附近的省直机关幼儿园上学，然后放学。到山区 后，我的活动范围广了很多，漫山遍野地疯跑，但接触的人却少多了。住在外公外婆家四周的农户似乎很少，我熟悉的面孔不过几十张。山区里没有电灯，每到晚 上，家家都早早地睡了。山区温差大，即使在夏天，夜里也要盖四斤棉被暖身子，每晚窗外大风刮得呼呼响。
只有镇里的放映队下乡来放映电影时，这种寂静简单的生活才被打破。邻居老黄家的儿子遥遥比我大五六岁，是个小机灵鬼，消息特别多，每次都是他主动跑来告诉 我们一家：放映队来了。外公外婆不喜欢去凑热闹看电影，两个知青舅舅却非常开心，吃完晚饭后，轮流背着我往大队部赶。从杜坑到大队部还有两三公里的山路， 四周漆黑一片，我终于体会到老师说的“伸手不见五指”是什么感觉。平时家里都是用煤油灯照明的，偶尔才用有玻璃罩子的马灯，从福州买来的手电筒像宝贝似的 压在箱底，节省着用。为了赶去看电影，舅舅们将压箱底的手电筒翻了出来，一路打着手电筒，背着我在山路上疾走。赶到大队部时，门前的空地上已是黑压压几百 号人，全坐在长凳上眼巴巴地盯着不远处悬挂着的一块白布，等着电影放映。这情形吓了我一跳，平时杜坑村并没有那么多人嘛？这些人是不是从周围的密林里冒出 来的呢？就像幼儿园老师教我们唱的：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正在胡思乱想时，人群中有人朝我们挥手，原来是隔壁家的遥遥。他考虑周到，已经为我们占了几个位子。我刚坐下，电影就开始了，是当时最流行的战争片《南征 北战》，我看得津津有味。电影散场后不到十分钟，几百个观众做鸟兽散，很快不见了踪影，漆黑的山路上又只剩下了我和两个舅舅。这幅情景更坚定了我起初的想 法：老乡们平时都是钻进密林里做战略准备的，所以我在白天看不见他们。
看电影时太入戏，不觉得四周有风，散场后，才发现山风呼呼地刮，衣着单薄的我全身起了凉意，赶紧伏在舅舅肩上与他们相依取暖。
后来，我又在同样的场地看了露天电影《车轮滚滚》。那时的孩子最爱看打战的电影，除了战争片，好像也没有什么更丰富的题材。
回城后的几年，我一直是跟着妈妈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不知为什么，一直很怀念在露天看电影的那种感觉，潜意识里将这种感觉诗化了。我曾无数次闭眼怀想这样的 一副画面：坐落在闽中层层叠叠山峦之间的杜坑村如一方遗世独立的仙境，没有电和自来水，一切还是那么原始。夏天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洒向了黑漆漆的村庄上 方，坡上的稻田里隐约传来蛙鸣，稻花其实是没有香味的（确切说，只在丰收的梦里飘香）。我们在山路上一路小跑，身影追逐着前方手电筒微弱的光 芒......电影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觉得银幕里的号角声枪炮声很热闹很精彩，愈发衬托出乡村的静谧。
年少的我当然不会想到，自己会走得那么远，去了欧洲留学，最终定居温哥华。 在大城市里消耗了无数光阴后，发现最魂牵梦萦的，仍是那一片片苍翠的山林，那一条条迷离的小路，一种只要踩在乡间小路就可以到处乱跑为所欲为的心情。
在温哥华生活了十几年后，终于听妹妹说北美几十年前也流行露天电影的。北美人管它叫"drive in movies"。通常在夏秋晴朗的周末夜晚，人们在空旷地放上一块白色的幕布，观众们事先买了票，开着车子进入营地，有秩序地将车子一排排停放好。电影开 始放映时，观众们可以坐在车子里观看，同时打开车子里的收音机收听片中的对话和背景音乐，营地四周还有小吃摊和流动厕所，十分便利。据说观看露天电影是北 美六七十年代一种流行的约会方式。
今年秋天，恰巧家附近的某个营地正在举办这种怀旧性质的露天电影活动，每辆车子只收20元的门票钱，妹妹兴冲冲买了两张票，邀上朋友一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北美的露天电影。
我们两家各自开了一辆八人座的面包车，几个大人捎上五个孩子，在周六傍晚驶进了露天营地。营地的正前方摆了一个很大的白色幕布，入口处的指示牌还特定写了几个大字“FM89.5" ，提醒我们调到电台的89.5频道收听影片的对话和背景音乐。
晚上七点多钟，营地里已经停放了上百辆的车子，前来怀旧的民众很多。温哥华纬度高，已经接近七点半，电影马上放映了，天色还是比较亮的。我站在营地中央， 只见远远的天边飘着一团团灰色的厚重的云，燃烧的晚霞从云层后面顽强地透出橘红色的光芒，愈发显出天地之间的空旷和辽远， 我不禁陶醉于眼前的美景之中。我特地观察了一下，发现来看露天电影的情侣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拖家带口的。西人们显然比我们这些移民有经验，每个家庭都带了 好几张可折叠的椅子（camping chair)，摆在营地的正前方，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爱热闹的孩子们不愿意呆在车里，更喜欢坐在空地里看电影，享受野旷天低树的氛围。我们家的孩子也一 样，在车旁摆了小椅子，盯着屏幕有说有笑。我怕凉，躲在温暖的面包车里，打开收音机，紧紧盯着屏幕上的画面了解剧情。
这个周末放映的是迪士尼动画片《finding Dori》，走的是亲情路线，孩子们喜欢，大人们也觉得亲切。动画片放到一半时，天色完全黑了，车外的风很凉，孩子们的薄外套显然抵挡不了秋天的寒意，一 个个跑进车里，和我一起聚精会神地看电影。影片的后半段高潮迭起：健忘的蓝色小鱼多莉在穿越大洋来到加州海洋生物研究所寻找家园的过程中，脑中不时回闪幼 年与父母甜蜜相处的片段。她靠着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忆，找到了家，找回了父母。她的脑子在回放时，我的脑子也没闲着，想起四十年前两个舅舅轮流背着五六岁的 我赶去大队部看露天电影的情形，心潮澎湃。我们怀念某个人某段时光的时候，常常将某些场景和那个人那段时光联系在一起，将思念物化具体化，嵌在记忆的某个 小格子里。多少年后，我们以为早已忘了往事，却在一个相似的场景里，记忆的小格子突然被打开了，所有的细节如飞花洒落半空，我们在片片花瓣雨中看到曾经美 好的时光，不由潸然泪下。
我在北美的露天电影里，体验到了第一代移民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
而我的孩子是天真的，思维是香蕉人的。电影散场后，观众们开着一辆辆车有秩序地出了营地。我们几家人去了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宵夜。大宝指着餐桌上的韭菜猪红用中文问我：“这是什么？”我答：“猪血，很好吃的。”大宝马上从中文频道转到英文频道：“I don't eat someone's blood. It is like a vampire. （我才不吃别人的血呢，又不是吸血鬼）。”桌上的大人全笑了。
他的露天电影体验绝对与我不同，因为他不会知道什么是“漠漠水田飞白鹭“，什么是“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些母亲幼年时代的寻常乡村生活的画面，他永远难以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参与了他的童年，永远活在了他的露天电影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