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左派》文集

《当代中国研究》2002第二期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原载《天涯之声》
《爱思想》
2007.01.08
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说崔之元 甘阳 汪晖
2013.03.01
徐友渔：我亲历的“自由主义一新左派”之争
 

《爱思想》
郭宇宽2014.10.01
警惕"中国新左派"
何谓中国新左派
 

周尔方：中国的新左派
米西拉：中国的新左派
Enoch Caudwell：中国的新左派
2014.10.02
雷思莉·虎克：中国新左派的崛起

《我在中国论坛》2013.05.10
徐友渔：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
（也载于《爱思想》）

《独立媒体》
旷新年（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15.07.15
中国新左派的销沉（上）
2015.07.16
中国新左派的销沉（下）
 

善哉

善哉

善哉

 

萧功秦：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一、新左派出现以前的中国思想界
二、新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理念
三、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四、从话剧《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会影响
五、对新左派思想的评论
六、中国新左派的潜在政治影响
   从80年代到世纪之交的20年里，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80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90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一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就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形成了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了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当作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来认识和评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他们著书立说，在网上相互切磋，国内外彼此呼应，与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了论战，而且在论战中采取主动攻势；与新左派的活跃相比，自由派往往只是作为守势的一方加以回应。近年来，中国的新左派俨然已成为一股在学术界可与自由派抗衡的重要思潮。

     一种新思潮的出现往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面临的困境。通过对新左派这一思潮的研究，可以认识当前中国社会蕴育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本文重点分析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观点、代表人物及主要学理资源；对比新左派内的温和派与激进派，说明他们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何在，并指出新左派观点的认识缺陷；最后，将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未来中国政治可能的影响作若干预测。作为一个思想研究者，我力求尽可能客观地考察他们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及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他们追求公平的道德正义感抱有尽可能的同情理解；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谬误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思考。

一、新左派出现以前的中国思想界     

    大体上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改革初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同质性与板块性

    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思想界首先呈现出一种价值态度、思维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质性、共向性与板块性。在80年代，随着西方经典的大量引进和对“文革”的彻底反思，知识分子率先冲出“文革”时期专制的迷雾，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标。尽管各人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有所侧重，但根本价值与目标趋向上的意见分歧并不突出。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以启蒙为知识分子共识的时代。从“西单民主墙”、潘晓引起的讨论，直到电视时论片《河殇》的出现，基本上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总体上的价值、思想与观点的同质性。当时各地各大学纷纷出现的各种沙龙、校园里举办的各种讲座、人们私下的思想学术讨论，几乎都围绕着同样的话题，人们的态度与观念也出奇地一致，即反对极左路线的回潮、要求政治上发展民主、积极支持经济开放与政治改革。因此，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思想状态称之为同质性、板块性、反体制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质上属于呼吁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

    造成这种同质性思潮的原因是，在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下，青年知识分子生活于基本同质的封闭环境中，受同样的环境刺激（如“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刺激、插队落户的生活体验、对“四人帮”极左思潮与文化专制主义反感、目睹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形成的中外反差等），社会阶层差异和阶层利益对峙相对较小，这种生存条件的同质性导致了逆向心理的同质性，这正是80年代知识分子自由启蒙思潮的心理基础。

    可以说，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同质的思想解放派，都是“五四精神”的传人。当时笔者曾怀着相当乐观的态度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自中国近代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象在80年代那样，活着的整整三代人，在政治观念上如此的一致，这样一个民族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不存在其他的政治选择。我们正承担着一种令前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这种乐观信念正是基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与价值态度上的空前一致性而形成的判断。

    2. 第一次思想分化：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

    80年代中期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分化，即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虽然当时的早期自由派思想在思想解放与呼唤改革方面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一旦涉及到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时，这种特定条件下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弱点就显现出来了。正如思想史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20世纪以来的自由民主思潮是对家长制专制权威压抑个人自由而激发的批判运动；人们要求民主的愿望与专制压迫的程度成正比，而与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并无关系。因此，在这种民主思潮支配下的政治选择就是扫除专制、实现多元民主政治。知识分子普遍不约而同地接受或相信这样一个前提，即存在着一种好的制度，那就是先进的民主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西方文明模式。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如同一件好的雨衣一样，谁要避雨，穿上它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去穿多元民主政治这件好的雨衣，不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既得利益、保守势力的阻挠。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启蒙与反抗保守派。

    8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思潮中渗透着较为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因为人们只关注这种主义在道德上的价值，而较少关注这种主义有效实施的客观社会条件。这种自由民主思潮本身在逻辑上具有激进性。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的出现，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强化，自由主义思潮则日益激进化。在这种背景下，强调政治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作为对自由主义激进化思潮的反向运动而出现，前者以渐进、稳定与秩序为己任，主张运用开明的权威来主导现代化，由政治稳定来引导经济发展，由经济发展来引导社会利益分化，以利益分化来引导契约性的人际关系作为社会的联结纽带，并认为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团体之间的这种契约性关系才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他们认为，民主只有在社会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才可能在中国生根。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

    新权威主义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当时作为知识分子主流的自由民主派的强烈反弹。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未充份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并有使中国走向复旧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受到专制权威的痛苦经验之后，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权威难以避免腐化。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摆脱出来时，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说，这次思想论战关于自由与权威之争，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新权威主义相信，民主激进化将会导致权威与秩序的瓦解，并使现代化失败。相反，民主派则担心，新权威主义在理论上给予权威政治以合法性的“执照”，将使这种原应受到制约的权威不再受制衡，反而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民主派出于对专制压抑个人自由的反抗，要求建立一种具有议会精神的民主政体；新权威主义论者则出于对虚拟民主政治造成社会失序的担忧，而要求通过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开明专制所保证的政治秩序，来渐进地推进社会经济的变迁，并为未来的民主政治创造基础条件。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应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而在于以什么方法和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

    3. 90年代自由派的温和化及其与新保守主义的合流

    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到90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开始走向温和化。由于苏东剧变后激烈的政治动荡以及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实施“休克疗法”遭到失败，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激进自由主义理念的反省。他们从苏东剧变中看到，激进变革的后果并不理想，因此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面对中国如何走向民主政治这一重要问题，许多人开始采取较过去冷静、现实的态度。

    1992年邓小平作“南方讲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赚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在市场化过程中，与其他劳力者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知识能力是一种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稀缺资源（如权力、地位、名望、财富）的“资本”，所以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知识分子成为得利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一些人物，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这是那些曾积极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逐渐走向温和化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原因。这种政治温和化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前中国这种在政治保守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对民族和国家进步有利。

    光有利益上的变化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温和化，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接触并接受了哈耶克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知识分子从80年代崇尚卢梭式的反专制型激进自由主义，转而对英美式温和的中产阶级式自由主义发生兴趣。由于90年代以来激进自由主义思潮渐渐从中国的思想界淡出，80年代中后期那种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多数知识分子对权威政府已不再有过去的那种强烈对立情绪，这就使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派之争不再表现为以往那种强烈的对峙。自由派走向温和化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新保守主义相当接近，实际上已变得与新保守主义没有明显区别了，两者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构成了支持现存体制的新的社会支持力量。

二、新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理念       

    1. 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

    9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问题逐渐突显出来。一位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曾用以下一段话表达了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与前景的忧虑：“中国已经进入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过程。与拉丁美洲和泰国相似的是，这个阶层往往不是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的，而是用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总起来说，今后的5到10年将是社会不公、两极化加剧的过程。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份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群之中。”这位学者认为，中国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垄断性、排他性的特殊分利集团已经形成，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中国很可能面临走向“拉美化”的不良前景。他的这些看法引起了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

    知识分子对如何看待当前出现的社会不公与两极分化大致有3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消极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国存在的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资源的市场化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经历程度不同的“拉美化过程”；东亚与拉美的民情和文化不同，东亚国家的政府比拉美二元化社会中的政府具有更强大的经济调控功能，能化解“拉美病”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稳定高于一切，只要能维持政治稳定，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政府的有效控制的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社会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将会逐渐被克服，而任何对政治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持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维护者与自由派右翼。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往往被新左派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

    第二种是自由派里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权力腐败、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相当强烈；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不受制约而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结果；所有这一切新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旧体制，他们认为，推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但前者以为，种种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威来解决，而后者则强调，这些社会问题应当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

    新左派的意见与以上两种不同。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的现象，主张用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解决中国的现存社会问题。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被概括如下：

    首先，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按照这一逻辑，既然资本主义是社会问题的根源，那么就可以应用西方左翼思潮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如“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等），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是“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1994年有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博士曾对作者表达过一个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和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取向。

    其次，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进而倾向于肯定平均主义，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式分配，同时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再次，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义与价值。旅居加拿大的新左派人士李宪源曾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新左派人士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的“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左派的路线和思想理论并未失败，中国还是应当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据《亚洲周刊》报导，新左派学者崔之元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过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未走过的创新之路；他们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革”这类毛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2. 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

    从学术出身来看，新左派知识分子大体上可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出身的，他们更多地是以西方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资源。第二类是社会科学出身的，他们十分熟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第三类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依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观点等为理论资源，不过，此类民族主义者与前两类人在观念上未必完全一致。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大多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一些主要代表人物还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名校取得了博士学位。有学者认为，90年代末期，新左派在国内两个最具影响的重要人文学术阵地──南有《天涯 》、北有《读书》──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机会，并在国内一些重点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系科的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在海外也有一些具相当影响的网站，如《中国与世界》、《呐喊》等。

    一般而言，他们并未表现出在现体制条件下参与政治的直接兴趣与动向，而只是作为学者、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界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经亲朋介绍、与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即老左派）建立了若即若离的私下接触，前者要求复苏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老左派人士私下的赞赏。但迄今为止，从总体上说，新左派知识分子与老左派官僚之间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合流与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老左派在社会上名声并不好，新左派若公开与之合流，会损害自己的社会名声，而且在政治上此举也颇犯忌。其次，对于受过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训练的新左派博士们来说，老左派使用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陈旧意识形态话语和教义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再次，老左派的党官僚主义式教条思想模式与新左派更具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最后，多数新左派学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的意愿，因而对老左派拥有的政治资源也缺乏兴趣；即使个别新左派学人有兴趣参与政治，但老左派官僚已是退出政治中心的边缘人物，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源可提供。总而言之 ，新老左派在观念与价值上有若干可沟通之处，但他们之间迄今为止并不存在政治结合点。一般而言，青年的新左派都是一些著书立说的学者，各自活跃在思想界，并未形成有共同政治诉求的、欲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

三、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从新左派学人的思想状态与观念来看，可以发现，由于学理资源不同、价值取向上的侧重点不一、心态上或经历方面的区别，新左派学人可以被区分为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种类型。这一区分有助于研究他们未来的政治走向。

    温和型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型

    就此类人的理论资源与关注的核心价值而言，就其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来解读中国问题而言，或可称这部份学人为“后现代主义型”的新左派。此类新左派关注的重点是，国际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如何体现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他们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提出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潮流，就需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制约过度市场化的历史潮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膨胀。他们从发生于美国西雅图的有500多组织参加的示威运动中，从示威抗争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中深受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左翼珍贵传统的再现”。在他们看来，这种左翼传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弱势者的团结和国际主义，反权威、反专断、反剥削，反对人类世界的异化与商品化。他们从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对消费社会展开的批判中获得精神支持，呼吁“拒绝将人等同于单纯的消费者。”

    他们认为，左翼思潮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时代有其独特的意义。他们反对“全球化是人类的宿命”以及“贸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认为“自由贸易逻辑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一道日愈扩大的鸿沟。富者不断积累财富是以无产者的边缘化、赤贫化为代价的；富国的经济扩张是以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债台高筑为代价的。”他们重申马克思19世纪中叶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他们常常提醒读者，生命的意义在于个性的解放，马克思曾有过一个梦想，认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新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引用的上文可以大体上概括出这类新左派的基本特点，他们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角度来申张自己的左派主张，倾向于把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看作是发达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体现。

    此类新左派还主张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生活，从而防止自由放任主义对弱势民众与团体的侵害。他们对自由竞争抱有极大的疑虑，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大行其道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他们把俄国经济改革中的失范与无序化现象概括为“掠夺性资本主义”。由于他们强调国家通过干预社会来实现更为公平的分配，所以他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型”的新左派。

    由于此类新左派人士把中国当下的问题视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问题相似，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从西方引进的最时兴的新左翼思想理论的概念，如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劳动场所人性化等。他们还要求文化主权、尊重本土文化、反对文化商品化、反对西方流行的“现代性”、“后福特主义”；反对过度资本主义化对人性的压迫、反对人的异化、反对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接受一个同质的由金融和政治寡头主导的世界”。

    温和型新左派大多数是学院派，与下文分析的激进左派相比，前者的文风相对而言有些“贵族化”，往往用词艰深，一般民众很难理解、不容易对他们的高论产生兴趣，而他们似乎也不在乎民众是否能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虽然不断强调大众民主，但从未想到要如何把自己的理论付诸社会实践，从未对民众进行思想理念上的号召动员。

    应该指出，此类温和新左派中的一些思想观念有其合理性与积极作用。中国虽然是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问题确实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来理解，如果其左翼理想主义不是走得离现实太远的话，对防止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向也可起到一定的示警与纠偏作用。另一方面，他们致命的缺陷是学院派的书生气与左翼的拿来主义，实际上他们生活于“西方译语世界”中难以自拔，一位自由派人士形像地讽剌此类新左派以“后现代主义”来规范正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的方向，无异于“要瘦子减肥”以及“给婴孩发避孕药”。温和新左派对文革中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均怀有一种文化浪漫主义的审美心态，并因而产生误读。他们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也为老左的传统思潮的复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激进型新左派：民粹主义型

    与温和派相比，这种新左派在当下中国大陆更具有消极性与危险性。他们过份地夸大了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过程中某种由于脱序和失范而出现的消极现象，并把此类消极面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由于这种悲观估计，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对现实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并形成一种更具情绪化的激进的左的社会批判意识。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青年教师旷新年、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韩毓海、民间音乐人张广天（话剧《切.格瓦拉》的导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黄纪苏（《切.格瓦拉》的编剧，曾在美国某大学读过社会学）等。

    新左派人士李宪源在网站上发表的一段文字颇能代表他们的典型心态与思想：“每当我看到海外华人报刊和中外电子杂志上所披露的中国那些弱小者的悲惨境遇，那些被资本家反锁在熊熊火堆里挣扎着的生命，那些活活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女工……，读到《人民文学》上经过高度典型化概括的催人泪下的人物遭遇和命运，以及想到改革是为了使中国百姓在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而结果却是千千万万的弱小者面临下岗失业，不得不用强势者暴富者一瓶洋酒的价钱去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就觉得心里非常压抑。虽然对西方畸富畸穷的社会现象，我早已司空见惯，但一想到与西方类似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状况，发生在祖国父老兄弟和姐妹的身上时，而且恰恰是在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创造了巨大财富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就不能不深刻反思，不能不问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责任！”这一段话语充份表达了新左派知识分子强烈的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大体上看，可以把此类新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具有强烈的“底层意识”、反知识分子倾向与民粹主义倾向。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不少人或出身于社会底层，或在西方留学时面临自由竞争的巨大压力而深受挫折，从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憎恶感。他们在国内与国外多少有过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和挫折感使他们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至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这种“底层意识”使他们对知识分子精英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不信任。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的合理性，他们就由此认定，知识精英与当权者及有产者阶级已经“同流合污”，成为奴役社会大众的“帮闲”文人。

    仅举一位激进新左派人士为例，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从小受到种种不平待遇，后来在大学读书时又因自由化而再次受处份，毕业后被分配到极其落后的地区任教，生活中的种种挫折不幸使他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边缘人的反抗社会的冲动。这种心态与挫折经历十分象波尔布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底层意识使他有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情绪。因此，他在一篇与自由派学人论战的文章中居然说，“中国没有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要自由派把“化公为私”与贪污的公款吐出来云云，洋洋万言，几乎通篇是对论战对象的人身攻击与蔑视。

    当然，底层的边缘人未必都会成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样出身社会底层、然而却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青年学者对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评：“我的出身也是农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农村，我知道当代农民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们的命运绝对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他们的命运也绝对不是回归集体主义经济可以改善的，他们的命运在集体主义经济时代更惨。记忆中的集体经济时代，生产“队长”与书中的旧社会恶霸、地主差不多。他的权力至高无上，主宰队里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说给谁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说谁应当批斗谁就批斗谁，他说谁不能出门要饭就不能出门要饭（要饭必须经过他的手开证明）。农民在这样的压迫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毫无尊严和自卫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非人的待遇，我就会流泪。这就是新左派们所渴望的平等？农民所需要的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的打破了等级制度的自由。城里人再也没有权力驱赶他们，他们拥有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迁徙，在他们自己的国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动的权力，这比什么都重要。”

    “底层情结”可以把一部份人引向自由派，也可以把另一部份人引向激进的新左派。后者认定，自由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底层社会的严重问题，只有左翼的平民革命才能使下层民众得到自由。在他们看来，对于充斥着土豪劣绅式的农村干部与地痞流氓的社会，温和的自由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左派的平民革命理论才最能充份表达“冲决网罗”式的激情。这种心态与思想早在20世纪初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中就出现过。海外一些新移民中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他们移民西方后始终处于社会边缘，有一位人士说过，他的新左翼思想是与西方资本家对他的剥削所给予他的个人刺激有关。正因为如此，一位新左派激进人士就有了如下极端主义思想：“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批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人，他们实质上是要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毫无人性的奴隶制，要实行法西斯主义。因此，与其说我反对自由主义，与其说我反对资本主义，还不如说我反对奴隶制，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权威主义化和法西斯主义化。让我们守住1789年的阵地，让我们守住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阵地，在这个阵地前写着：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不能从这些历史进步的阵地上永远后退。”

    他们对知识分子主流表现出极度蔑视的同时，却把民众视为天生纯洁的、优秀的、没有受到污染的，认为民众天生具有革命精神。这种激进新左派因此能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革命观，即“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种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北京2000年上演的《切.格瓦拉》这部充满新左派思想的话剧中得到了充份表现。剧中以“脚”自居的伐木工人愤怒地斥责和嘲弄以“脑”自居的劳心者的理论；在剧作者笔下，那些自以为是在为民族争取奇迹般的发展的知识份子，都不过是特权阶级的帮凶，或者简直就是新式的压迫者本身。

    他们从“底层意识”出发来理解毛泽东，从而把毛泽东完全诗化为平民主义革命“圣人”；他们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乌托邦思想，对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却没有丝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们事实上对真实的毛泽东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在被他们诗化的毛泽东身上寄托自己的文化浪漫主义。这一点可从《切.格瓦拉》一剧的导演张广天以“一个红小兵”的身分所写的“在毛泽东灵前”的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

    其次，他们具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其中部份人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使他们比那些进入中产阶级的成功的留学生更深地体验到西方社会的消极面，这使他们在情绪上无法接受中国将成为西方式社会的现实前景。例如，《切.格瓦拉》剧作者黄纪苏曾在美国留过学，他在与作者的讨论中谈到过其个人在美国的体会：“你坐在美国餐店里一连18个小时洗盘子时，望着堆得高高的盘子时感受到的美国，与在餐厅柔美低沉的音乐声中感到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这种切身的体验投射到中国现实中，形成了一种激进的左派信念。虽然温和派左派中的一些人也有反西方情绪，但远不如后者表现得如此强烈而深切。

    第三，他们往往秉持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由于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从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为“非正即邪”的两极。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人民的一边，结果，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只能被理解为“道德上的邪恶”；并进而认为，对于“邪恶势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坚决斗争。这种专制式思维方式使他们在心态上极不宽容，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例如，旷新年甚至用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来攻击自由派知识分子。实际上这已不是单纯的个人学风问题了，它反映出激进左派特有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的通病。当年蔡和森在法国留学时，称中国必须有一场针对那些拥有10万20万小资产的小资产阶级的俄式革命，在思想方法上这种观点与上述的正邪两极分类法有关。波尔布特式的革命激情与他们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与他们的激进左派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此类人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情结。一则渊于左派共产党文化在潜意识中的积淀，在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尤其是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贫富分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劫富济贫的平均主义观念激活了共产政治文化中的这种传统因素。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暴民政治革命发生的思想机制，就此而论，他们可以说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第四，他们具有类似于雅各宾党人的民众动员冲动与暴力崇尚。由于激进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层意识、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以西方为邪恶敌人的斗争意识，他们往往具有动员民众来实现“公平社会”的强烈意愿。可以说，此类新左派人士骨子里有一种暴民政治的革命倾向，一种底层革命意识，一种诉诸于民众动员的内心冲动。他们的文章中充满了早年共产革命的种种语汇与符号。

    这一点与那些认同“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温和派不同，前述温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学校园里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具有“贵族化”、“精英化”与书斋式的学院主义倾向。而民粹主义新左派大多出身于底层的经历与在他们在西方的挫折感，则使他们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员冲动。民众的情绪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他们甚至相信，中国受资本家剥削的大众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如果说温和派左派在艰深的理论世界中乐此不倦，那么，激进左派的文风则相当通俗，他们中有些人如黄纪苏，更愿意采取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也从大众的情绪反应中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找到切.格瓦拉这个历史人物作为他们的偶象也就决不是偶然的。国外激进新左派与持不同政见的底层工人也已找到了某种结合点。当然，由于国内激进新左派深知大陆政治游戏规则的限度，这种与民众结合的迹象并不存在。

四、从话剧《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会影响     

    2000年4月至5月，在北京小剧场上演了话剧《切.格瓦拉》，此剧的上演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极大轰动。据称，《切》剧一共上演了37场，平均上座率达120％，共接待了10,000多人次的观众，有时剧场过道里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演出真正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度。十几个大学生甚至专程从沈阳赴北京来看话剧。有的观众泪流满面，连看两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5、6场，有的甚至连看12次。演出时往往全场情绪激昂。它的上演标志着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学艺术的舞台，走向了民间。观众的主体是北京的大学生、离休老干部与老左派人士。虽然此剧的演员是有报酬的，但主创人员黄纪苏、张广天则不收报酬，以表示要身体力行左派无私奉献的精神。该剧上演后，官方一方面认为该剧的题材本身“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则认为剧本在题材的理解和发挥上“有问题”，因此允许该剧上演、但不予宣传。自由派知识分子则与新左派就这场话剧展开了论战。

    切.格瓦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左翼革命符号意义的历史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他出任银行行长，制定了废除货币政策、要求人民必须义务劳动等方针，要以此方式来发展经济，他还主张把懒散的工人送到遥远的集中营作为惩罚。如果他的政策得以推行下去，他很可能会成为类似于波尔布特式的人物。波氏后来在高棉实施的供给制、废除货币、消灭城市与商店、推行不吃闲饭运动以及种族灭绝罪行等，与格瓦拉的思想同源同宗。幸而，格瓦拉的作为被卡斯特罗纠偏，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格氏于是感到失落与无聊，便断然出走，再度投入丛林，挺进玻利维亚打游击并在一次战斗中为理想献躯。

    笔者曾在北京与剧作者黄纪苏交换过看法。笔者指出，有人认为，格瓦拉是来不及犯错误的波尔布特，如果格瓦拉死得晚，他就是波尔布特；如果波尔布特死得早，他就是格瓦拉。黄回答说，他看重的是格瓦拉的符号意义，格瓦拉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力量，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来说，格瓦拉的精神是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消毒剂。笔者又问，如何解释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黄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失败是一回事，但社会主义的价值是永恒的，这是另一回事；乌托邦有其存在的价值，他心中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平等、没有剥削、没有虎狼式的竞争的、充满人道的社会。他认为，要想追求一种更人道的生活，就不免要背离4,000年虎狼之道的经验，常常落入无所依傍的尴尬境地。

    黄纪苏曾在一篇网上文字中说明过他为何要歌颂格瓦拉这个人物：格瓦拉的第3次出走，即从古巴回到南美丛林打游击，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格瓦拉身上有一种与命定的规律相抗争的道德力量。一般人的理解是，一切主义都在必然性与规律面前俯首，因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在格瓦拉看来，如果规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才显示出真正的伟大；我们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社会，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律与必然性，正义高于规律。

    为什么话剧《切.格瓦拉》会有那么大的魅力？支持这部作品的评论者指出，它体现了对市场经济世俗化潮流的抗拒以及左派的浪漫理想主义精神。该剧通过格瓦拉所体现的以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派原则，来突显中国选择全球化、市场化与世俗化的道路是错误的。剧中的正面人物以讽刺的口吻来抨击WTO、“致富的头班车”、“旧世界的移民申请表”，这种新左派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世俗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很多观众都能认同格瓦拉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一位青年观众说：“这个戏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让我看到不平等、压迫永远也无法阻挡正义的声音出现──这是一种启示，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这一点恰是新左派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所在。

    然而，该剧还有着剧作者本人没有意识到的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该剧具有一种反叛现存秩序的民粹主义倾向。该剧最核心的内容是，把世界划分为两类人，即富人与穷人；富人意味着道德败坏、堕落、邪恶，穷人则是善良、纯洁、道德高尚的；穷人革富人的命是天然合理、正义的。这一主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穷人革富人命的思想，与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对官方来说，该剧以文艺的形式、由民间自发创作、宣传赞颂了共产党当年的革命理想，因此有利于宣传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此剧能获准上演的原因。该剧的革命符号使它获得了生存的保护伞。另一方面，这出话剧站在穷人一边反对富人，并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与革命正当性作鼓动和辩护，而当下的中国恰恰是贫富两极化、富人与穷人阶层的对立日益明显的不公平的社会，这出话剧对革命暴力的赞颂实际上具有以革命方式来实现平等的政治倾向。

    有评论指出，该剧同时还宣扬了这样的观点，穷人反对富人虽然是恐怖血腥的，然而却是神圣的，剧作者还写下了这样的台词，“同意的请过来，反对的请拔枪”。剧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动辄就要诉诸武力，不惜以肉体生命相搏，他们根本就不屑于听取任何反对者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反抗压迫和掠夺，可以不计后果、不论成败，对一切不革命者均应打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切.格瓦拉》可被视为民粹主义新左派（即激进新左派）在革命符号下登堂入室、走上社会舞台的表现。它所体现的以暴易暴的情绪与价值倾向，将在未来中国现实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影响力。

五、对新左派思想的评论     

    在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历史中，正是主张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力量的斗争，才促使资本主义得以在受到挑战的过程中立法以保护民众利益。在今天的中国，从思想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新左派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他们对市场竞争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并显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强调社会公平的理念与价值方面，在研究如何发掘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原有的思想资源与政治遗产的合理性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然而，当下中国新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龄很轻，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左的专制政治没有切身体验，因而对左的东西中内含的专制基因不会有深切的警惕；而他们对市场化过程中的失范、两极化、腐败之类现象却有更深切的感受。由于他们把所有这些转型过程中的消极现象简单地附会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也就把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左派理论顺理成章地拿来批判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其结论是反改革、反开放、反对中国走全球化道路、反对中国与世界接轨。由于新左派主张抵制中国20年来整个民族经过痛定思痛的反省形成的历史潮流，可以说他们的理论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最保守的理论。正如一位自由派学者所指出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天冷大家都容易感冒，你是不出门呢，还是把身体锻炼好？为了防止感冒是应该去改造天呢还是改造自己？答案事实上是非常明确的。”

    新左派的思想谬误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正如一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新左派所采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种西方的理论或观点（包括官方的马列主义和西方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然后针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对策。大体而言，理论资源取自西方的成品，讨论的问题则直接出于对中国现实（特别是政治现实）的关切，这是新左派思潮文字的特色。新左派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中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后现代主义是针对发达西方国家晚期资本主义过度膨胀而提出来的。这位学者指出，新左派是“把外国环境中因特殊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作解释中国问题的权威，而不知道西方观念与口号所代表的内容的全部复杂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对应的东西。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拿来变成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口号”。这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

    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批判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中国的学人不顾时空的差异，一古脑儿地将西方左派学者对西方社会的诊断移用到中国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中国的问题究竟是过份“现代化”了、过份“资本主义”了，还是根本没有实现市场经济、尚处于被权力所支配的“伪市场经济”下？新左派显然把两者混为一谈了。西方新左派在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其贡献，他们代表了对主流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中国的现代化尚未实现，结果新左派的“反现代性”所起的往往是为旧制度复活助威的作用。这种“错置具体感”使新左派找错了批判对象，他们把账算到自由派身上是不公正的。因为，自由派中的多数人也反对因权钱交易而形成的社会不公正；他们所主张的私有财产神圣，指的是合法所得，而不是贪污腐败的“收获”；他们认为，目前的分配不公，与其说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发展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这些可被称为“后发展综合症”的一种表现。新左派用反资本主义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来批判中国目前的改革中的脱序现象，实际上是找错了靶子。

    第二，文化浪漫主义的谬误。浪漫主义就是主体把审美的愿望投射到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对象上，通过对该对象的诗化的理解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心理上满足内心未遂的愿望，以获得一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新左派把一种与现实中的弊端相反的价值，如与现实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等价值，不自觉地投射附丽到“文革”或格瓦拉式的社会主义上去；通过这种审美的愿望投射来宣泄对现实弊病的不满，并寄托自己在现实中未遂的理想，并由此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审美的升华”。于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钢宪法、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就都成为这些并未亲自体验过“文革”的新左派寄托宣泄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的审美对象。当处于一种文化的困境之中时，人们特别容易在想象中把另一种在形态和价值上相反的文化浪漫地美化，以为那就是美好的天堂。这很像一则安徒生童话，有一个人总是说中世纪如何好，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真的回到了没有路灯、满地泥泞而又充满私刑恐怖的中世纪，于是他发现那才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世界。新左派要把中国引到市场经济以前的中国去并美化“文革”，正是出于对现实的社会分化的不满心态而产生的对公平社会的愿望投射。这恰恰是典型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当然，新左的文章作为思想史资料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他们实际上重演了一段喜剧式的20世纪初期的左派观念发生史。他们把左派最突出的弱点，即把某种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并予以反历史的美化，以漫画的方式发展到了极端和荒谬的地步。然而，新左派以审美的浪漫体验来解读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审美感，他们还要以这种浪漫化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重建社会公正，这就危险了。

    第三，完美主义谬误。这里说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指的是那种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之满意的人们。不完美是经验世界的事物的常态，也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新左派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实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更真实、更本质的“第一原理”，这种“第一原理”源于他们头脑中的道德理想。当他们以这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东西为参照点，来观照现实、评价现实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种先验的、理性设计的社会工程蓝图来重建一个新世界。

    从历史经验来看，公平是人类可以渐进地实现的理想，是可以通过努力逐渐逼近的目标，但人类决不可能根据一种“公平”的道德观演绎出的“第一原理”来构建一个全新社会。因为“第一原理”与人类的经验无关，只与人们的道德理想有关。如果以此虚幻的原则来重建社会，社会就会变成怪物。例如，根据某种理想主义设计出来的计划经济模式，看上去似乎颇符合克服“社会不公”的意愿，但在实践中计划经济却导致另一种不公正，即以集体名义进行的专制独裁和权力者私欲对社会造成的更大的不公；设计计划经济社会的人们也未料到，这样的体制由于抑制竞争而扼杀了社会活力，最终也拖垮了自身。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教训。市场经济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都不是完美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会导致贫富分化，可以通过法制建设和渐进的改革尽可能地避免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分化的祸害。而左派的完美主义者则相信，有一种人为设计的“完美”的平均主义社会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样，他们实际上是抛弃了人类的集体经验，以理想主义来代替现实了。新左派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左的激进主义已经被百年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失败，中国人决不会选择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会在国人中、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们自以为是为中国下层百姓请命，但中国的民众并没有因噎废食地认为，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下岗失业，就应该拒绝改革开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去。他们只是对竞争过程中缺乏法制与无序化表示了不满，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样，为了公正而根本拒绝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无疑是南辕北辙。

六、中国新左派的潜在政治影响      

    80年代未期，社会的自主空间相对较大，各种讨论会、讲座与沙龙活动层出不穷，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也吸引了社会各界与校园学生的普遍关注；知识分子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居于社会中心的地位，曾使那时的当政者对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与观点表示出相当的兴趣。90年代以来，情况完全改变了，以技术官僚为主的政治精英支配着决策过程，知识分子则基本上退到了社会政治舞台的边缘。这类政治精英以技术专家的思维与逻辑来考虑国务大事，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关怀并没有多少兴趣。在目前政治参与受到严格控制的威权体制下，既然人文知识分子与决策层之间缺乏思想沟通的渠道，那么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争论对决策者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从社会影响面而言，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争论的影响也并不大。90年代以来，社会已高度分化，人们忙于经营自己的事，关心思想理论的人较少。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派，他们与普通民众都没有经常联系和沟通的渠道。他们之间的论战局限于互联网、以及部份发行量并不大的知识分子期刊与书籍中，双方甚至很少有面对面的交流与辩论。社会上对此场争论知之者并不多，知识分子论战者们的听众远不如80年代中期。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互动没有长远的影响。可以预料，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可能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种政治前景：与社会多元化相对应的思想多元化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在当下的威权体制下，均具有长期合法存在的条件。因为这三种思潮各自所强调的价值分别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某些部份一致或重合。例如，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等，在这些方面与政府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无疑起到了自发地加强共产党意识形态符号的政治作用，因此是政府乐于看到的；而新保守主义对秩序和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对自由派的政治西化的批评，同样也能得到政府的赞同。但另一方面，这三种思潮的另一些观点又与官方意识形态体系的其他部份相矛盾。例如，自由派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与政府的威权主义形成了矛盾；新左派对毛泽东的平均主义的认同，则与邓小平的“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模式相对立；新保守主义使用的权威主义话语，以及新权威主义对自由主义目标的认同，与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无疑也有种种不一致之处。

    这三大思潮与威权政府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使政府将受到来自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压力与挑战：自由派以政治改革与建立法治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这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的色彩。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未尝不是对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与进步的一种积极的平衡。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更重要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份条件；而90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若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的右翼，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转化而来的新兴官僚集团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自由派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人权自由与法治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更符合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为他们所认同。这样，三种思潮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要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思想和主义，并可以在这些思想和主义的旗帜下聚结成政治党派，在多元的政治党派的游戏规则下争取自身利益与权利。如此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多元民主就有了社会条件与思想条件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种政治前景：左派与边缘人结合的可能性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出现重大的危机与断裂并引发社会矛盾总爆发，这将会让激进的新左派有机会以其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社会矛盾，把中国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掠夺性两极分化，并再次象20世纪初那样要求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总矛盾。那些现代化过程中的失利者、绝望者和下层民众最易接受的将不是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而是新左派的平均主义的公平观。

    在这个过程中，新左派中的那些温和派（即“后现代主义派”）由于与底层利益没有关联，将会逐渐失去其社会影响力。如果新左派中的民粹主义派不断壮大，其“底层情结”又很容易取得绝望的下层民众的青睐，这可能使民粹主义新左派在中国鼓吹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革命。虽然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乌托邦实验只能导致整个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但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的记忆是灰色的，人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20世纪政治动荡的周期性循环又将再次开始。

    然而从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21世纪是一个消解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的世纪，新左派很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中形成气候。此外，在现行条件下，当局有足够能力来抑制事态的恶性发展，中国社会出现现代化断裂的机率不会很大。

余论：新左派与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

    在现代历史上，有两种人起着重要作用，一种是中产阶级，另一种是知识分子“观念人”。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选择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谓的“观念人”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对应的职业概念。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受过系统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社会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任的道德使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他们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又会导致他们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工程兰图来改造社会，并会出乎他们意料地给整个民族带来无穷的苦难，其结果就会印证严复曾在20世纪初对新进青年所作的不幸预言：“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成于好人者深。”

    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份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人”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这些国家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是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然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俄国、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中，知识分子“观念人”在社会历史中却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以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后一类国家之所以产生大量“观念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明显，少数受到教育的精英与广大没有受教育的下层民众的两级对峙导致精英与平民的分野，一些知识精英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形成一种“舍我其谁”的精英主义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因拥有知识运思能力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因人文价值的执著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作出根本性整体性解决。如果这个社会恰恰又有许多困难、矛盾与无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与思辩能力的知识精英们就会充当政治运动的发动机。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观念人”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政治中总会起那么重要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观念人”一旦取得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力，他们就会以自己的理念来改造社会，其结果往往会因不切实际而导致消极后果。

    在中国当今的社会里，存在着两个相反的过程。一方面，发展中的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极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其他种种矛盾，为新的知识分子“观念人”的出现（新左派就是一种相当典型的“观念人”）提供了适合的温度与土壤，使他们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对社会进行总体诠释的巨大机会。他们力求争取话语霸权、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就有了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中国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务实的中产阶级的相互补充与支持。若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在保持其道德热情的同时，又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若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能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观念人”的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民族的前途，这样的社会无疑是更有希望的。

 

旷新年（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15.07.15
中国新左派的销沉（上）

破土编者按：大约二十年前，大陆思想界开始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争论，而这一争论也直接设定了当下中国的思想分野。然而，无论是在原来的「新左派」，还是在「自由主义」阵营，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两个阵营内部都在发生进一步的分化。本文是这场争论当年的主要亲历者旷新年教授反思中国「新左派1」的兴起背景和当下处境的新作。由于本文较长，破土将分上下篇刊出。在上篇中，旷教授认为新左派的兴起是对世界新自由主义潮流影响下的极端市场化的一种批判，它是一种「现代性的反思」的知识。而在下篇中，旷教授将会对当下的部分新左派提出反思和批判，敬请读者关注。

思想产生时是温柔的，衰老时是残暴的。

——《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

引 言

在奥威尔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一文后面有这样充满讶异的评论：「奥威尔还谈论过这个。」人们只知道奥威尔写过描绘史达林主义统治下的极权社会主义景象的《1984》，却不知道奥威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实正因为奥威尔不仅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接触了苏联的政治，因此才能写出《1984》。可能更不会有人想到，那个被萨瓦托称为「作家的作家」[1]，那个充满了精英意识，敌视共产党政权，被萨特称作「资产阶级的看门狗」，而在中国被视为纯文学神话的博尔赫斯，竟然曾经写过一部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诗集《红色的旋律》[2]。博尔赫斯说：「1917 年时的共产主义信徒与现在的共产党人不能溷为一谈。现在的共产党人是俄罗斯帝国的拥护者, 而在那时, 我们把人们叫作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博爱关係, 是一种不分民族, 没有战争的境界。」[3]

美国被认为是民主的象徵，按照列宁的说法，美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博尔赫斯认为，民主为惠特曼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惠特曼肩负起了为美国民主这个新的历史事件撰写一部史诗的任务。」[4]同样，共产主义也为聂鲁达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并且使聂鲁达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飞跃，使他由一个小诗人变成了一个大诗人。博尔赫斯这样说起共产主义与聂鲁达诗歌的关係：「起初他老是写一些无聊的言情诗……但是加入共产党后，他的诗作变得十分有力。我喜欢作为共产党诗人的聂鲁达。」[5]

雅斯贝尔斯曾经回忆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已处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是毁灭也罢，新生也罢——都已经被人们预感到了。」[6]20世纪一开始，资本主义和整个西方文明一起走向了没落和末路，而共产主义则意味着新鲜的思想、灵感和未来。因此，毫不意外，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和最伟大的艺术家毕卡索就是一个共产党员。20世纪，出现了红色的30年代，知识份子普遍左转，罗曼·罗兰等着名的知识份子即使看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变质，却仍然不忍对苏联提出公开批评。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联繫在一起的是低效、匮乏、迫害、恐怖、罪恶，甚至邪恶。社会主义受到诅咒，而资本主义则成为了美丽的天使。正像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马列主义教士恼怒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以为没有这种外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污染」，我们就可以安然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同样，在那些新自由主义改革家和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吹鼓手看来，如果不是马克思，我们早已经进入了自由和繁荣的天堂。我们与天堂只有一步之遥，中间只隔着一个障碍，那就是马克思，因此，新自由主义派驻中国的大使张五常忍不住咒駡：「最蠢不过马克思。」

1961年，德国（西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一部进步史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份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麽，只是想像，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鬱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但这一切消失在赫鲁雪夫先生威胁性的讲话之后，移至铁幕之后，便变成了可怕的幽灵。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儘管东方世界宣佈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的远景更为複杂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7]

上篇 大历史：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义

在《启蒙的命运》一文中，许纪霖不遗馀力地讚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启蒙主义对于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挪用：「启蒙派避开了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这类敏感的意识形态概念，他们借助当时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叙述为一种中性的、可以以一系列技术参数加以量化的现代性指标，或理解为帕森斯所描述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三大特徵，从而使这一具体语境中的历史诉求具有了超历史的普遍主义性质。」[8]然而，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并非中性的理论，而是美国冷战的武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徵。[9]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借用德国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思想，但却消解了韦伯思想内涵的巨大张力。许纪霖把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视为一种中国知识界自主的思想活动，完全忽视了它的国际背景，陷于一种「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幻觉。任何概念、理论和思想必须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真正获得理解。

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知识和思想转型并不是一个孤立和偶然的内部事件，而是和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和事变紧密地联繫在一起的。实际上，整个中国20世纪思想和知识的转型都不过是世界历史分流的一个结果。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思想和世界思潮是完全同步的。1919年以后「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和1979年以后「美国梦」、「回归主流文明」，是和20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正好一致的。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个是20世纪上半期以1929年美国市场的崩溃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转向，一个是20世纪下半期以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崩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全球化。20世纪中国思想和知识的更替正是与这两次转向紧紧地联繫在一起。

只有通过物件才能认识自己。每一种思想都有自己的思考物件和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国的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内部分化的产物，它将新自由主义作为自己批判和思考的对象。为了理解新左派，必须理解20世纪90年代成为思想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而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又必须瞭解20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尤其是其历史主流——社会主义运动。

1895年，刚刚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对中国知识份子产生了巨大而强烈的刺激。甲午战败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开启了中国向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向西方文明的转型经过了三个阶段和三种仲介：第一阶段是以戊戌变法为标志，日本明治维新成为中国转向现代西方文明的样板和捷径。第二个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份子发动了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取向、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虔诚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然而，这时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欧洲发出了「西方的没落」的信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沦为了废墟，1929年美国市场的崩溃使资本主义走到了死亡的边缘。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处于危机和崩溃状态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份子看到了新的文明的曙光，因此，「反西方的西方」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成为中国转向现代西方文明的新的选择。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全球左翼运动从高潮跌落，而长期默默无闻，处于西方思想边缘的以反社会主义为职志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思想主流，1979年和1980年，柴契尔、雷根先后在英美上台执政，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私有化改革，形成了「华盛顿共识」。中国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以美国的思想和知识为仲介，中国展开了向现代西方文明新的转向。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理论和70年代开始在西方知识界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中国精英的知识时尚。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思想、知识和制度的朝圣和膜拜。改革开放伊始，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弗裡德曼在中国受到隆重礼遇，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9年，美国市场崩溃，资本主义遭遇了危机和破产，全世界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向，形成了「红色的30年代」。1989年，柏林牆倒塌，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市场化、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时代主潮，20世纪最后十年形成了新自由主义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又一次遭受挫折，西方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台湾《思想》杂志2012年第20期刊载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论哈耶克经济思想及其精神的现实意义》的文章，从哈耶克的观点出发，作出了「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诊断。朱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维琪解密这三个历史事件使自由主义从辉煌回归暗澹。2001年「911事件」全面刺激各国政府权力扩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以进一步强势干预市场经济的机会。2010年发生的维琪解密事件严重颠覆了美国在大众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国家的形象。[10]奥威尔的《1984》曾被视为对史达林主义和苏联体制的描述；但是，斯诺登揭露的美国的全球监听使得《1984》成为美国的寓言和一面镜子。但是，朱文将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称为「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视野是极其狭窄的。实际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次小小的反动。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潜移默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识，不仅影响政府决策，而且佔领了媒体和大学讲堂。就像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为一个中国梦一样，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梦。2014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称美国还将统治世界一百年。奥巴马的讲话虽然顽强地表现美国的强大，实际上却恰恰反映了美国的衰落和虚弱，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看到了它统治世界的尽头，因此奥巴马的讲话标志着美国的一个历史转捩点。而在另一方面，在现代世界上长期受到外来侵略和强暴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即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世界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溷沌时刻。西方的思想和知识已经失去了示范和导向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进入了一个四顾茫然的时代。

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不过，怎样理解自由，尤其是怎样实现自由的目标却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分歧和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思想路径与思想派别。马克思曾经通过一位美国白人奴隶主在英国的遭遇，这样充满讽刺地描述过自由的悖论：「这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某绅士一样，这位绅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黑人而被伦敦法官判罪，就极为愤怒地大叫：‘这裡不许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说是自由的国家吗？’」[11]马克思的这一描述是对米塞斯、哈耶克、弗裡德曼等新自由主义者的有力质疑和鞭挞。而林肯签署的《解放奴隶宣言》用人权颠覆了产权,是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的严重挑衅。

在冷战的背景下，人们普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然而，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说，社会主义思想是从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和理论——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新自由主义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张五常以及当今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纷纷诋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然而，这些数典忘祖的无赖不知道，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正是由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米塞斯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蓝图构思与设计也并没有超出傅立叶的假设。[12]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遗产的继承、总结和发展。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月刊《启蒙》杂志上发表的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裡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13]1985年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最权威的教材——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所着《经济学》第12版中这样写道：「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4]一方面，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出发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内部，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之上，社会主义革命也只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心像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19世纪，由于欧洲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推动，自由主义越来越趋近社会主义。自由、平等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最基本的议题和口号。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巨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着作中对资本主义不吝讚美之词。马克思是现代性和全球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创造了自由，但是，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19世纪，社会主义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自然发展趋势。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採取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自由主义自由和平等的目标。19世纪末期，让·若雷斯（Jean Jaures）认为，「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逻辑结果」。[15]处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英国的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现代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平等争取自由，争取自由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平等的斗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协调的，每一个真诚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16]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像王尔德这样前卫的唯美主义艺术家毫不意外地汇入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最有名的着作《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开头写道：「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17]他在1949年发表的《知识份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感歎：「知识份子中间经常是那些更活跃、更聪明、更有创见的人，最有可能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它的反对者往往是些没有多大分量的人。」[18]站在20世纪历史的开端处，德国共产党的优秀领袖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用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高度概括了历史的选择：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野蛮。20世纪，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被社会主义涂改得面目全非。尤其是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经济学领域发生了着名的「凯恩斯革命」。1936年出版的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划时代的着作。「从此以后，经济学就不再是以前的经济学了。」[19]凯恩斯通过对传统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学说的修正，引入国家干预，拯救了资本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溷合经济」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将资本主义经济称作「溷合经济」。萨缪尔森基本上认同加尔布雷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这个新世界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由溷合经济佔有统治地位的。」[20]这是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哈耶克所面对的历史，也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出发点。20世纪，社会主义成为了哈耶克被迫面对和思考的主要对象。哈耶克将反社会主义作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所面对的是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换的浩浩荡荡的现代世界潮流。

和哈耶克同属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出版于1927年，原名《自由主义》。在该书附录二《关于「自由主义」这个术语》中，他抱怨，当代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思想史不得不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东西是矛盾的。几乎所有自称为自由主义的人都拒绝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他在该书附录一《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献》中指出，「自由主义这一名称也常常被理解为温和的社会主义。」他所描述的米尔的思想进程清晰地体现了19世纪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过渡：「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的追随者，特别在其晚期，他在妻子的影响下，充满了怯懦的妥协精神。他慢慢地滑进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没有思想的大杂烩的始作俑者……不透彻地研究米尔，就无法瞭解最近两代人的历史。因为米尔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辩护士。他以充满热情的缜密的思维提出了所有能够用来为社会主义辩护的论据。在米尔之外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的着作家们——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都显得无足轻重。」[21]米塞斯和哈耶克特定的思想背景值得我们注意，其思考的前提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野蛮和危机，相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潮流对资本主义改造的后果。同时，米塞斯所描述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和发展脉络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为了理解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必须将其回置于具体的思想语境之中。新自由主义是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主流的一个反拨。它向採用政治手段调节财富的福利国家开战。它要求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从而走向极端的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市场主义。它构造了一个纯粹的市场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裡，自由贸易成为最高原则和唯一法律。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裡德曼的市场乌托邦裡，自由贸易没有任何边界和禁区，包括毒品贸易。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彻底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造成对于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的一个反动。因此，当我们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应当将它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主流区别开来，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小宗派，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它恰恰是对在时代潮流冲击下不断调整和修正的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反拨。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对抗苏联和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在共产主义的故乡和社会主义运动最强大的德国兴起了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运动，这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然而，我们许多人不知道，希特勒的故乡实际上是奥地利，并且除了希特勒，在德意志奥地利还产生了一个着名的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和纳粹主义都是对于20世纪强大的社会主义潮流的一个反应。[22]米塞斯对法西斯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评价：「法西斯主义及其类似的独裁努力完全是出于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它此时介入了欧洲的生活，是为了拯救欧洲的文明。法西斯主义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23]奥地利学派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在对现代自由主义潮流的批判和否定中，新自由主义设立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支点：第一个是私有制。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的第一章《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中指出：「用一个唯一的词彙就能概括自由主义的纲领，这就是：私有制，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24]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与他所描述的现代自由主义普遍拒绝拥护私有制的潮流是针锋相对的。第二个就是在自由的目标下对平等的否定，这同样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潮流背道而驰。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口号，但是，对于自由与平等以及私有财产的不同看法造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米塞斯说：「分析旧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纲领之间的区别，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是看它们如何理解平等问题。」他对19世纪以来现代自由主义受到社会主义影响深表不满：「但是，社会主义者却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每个人的经济收入都平等起来，做到这一点，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废除世袭特权、废除等级制还不够，还必须彻底消灭私有财产这个最大的、最重要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实现自由主义的纲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由主义最终引向了社会主义，引向了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的轨道。」[25]现代自由主义主张将资产阶级的自由扩展成为所有人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越来越与社会主义趋近。他们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或者，没有平等，就没有普遍的、真正的意义上的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一种是包括从美国的罗尔斯到英国的伯林，从英国的凯恩斯主义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一种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即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世界知识和思想潮流的否定和反转，主张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思想的辩证法和思想的迴圈。凯恩斯主义的溷合经济和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北欧广泛地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而造成的福利社会并不是哈耶克所说的一条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这一已经成为知道分子们的口头禅的口号完全是耸人听闻。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论战中败下阵来，因此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并且使他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26]哈耶克和米塞斯生长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很长时间内，他们的思想极度边缘，默默无闻，甚至米塞斯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根本找不到正式的教职。直到左派政治衰退之后，1974年哈耶克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柴契尔在英国执政，随后在美国雷根上台，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成为新的时代潮流。1989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之后，作为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哈耶克才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把苏联描绘得一团漆黑，把苏联的计划经济描述为低效的，把苏联社会描绘为人间地狱，这完全是对苏联的一种妖魔化。苏联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是成为了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它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还不如说是盗版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然而，即使是名誉尽失的、失败了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也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增加什麽荣誉，资本主义即使在失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面前也没有丝毫的政治、经济、道德优越感可言。与苏联社会有过密切接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如是说：「在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事业的机械化中已经获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生产方面有了巨大的收穫，而且尤为重要的，正在创建一个真正工人的共和国，而且随着而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标准也有了突出的提高。但是人们也可以找到证据来支援这样一种看法：即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变成一个政党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然后又变成一小群官僚对于这个政党的专政，直到后者为着要维持权力，而採取已被推翻的沙皇专制政权所用过的一切压制的措施，并且在执行中又大大改进了技术技巧。」[27]如果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如果用资本主义的效率标准来衡量，则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并不是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自由和民主、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通过「自由高于民主」和「效率先于公平」的口号和策略否定民主和公平。在市场化的旗帜下，中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导致的抢劫资本主义和全面腐败，严重损害了中国工农的利益。「新左派」这个名词的出现是在1994年。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发表，被形容为一场思想地震，成为新左派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1998年，上海一位文人在《南方週末》上宣佈「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引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了中国青年的急剧左转。2000年，黄纪苏编剧的《切·格瓦拉》的上演成为新左派思想活跃的一个重要标志。2003年创办的乌有之乡应运而生，成为了新左派和泛左翼的一个重要思想平台。

新左派之所以新，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左派而言。新左派和自由派原本同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阵营。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分化的结果，起源于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批判与反思。90年代新左派的出现带来了知识的重要转变。如果说80年代普遍性的知识是「追求现代化」的话；那麽，90年代，一种新的知识随着新左派的产生而登场，这就是「反思现代性」的知识。80年代，李泽厚和新启蒙主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诠释是「救亡压倒启蒙」；90年代，新左派则提出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概念。美国学者德里克将毛泽东的文革称为「对现代性的绝望抗争」。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二战后期曾经在苏联居住，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人有过密切的交往与深入的交流，对苏联社会有深刻的认识。1946年，伯林在致安格斯·玛律科姆的信中写道：「不过在我眼中，苏联就像一所制度严苛的英国公学，好比威灵顿公学。它不是一座监狱，也不是一间劳教所，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骇人听闻的限制，但确切说又不像监狱犯人。不过别的一切都恰如学校。」[28]伯林思想工作的物件和反思的主题不仅是苏联和革命，而且也包括启蒙运动。伯林称苏联不是一座监狱而是一所学校这种有趣的说法，使我联想到一系列有关启蒙的意象和文献，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正是学校这一意象使苏联将社会主义和启蒙的形象重叠在一起。同时，我们还联想到，哈贝玛斯将现代性称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而按照斯诺《两种文化》一书中的说法，要实现现代化，只要培养大批工程师就可以了，而他告诉我们，苏联是工程师最多的国家，史达林甚至将作家也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如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规划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启蒙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规划一样，伯林的苏联不是一所监狱而是一所学校的比喻深刻地道出了苏联政治的秘密。因此，如果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反思不转变为对更广泛的启蒙以及整个现代性的反思，那麽，我们就会重蹈思想的覆辙。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和批评是伯林重要的思想主题，然而，在其背后，是更为广阔深远的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将我们由社会主义的试验品变成资本主义的试验品，将我们从一个实验室驱赶到另一个实验室，从一所学校转换到另一种学校，儘管许诺给我们资本主义的天堂，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启蒙者/权威而我们作为试验品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将对社会主义的反思转变为转身全面拥抱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社会主义并不是监狱，更不是地狱，而资本主义也并不是天堂，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正是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缺陷与罪恶的不满与批判。

新自由主义是原教旨的自由主义和原教旨的市场主义，自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教义，但是，新自由主义却并不讳言自由和专制、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治可以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新自由主义所到之处，往往是和军事政变、白色恐怖、政治专制结合在一起。整个20世纪，从奥地利学派到芝加哥学派，从对纳粹德国的讚美到与踩着民选政权阿连德的血迹上台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密切合作，新自由主义一直在历史的血污中奋然前行。我们仅仅用六个字就可以概括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坦克加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所到之处，一面是坦克保驾护航，一面是腐败/私有化畅通无阻。用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新自由主义=坦克+私有化，腐败=私有化。中国的改革不应该以哈耶克这样剑走偏锋的思想家为导师，而应该求助于孟德斯鸠的智慧。孟德斯鸠对最完美的政府的定义是：用最适合人们的风俗和倾向的方式来统治他们的政府。他还说倘若变革真的不可避免，人们也只能以敬畏的双手破坏法律。面对中国为了神圣的「私有化」不惜践踏和摧毁一切的极端狂热的「改革教」，伯林的话语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孟德斯鸠难以忘记，头脑简单、精力旺盛、求胜心切，都是专制制度的属性，它与个人自由相悖，后者需要的是更加宽鬆的社会环境，和更为和缓的步调。」[29]

新左派代表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底层立场，表达了平等的价值理想，提出了反对腐败和要求公平等重要主题和口号。自由派与新左派围绕自由与民主、自由与平等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被认为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的一种话语表达，其思想土壤相对边缘化和老龄化。儘管新左派的思想贡献有限，但近年来，新左派的思想越来越成为青年学生的思想资源，成为他们自我认识和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新左派的群众基础也越来越年轻化。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奥尔兰多·巴罗内整理《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第5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丽塔·吉伯特《豪尔赫·路易丝·博尔赫斯》，理查·伯金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7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3] 哈·阿尔瓦拉多，《我和博尔赫斯的一次谈话》，张永泰译，《外国文学》1992年第5期。
[4] 博尔赫斯《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第70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5] 威利斯·巴恩斯通《和博尔赫斯一起在布宜诺赛勒斯》，理查·伯金编《博尔赫斯谈话录》第18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6] 卡·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意义》，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52页，赵金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海恩利希·伯尔《卡尔·马克思》，黄凤祝等编《伯尔文论》第60页，袁志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
[8] 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9]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10] 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论哈耶克经济思想及其精神的现实意义》，《爱思想》网刊2014年5月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423.html。
[11] 卡·马克思《累亚德的质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2]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57页，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3]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4]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90页，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
[15]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8页，阎克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15、49页，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7]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9页，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8] 弗裡德里希·冯·哈耶克《知识份子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第24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80页。
[20]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95页。
[21]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212-216页。
[22]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一开始就写道：「命运注定了勃郎诺是我的降生地，这于我以后裨益很大。这个小镇是位于两个日尔曼国家的边境上，它们的合併，在我们青年人的眼中，是一种值得以任何方法尽力使其实现的工作。日尔曼民族的奥大利，将来必须归併于大日尔曼的母国」。见希特勒《我的奋斗》第1页，董霖、佩萱译，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希特勒吞併奥地利成为他侵略和征服欧洲和世界的第一步。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他鼓吹反犹的理由是，犹太人要赤化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后来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是犹太人。他对犹太人的仇视在根本上是因为仇视社会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派并非起源于纳粹主义时代，而纳粹主义也不是起源于德国，但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纳粹主义时代达到了鼎盛，出现了米塞斯、哈耶克等着名代表人物，其反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使命意识也比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前辈更加明确。
[23]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90页。在20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推翻阿连德民选政权，在智利进行军事独裁，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的弗裡德曼与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权的亲密关係更为人所知，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人物也都是皮诺切特的坚定支持者。
[24]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61页。
[25]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68、70页。
[26] 王明毅《译者的话》，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页。
[27] 杜威《自由与文化》第75页，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28] 以赛亚·伯林《致安格斯·玛律科姆》（1946年2月20日），《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下册，第733页，陈小慰、叶长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29]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75页，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独立媒体》

旷新年（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15.07.06
中国新左派的销沉（下）
 

破土编者按：破土此前刊出了旷新年教授的《新左派的销沉》上篇，引起了读者的热烈讨论。继在上篇讨论新左派的兴起背景之后，旷教授将在文本中反思和展望当下新左派的思想动向。无疑，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图景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简单对立，其内部的差异并不比二者之间的差异要小，如果不是更大的话。旷教授在此批判了当下左派中的一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或许正体现了这种内部分化的趋势。破土宣导开放视野，主张多元对话，本着相容并包的原则，衷心欢迎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读者来稿讨论（邮箱：[e-mail]）。

下篇 后乌有时代：反思与展望

有人将2012年作为后乌有时代开始的标志。在许多人看来，新左派在2012年突然跌入了穀底。其实，2008年前后，左翼和右翼思想都在衰退。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派成为了资本的表达，新左派成为了权力的附庸。2008年，一方面左右派的思想活力都在衰退，另一方面，思想斗争却越来越激烈，冲突越来越表面化和直接利益化。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争论已经转变为新世纪的利益冲突。思想空缺，利益登场。这并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争论没有包含利益的冲突，新世纪的利益冲突没有思想的包装。

2014年，新左派的思想努力和左右派的理论争论在如下主题和领域表现出来：

（一）毛泽东思想旗帜

毛泽东左派(毛左)是中国左翼最重要的派别，也是新左派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是在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等古代思想家之外唯一影响了世界的现代思想家。

2014年9月26日，乌有之乡站长范景刚接受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蓝诗玲教授的访谈，题为《毛泽东主义必将照亮人类未来》。范称：「面向未来，传承毛泽东思想必须与解决我们当下实践面临的实际任务相结合，致力于解决信仰危机、官员腐败、民权丧失、两极分化、道德缺失、社会不公、民生不保、环境恶化等问题，创造性地而不是机械地应用毛泽东思想。」[1]

在文革中，革命被神圣化，毛泽东被神化，公有制被意识形态化，改良、私有财产、资本主义代表罪恶。而在今天，毛泽东、社会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公知们妖魔化，改革、私有制被意识形态化，革命和公有製成为罪恶。在今天的中国，由于社会的断裂和利益的冲突，毛泽东成为了思想的试金石，肯定和否定毛泽东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自由派妖魔化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另一个极端，新左派将毛泽东神化，但神化并不产生思想，而是相反。毛左必须正视和反思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灾难。

（二）「新社会主义」的讨论

2013年9月9日，郭松民发表了《今天我们怎样纪念毛泽东？——谈谈「新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他认为，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都存在着问题和缺陷，因此提出了「新社会主义」的构想。他所思考的「新社会主义」包括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使用价值而生产、广泛深入的文化革命、全面的选举制五个方面的内容。他检讨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即文化领导权没有根本解决。[2]2014年，郭松民有关「新社会主义」的思考在左翼思想界内部产生了广泛的回应和讨论。

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是义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和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补充。意识形态是一个竞争的领域，文化领导权的取得不是「专政」而是「赞同」的结果。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思想自由，导致意识形态真空化，实际上从根本上放弃了文化领导权，因此，其失败是必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在的根本缺陷。米塞斯把俄罗斯看作是欧洲自由主义的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黑暗之地。俄罗斯格瓦拉的传记作者尤裡·加夫利科夫把苏联领导人比作汪达尔人。苏联史达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黑暗的历史时刻，是社会主义的悲剧。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必须回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卢森堡和列宁有关民主的分歧和论战。卢森堡一方面充分肯定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然而，另一方面又预见了俄国革命的悲剧。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十月革命后解散了立宪议会，废除了普选制，取消了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而在卢森堡看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3]卢森堡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与卡夫卡对革命的有名的预言颇有相同之处。今天某些左派将自由和民主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係，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死敌的希特勒看得最为清楚：「西方今日的民主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马克思主义而无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4]希特勒这位称得上是为了反共产主义而降生的堕天使的观点从反面证明了民主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关係。苏联背弃了自由和民主，走上了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道路，也因此从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左派极力咒駡赫鲁雪夫和戈巴契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叛变」，可是，他们却从未对将「叛徒」推上领袖位置并且仅凭领袖一个人就可以推翻一种政治制度的极权体制本身有过任何反思。

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缺乏历史的认识，以及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倾向是新左派的致命缺陷。伯林说：「试图贯彻这种单一的体系，不管它是多麽有价值、多麽崇高、得到多麽广泛的相信，最终总会导致迫害和剥夺自由。专制‘显然是整齐划一的，只靠激情就能建立它，而任何人都能产生激情’。只有处在‘不安’的状态、不稳定的平衡中的社会，才是真正自由的社会；它的成员可以自由追求——和选择——各种各样的目的或目标。」[5]自由主义是人类思想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和遗产。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没有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简单地对立起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一种文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是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和史达林体制建立的结果，史达林主义和哈耶克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两种极端典型的思想代表。与此同时，鼓吹实质民主，贬低形式民主，抬高实质正义，轻视程式正义，也是左派思想悲剧的重要根源。程式正义是为了护佑实质正义，实质正义依赖程式正义而存在。连程式正义都不存在的地方，实质正义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文革的历史教训说明了，践踏程式正义，必然导致实质正义的毁灭。左派反对民主宪政，他们既反对民主，也反对宪政，却不懂得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与相互制约的关係。宪政是为了制衡或者说平衡民主，用史蒂芬·霍姆斯的话来说，「宪政实质上是反民主的。」[6]

（三）私有化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芝加哥学派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主流经济学产生了支配性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受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思潮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充满了敌意，提出着名的「吐痰论」。新自由主义的牧师们苦口婆心地启发国企领导人：要抢到国有企业这个饭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往饭碗裡吐痰。也就是，先使国企亏损，然后再将其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牧师们可谓循循善诱。国企私有化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社会的急剧分化。在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以后，2014年4月8日，搜狐财经独家採访参加博鼇亚洲论坛的主流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张表示：「溷合所有制，我认为短期来讲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的，怎麽国有企业逐步民营化，变成私有企业。但是不可以成为一个长期稳定制度，如果溷合所有制变成长期稳定制度，它一定是严重的腐败。」[7]张维迎将溷合所有制改革明确阐释为私有化改革。外媒对中国正在推行的新的溷合所有制改革大量报导，将溷合所有制改革称作中国的第二次私有化浪潮。

苏联在叶利钦主导下解体了，叶利钦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对俄罗斯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造。1991年，叶利钦提出了一系列「休克疗法」措施，他要求放开价格，把工厂和土地私有化。按照叶利钦当时的说法：「向市场价格作一次转变，是一项严峻的、强制性的、必要的措施。」结果使俄罗斯政治和经济崩溃。当人们用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质疑俄罗斯的改革的时候，中国的自由派认为，这只是俄罗斯改革的「阵痛」，并且认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是「休克疗法」不够彻底，留给我们的话是，看谁笑到最后，也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胜负成败还未有定，还需要时间来检验。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结果是，俄罗斯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去工业化」，成为了一个完全依赖资源出口的三流国家，美国公开蔑视和污辱这个前超级大国，称其不配作为美国的对手，而这个国家在苏联时期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被极少数寡头攫取和垄断。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将公有制视为万恶之源，而左派则相反将私有制称为万恶之源，都将所有制意识形态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着名的口号：「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他们在回答当时「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佔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佔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8]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将所有制意识形态化，而是以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作为评价标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係，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新自由主义将私有化意识形态化，将私有化作为改革的唯一目标，因此敌视和诋毁国有企业，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新自由主义一样，左派也将所有制意识形态化，对私有制缺乏历史的认识，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维护公有制，同样不是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价标准。与简单地反对私有化、全球化和市场化不同，杜建国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是市场竞争和全球竞争的获胜者，驳斥了自由派以垄断低效为藉口瓜分国企的论调。杜建国还指出，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新左派，对中国的经济变化和形势缺乏认识，低估了中国企业（包括国企和私企）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新左派没有认清楚自由派「危机倒逼改革」的战略。[10]所谓「危机倒逼改革」的策略在某种意义上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吐痰论」的翻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所谓「吐痰论」，就是通过製造亏损，然后将国有企业几乎零成本地私有化。而「危机倒逼改革」就是通过製造社会危机来推进资本主义的政治变革。对私有制，比起马克思来，毛泽东有操之过急的情绪。然而，把文革后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和恢复已有了几千年历史的落后的传统小农经济表述为改革和一种思想的探险，也明显地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与政治的游戏。我们应该反对把任何一种所有制简单地意识形态化，而是应该创造一个规范的市场，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让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显示出自己的优势。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的话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认为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给钱，而是企业要协助政府，共同营造一个规范的经营环境。总理，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11]

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偏锋。卢卡斯在《个人主义》一书中指摘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极端狭隘和偏执」，「避而不谈资本主义侵犯自由的价值观的罪行」。[12]新自由主义既有严重的思想缺陷，也有重要的价值。新左派对于哈耶克关于私有财产与自由的思考缺乏起码的同情和严肃的思考。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私有财产权的思考，对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是一项重要的思想遗产。经历过死无葬身之地的苏联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哈耶克有关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的关係的思考无疑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宝贵的价值，不失为克服极权主义的一种思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片面地维护所谓的「公有制」，那麽我们就无法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命运。

（四）阶级斗争的论战

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提到国家的阶级属性和阶级斗争问题，引起了左右派的激烈争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奠基性着作《共产党宣言》中首次用十分简洁和高度概括的语言勾勒了人类历史的大纲：「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14]不论是赞同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将阶级斗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例如着名的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塞斯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首次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视为他的理论最重要的支柱」。[15]不过，正如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一样，阶级斗争也只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和历史事实的描述，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创造和发明。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就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一历史现象。比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就这样写道：「回想起来，使用国家机器来改变收入分配这一政治方法并无神秘之处。在卡尔·马克思诞生以前，我们国家的创建者——特别是那些联邦主义者，如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森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有过有关阶级斗争的着述。」[16]桑巴特认为，马克思认为各个时代都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意义才变得如此突出，经济利益重新组织和构造了社会，产生了明显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在我们的时代，经济利益特别重要的标志再没有明显过这个事实：一切政党都日益进于经济政党，最后更进而为阶级斗争的阶级互相对立。……只有在经济时代，经济利害对于人群的分组才特别重要；只有在这个时代人们才超越一切其他利害关係：如宗教的，政治的，血族的等等，而结成阶级，即是对于经济生活的基本构状有利害关係的组合。阶级与阶级斗争是经济时代的真正婴儿。」[17]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登韩钢《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攻击王伟光。韩钢的文章颇有代表性。在中国恶劣的论争环境中，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使用长期以来滥用的导人入罪的政治意识形态杀手锏，根本无视对方的文字，更无意正视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乌有之乡网刊2014年10月1日刊登贺济中文章《否定阶级斗争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评韩钢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则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贺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指出：「王伟光的文章称：‘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王伟光院长的文章中压根儿没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提了阶级斗争就触动了韩钢的神经，韩钢的文章便给王伟光戴上一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其目的是为了‘否定阶级斗争’。因此韩钢的文章涉嫌‘违宪’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最后总结说：「否定阶级斗争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18]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阶级斗争」异常敏感。文革的「阶级斗争」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血统论色彩，而且成为暴政的工具。一部分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法西斯主义，一部分人沦为「阶级敌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身权利。[19]「阶级斗争」成为了政治的子夜和人性的浩劫。人们往往将苏联史达林的恐怖统治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联繫起来；然而，事实上，史达林的恐怖统治和阶级斗争理论没有任何关係。史达林的肃反和秘密审判及其恐怖统治恰恰是在1936年苏联公佈新宪法和史达林宣佈苏联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后，那些被肃反的对象也不是作为「阶级敌人」而是作为「国家的叛徒」被处决。赫鲁雪夫上台以后，苏联更是彻底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宣佈苏联是「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全民党」，但却并没有改变苏联极权主义政治的性质。

（五）「小康」目标与「大同」理想

邓小平在对文革的否定与反思中提出了「小康」理论。「小康」这一概念来自于儒家的重要典籍《礼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裡，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裡，「大同」才是政治理想的最高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0]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将社会主义置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脉络尤其是「公」/「私」观念史中加以考察。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20世纪思想的主流，而且也是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流。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21]再到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都体现了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同时社会主义也是儒家的核心经典《礼记》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境界。

结语

1988年12月，在「苏东崩」前夕，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在与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说：「在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显然存在着可称之为左派思想这种运动，我看这种左派思想运动现在是第一次遭到了溃败。……我看有些社会主义的信念已经崩溃了。整个世界在向右转。我真不希望这样。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22]当拉明·贾汉贝格鲁认为不仅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失败了，而且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崩溃了的时候，伯林断然否定了这种说法：「不对。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那裡，你可能找到属于人类思想的共同财富的东西。」[23]当中国的一些自称是左派的人士激愤地否定「普世价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种强大的「普世价值」，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同样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每一种人类思想都希望上升为「普世价值」，或者说，真正伟大的思想都是在「普世价值」的地平线上思考的。有些左派人士把自己的使命归结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麽，用什麽来反对呢？用封建专制主义，还是用法西斯主义？也许有人会告诉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的环境中，根本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欧洲19世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环境中，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想对峙和冲突中，由于全球政治气候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处于进攻的位置，新左派明显处于守势，反对宪政和普世价值都反映了新左派缺乏思想、理论的自信。初期的新左派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底层利益；然而，相对于自由主义漫长的思想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新左派的理论积蓄不厚。左派近年来的「民族危亡」论与自由派的「中国崩溃」论相映成趣，他们同样都对中国的现实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而左派的民族主义喧嚣，越来越遮蔽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使得新左派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中国现实和底层的派别。左派过分迷信权力和关注权力斗争，对思想和群众均採取虚无主义态度，具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和上层路线倾向。中国有一句俗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极为荒谬和可悲的是，某些左派人士并没有处在思想员警的岗位上，却以思想员警自命，不是将思想斗争而是将取消思想作为自己的光辉使命。新左派存在的最重要的根据和功能是思想，因此，新左派应该以有效的思想和理论，推动中国扎实的思想创造、理论斗争和制度的建设与创新。

马克思赤手空拳，除了思想，一无所有，却用「主义」改变了世界。无论是居于主流思想地位的凯恩斯，还是处于思想边缘位置、将凯恩斯视为自己死敌的新自由主义者，都高度重视思想的作用。凯恩斯在其煌煌巨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24]米塞斯说：「武力镇压与运用思想武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恰恰相反。武力镇压往往是自身虚弱和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拿不出比对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最终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是决定斗争胜负的唯一武器。」[25]米塞斯认为，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法西斯主义用武力来反对社会主义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只有通过他们从思想上战胜社会主义，才能取得最后的、真正的胜利。凯恩斯和米塞斯都认为，只有思想能够打败思想。熊彼特把米塞斯称为唯一从逻辑上否定社会主义的教授。[26]在几乎整个20世纪，米塞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都处于世界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边缘，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时来运转，成为主流。与此紧密相联和形成对照的是，苏联极权社会主义辉煌崛起和黯然崩溃的历史过程。

当福山刚刚以一种轻佻的语调宣告「历史终结了」，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了，人们惊呼：「马克思又回来了。」尤其是，当新启蒙主义呼唤的资本主义自由的、黄金铺地的天堂变成了今天「拼爹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由苍白无趣的教科书变成了一根抽打资本主义现实的鞭子，而新自由主义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等宣称在「拼爹资本主义」的现实面前成了一派胡言。「拼爹资本主义」的现实使我们重新回到19世纪自由主义的思考：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私有财产权不是绝对的。美国现代最着名的哲学家杜威的思考就是对中国「纯真」的新自由主义和「拼爹资本主义」的有力回应：「关于财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他最直截了当地陈述说，任何一代不能束缚它的后辈。杰弗逊主张：所有权是由‘社会契约’所产生的，而不代表为政府在道义上所应维护的内在的个人道德上的要求。」「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杰弗逊看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求选择自己的职业并按照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来行动而不受任何别人的专横的意志强加限制和束缚——不管这些人是杰弗逊所特别担心的政府官员，还是那些控制着资本、掌握着就业机会，因而限制着别人，使之不能追求幸福的人。杰弗逊式的权利平等而不偏袒于任何一方的原则，当个人的权利和所有权发生冲突时，他是支持个人权利的优先权的。虽然，他的见解用来反对一切对当时经济关係的、所进行的恶意攻击，是十分恰适的，但是如果因而认为杰弗逊的民主观念禁止採取政治行动去创造平等的经济条件，使人人的权利平等可以自由选择、自由行动，这就完全歪曲他的真意了。」[27]

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在日韩合併之前的「大逆事件」中被捕并被处死，日本诗人石川啄木因此写下了「把地图上的朝鲜抹黑之后，黑色的秋风也扑面而来」的有名诗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属于右派。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也就是，由于它的思考物件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不同，民族主义在中国目前往往也被归入新左派的范围。近年来，新左派逐步向老左派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退化与蜕变。上海一位文人把民族主义称为中国的思想「病灶」。确实，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一种创伤和反应。民族主义是空洞的，除了创伤，别无他物。正如伯林所说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耻辱心理的表现。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伤害的反应。[28]即使在中国现代极度的民族危机中，单纯的民族主义也没有任何思想的位置。由于丧失了思想的活力，新左派有堕落为声嘶力竭的民族主义的趋势。如果新左派把中国崛起仅仅理解为中国和美国的霸权之争，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那麽就会重蹈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在太平洋战争中堕落和覆灭的命运——我决不是要否认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这一可能性，而是说，如果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原理，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就没有真正的贡献。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范景刚《毛泽东主义必将照亮人类未来——范景刚与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蓝诗玲教授的访谈提纲》，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341.html。
[2] 郭松民《今天我们怎样纪念毛泽东？——谈谈「新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郭松民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d54a350101e7cf.html。
[3]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卢森堡文选》下卷，第5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42页，董霖、佩萱译，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
[5]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188页，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6] 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第224页，潘勤、谢鹏程译，朱苏力校，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7]《张维迎：国企溷合所有制长期一定严重腐败》，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140408/n397918719.shtml。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 杜建国《「瓜分国企」的舆论是怎样形成的》，《天下》2012年第3期；杜建国《中国经济的自残》，《杜建国的博克》2014年10月1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ce83a0102v3nn.html。
[11] 《董明珠：我们不要国家产业政策扶持 只要公平竞争》，凤凰科技网2014年7月16日 http://tech.ifeng.com/it/detail_2014_07/16/37361073_0.shtml。
[12]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第14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14]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15]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181页。
[16]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第1261页。
[17] 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第26页，杨树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 贺济中《否定阶级斗争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评韩钢的<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乌有之乡网刊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09/329559.html。
[19] 希特勒的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深味：「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不为各阶级间的斗争，可是马克思主义硬要把它拿来当斗争的工具。」「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阶级，不过，从政治方面看来，有绝对的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同时也有绝对无政治权利的庶民。」见希特勒《我的奋斗》第321页，董霖、佩萱译，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希特勒从国家主义出发，否定阶级斗争，使工人屈从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牢记文革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将社会区分为「有绝对的权利的和义务的公民」和「绝对无权利的庶民」的法西斯统治的深刻教训。
[20] 朱彬《礼记训纂》第331-333页，饶钦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21] 孙中山1924年所题、后来成为国民党党歌的黄埔军校校训中有：「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见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训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2] 见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17、119页，杨祯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23] 见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20页，杨祯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2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30页，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25]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89页。
[26]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65页，吴良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7] 杜威《自由与文化》第137-138页，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28] 见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95页，杨祯欣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