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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92年回国后，与妻子久别胜新婚，以为王子公主从此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太naive啦。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北京人都记得，每天下午四点以后，人人都拎着奶瓶去奶站取奶，不管你是学部委员还是传达室看门的。从家到奶站要走十几分钟，我很喜欢走那条路，呼吸点新鲜空气，有时忘了带奶证还要走两次。好景不长，妻子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她说，如果她不出国，我会在那条路上走一辈子，可是她不愿意走那条路。
我那时确实有些小农意识， 就像圣经中所说的把金子埋在地下的那种人。神知道，所以没给我五千两，只给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三百。因为五千两埋在地下也不可能。妻子经常说，她想的比我远。当时所有的人都劝她不要走，可是那个年代年青人对美国的憧憬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齐秦真不该唱那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
之前她没有走是因为要照顾年近九十卧床不起的奶奶。老人家过世后，她出国的意愿十辆马车也拉不回的。白天要上班，晚上埋头复习TOEFL和GRE，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回国时在免税店买的几大件从来没用上，只是那台打字机有了派场。
说心里话，我当时认为她是瞎折腾，不用说半奖，就是有全额奖学金也不一定能签下证来。签证官可以鸡蛋里面挑骨头，实在找不出理由就说你有移民倾向。去大使馆签证那天，我们一起去的，一大早，队伍长的看不到尾。想不到两年后我也站在了这条队上。假如签证官拒了我，真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送妻子上了飞机，回家后愣愣地坐了半天才清醒过来。要知道那个年代没有email（女儿会说why not use wechat），打国际长途电话贵的不得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大概也就能讲一个小时电话。所以千万不要模仿我们的做法，风险太大。我们敢这么做，确实有我们的特殊情况。而且我们有很久的感情基础。
想当年刚认识时，一无所有，一分钱掰成两瓣花。北大食堂的小炒两块钱，买一份两个人吃，你一口，我一口。虽然吃不饱，幸福感是天天的。最近，太太为了帮我控制饮食和体重，做晚饭时特意把主食减了许多，吃不饱的我脸色一定很难看。为什么那时候饿着也高兴呢？终于有了一点钱，我们俩去北大西南门外的全聚德烤鸭店，吃一顿能高兴好几天啊。
有人会说，你们俩夫妻多年肯定有相同的地方。不对，我们的世界观实在是完全不同。如果一定要让我找出相同之处的话，也许是我们都属于这个世界中的弱者。所谓弱者并不是笨，而是你往哪里一站，人家就敢take advantage。我和妻子不同的是，我从来都是演好我的弱者的角色，演不好就成了loser了。我屈服于命运，而妻子从不低头。
妻子赴美留学后的日子是那么的漫长。除了教两门课，还当了一届研究生新生的班主任。北大合唱团招生，我去应试，结果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哪个音部也不要。 我耳边常听到的有善意的安慰和直言不讳的劝说。别人说妻子不理解我，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非她莫属。有人说你妻子根本不爱你，傻等什么。中国有句话，谎言说上千遍也成真的。我有些动摇了。
《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歌唱的是，千万里我追寻着你。94年夏，我们终于在温哥华见了一面。过程很是曲折，她先从东岸飞到西雅图，再开车至温哥华，过关验护照加上夜路不熟悉；我是从北京直飞，下了飞机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忐忑不安。等妻子出现在眼前已是深夜，长途跋涉令人精疲力竭，估计她看不出我眼中的泪光，此时此刻，言语是多余的。我只知道，我的海归生涯要画上句号了。95年我离开了北大，再也没有回去。
我估计您说的李政道想见那位是束星北。
李政道: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 (该文为《束星北档案》序言)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老是在想, 如果当时签证官拒签了, 你一直留在国内,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 对吗?
感觉你个性跟我很象, 但是你的文笔比我好.
记得李政道曾经说国内原来有个恩师对他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 后来他很想回去拜访这个人却始终没有机会, 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黄昆. 你知道不知道这点啊.
这么来回折腾, 居然也没有散? 真是奇迹.
我们那位, 是我当初把她带出去几年, 等我在外面找不到永久职位, 回国接着做学术的时候, 她就带着孩子一起嫁老外了. 比起你来,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