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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东京的那些年里做过不少次翻译，主要是口译，也有少许笔译。其中有两次翻译的经历别有趣味，因而印象深刻。一次是为中日的聋哑人翻译，另一次是为富士电视台翻译中国传奇神枪手王义夫的训练资料录像。
在外大读书时，有一回留学生係（科）的一个老师介绍我去做一次翻译，她告诉我是为中日聋哑人的文化交流做翻译，我觉得奇怪，连忙告诉她：本人丝毫不懂手语，也从没有学过，这个翻译恐怕没法做。她笑吟吟地叫我不必紧张，说到了那里就会知道怎么做的。我于是答应去试试看。答应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之前从未想到过的问题：聋哑语莫非也如正常语言一样，有本国语和外国语之分？之前尽管不曾想过这个问题，潜意识里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各国的聋哑手语都是相通的，所以不同国家的聋哑人凭借手语交流，可以世界通行无阻。直到那次去做了翻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聋哑语与正常语言一样也是有母语和外语之分的。那次做翻译的具体情形是这样的：本人作为中日语翻译立于中间，左边是日本人的手语翻译，右边是中国人的手语翻译，他们的各自另一边则是日本和中国的聋哑人。当那些聋哑人相互交流时，先将各自的意思比划给本国的手语翻译看，手语翻译再将那些无声手语翻成有声日语或中文说给本人听，之后再由本人这个有声翻译将中日文相互翻译给对方的手语翻译，再由他们再次将有声语言还原成无声手语，传达给日中两国的聋哑人。那天去参加交流的日中聋哑人不少，场面热烈，有些聋哑人交流心切，不走程序，跳过翻译直接跑去与对方聋哑人比划手语，但很快明白“此路不通”，只得又折回到各自手语翻译那里走“正常程序”交流。中方的聋哑人来自上海聋哑学校，其中有些女孩穿着时髦，相貌清秀，交流十分积极。她们有不少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幼时因病失聪，有的仍然会说简单会话，时或直接跑到我面前手舞足蹈说话提问，然而我回答她们时，她们却听不到，瞪大眼睛面露焦虑，只好转而求助于手语翻译。那次翻译经历使我认识到“正常程序”的重要性，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隔靴搔痒的痛苦和郁闷。
另一次翻译是为富士电视台做的。他们录制了几盒中国射击选手王义夫的训练录像，想要研究这个传奇神枪手的训练奥秘和诀窍。摄制组编辑对我说明，说他们听说王义夫使用气功意念训练和比赛，因而技术完美，竞技状态稳定，比赛总能超水平发挥，他们采访了王义夫并且拍摄录制了一些王义夫的训练录像，他们要我做的工作是将录像中王义夫与在场中国人的每一句对话一字不漏地翻成日文，即使是王义夫说话间清清喉咙的每一声咳嗽也要仔细甄别是否暗藏玄机另有含义。然而在那些录像的对话中王义夫其实一字未提气功。有意思的是王义夫在谈话中不断地说到毛泽东，他说他的精神力量就是来自毛泽东。王义夫在录像中还给人看了一只绿色军用包，上面有一个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头像下是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的字。他说那只包是他去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时买的，每次出征比赛都会随身携带，比赛时将包恭恭敬敬置放在自己的休息位置处，说是想到身后的“毛主席”他心里就会安宁沉稳有力量。几个日本编辑听了笑，问我他是否认真说的，我说真假要他们自己判断，我没听出他是在开玩笑。
富士电视台的那次翻译经历使我难忘。难忘的有两点：其一是日本人研究事物时的认真细致。日语里有个说法是：用牙签挑盒子里的边边角角，意思是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那些日本人将录像翻来倒去反复观摩研究，不放过王义夫口中吐出的每一个音节包括咳嗽声，他们一边听我翻译一边对照录像中王义夫说那些话时的面部表情和音调，努力甄别判断王义夫所说是“本音”（真话）还是“建前”（套话），是否话中有话。毛泽东名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日本人都是“共产党”。我后来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介绍说日本人仅凭借着对一张铁人王进喜的海报相片的研究发现了中国某项石油勘探的秘密，我读那篇文章时不期然就想起了那次的翻译经历。
另一点让我难忘的是王义夫所说的关于从毛泽东那里获取精神力量的事。我知道他绝不是在插科打诨。而且那样做法的人在中国运动员中为数不少。我记得曾经读到文章说林丹也是其中之一。林丹分享其经历和心得说，从前有一次大赛前，教练带羽毛球国家队去韶山，下了大巴后，李玲蔚等人很虔诚地去拜谒毛泽东，林丹不以为然，和几个年轻人留在大巴中打牌。结果之后比赛他早早淘汰出局，而李玲蔚则得了冠军。之后再去韶山他便从不懈怠，变得极其虔诚，比赛也屡屡得胜，而胜后他也不忘去韶山还愿云云。毛泽东不信神怪，是唯物论者，他身后被人信奉如此，地下有知，不知是否啼笑皆非。（待续）
另，您的东京往事系列故事写得真好，文字很有功力。谢谢您的分享。
是“思考问题”，不是“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