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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会骂脏话，我也不例外。有时情不自禁，自己还没意识到，脏话已经脱口而出了。因为骂脏话，还曾经被老婆数落过好几回。“怎么说话这么难听，还是个读书人呢”她说。我不禁哑然失笑。随便翻点闲书也好算读书人的话，天下岂不都是读书人了。不过读书人也未必不骂脏话吧，我想。别说读书人了，就是伟人其实还不是照样骂脏话。蒋委员长的“娘希匹”就是出了名的。一边推广新生活运动，一边“娘希匹”，当初自以为是的史迪威将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背后一准也没少挨他的“娘希匹”。毛主席也骂人。失眠几天后，好不容易入睡了，又被卫士不小心吵醒，气不打一处来，他就会骂，“TMD，你给老子滚”。在庐山会议上，他还与彭大将军互相骂娘。让边上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我其实觉得骂骂脏话无伤大雅。不仅不伤大雅，有时反而倒是有益处的。高仓健在《追捕》里扮演的那个寡言少语的逃犯检察官杜丘，从北海道“抢”了一架飞机飞到东京去，之前不曾摆弄过飞机的杜丘同志将飞机开得歪歪扭扭，差点一头栽进地里去。他就骂自己说：“巴嘎，镇静点。”结果飞机就平平稳稳飞到东京去了。杜丘骂自己“巴嘎”，并非因为自己真是“巴嘎”，而是借助于“巴嘎”唤醒自己，使自己得以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操纵飞机而已。
骂脏话有时具有一种效果，它可以帮助自己调整情绪，克服动摇与涣散，使精神集中并高昂，从而把事情做好。许多著名的运动选手在运动场上都会大声吼叫怒骂，看上去好像很没有风度，甚至失态，但却常常是一种有效手段，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感觉，进入状态，增加胜算。从前美国有个网球名将叫做约翰麦肯罗的，最爱骂脏话。骂人的名气不输球技。不仅骂自己，还会骂裁判。为此他被罚了很多款，那又怎样呢？他借此赢得了多次最后的胜利，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代球王。被麦肯罗替代的前代球王是瑞典人博格。博格球打得好，风度也好，因为他从不在赛场上口吐秽言。但当他输了球，同样需要宣泄内心的愤怒和郁闷。他的方法是跑到树林里去骂，边骂边将网球高高抛起，用球拍狠命将球砸向树干。
骂骂脏话不仅可以提神，也可以泻火败毒。好像吐故纳新一般，借着骂骂脏话，将心里的烦躁焦虑郁闷窝囊委屈痛苦与二氧化碳一起统统吐出去，骂痛快了，便感觉神清气爽了。上面提到的球王博格人前温文尔雅，喜怒不形于色，却有过自杀的经历，内心的郁闷与焦虑可想而知。那个麦肯罗是肯定不会自杀的，他借着口吐秽言把不痛快送给别人，内心就只留下快活了。人都一样，谁的内心都会有不痛快，谁都想要化解那个不痛快，而不想将其留在心里，等它慢慢发酵变成致癌的潜在因素。周恩来据说是从来不会骂人的，即使在盛怒的情况之下，也只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而已，但他不止一次喝得酩酊大醉，被人看到酒后痛哭零涕。蒋委员长是不喝酒的，他不需要借酒浇愁，“娘希匹”就足够解决问题了。毛主席当然也一样，不同的是他老人家不说“娘希匹”，而说TMD而已。
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说朱自清曾经在他的日记里骂过一个老来向他借钱却从来不知道还钱的家伙。可是骂管骂，下次那个厚脸皮的家伙再来借，他还是借给他。借了，又觉得窝囊，越想越气，又回到日记里去骂。可见骂骂还是可以帮助他解解窝囊气的，但如果不是在日记里骂，而是当面骂：“去你妈的吧，你小子光借不还，厚颜无耻，老子再也不会借给你一分钱了。”也许更爽快也更有实效。当面骂了，那厚脸皮的家伙知道借不到了，想必也不会再来了吧。
我小时候不小心口出秽语是会挨大人骂的，虽然大人们一不留神自己也会TMD。我们那时候常说“册那”，其实“册那”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听别人“册那”，我们也跟着瞎“册那”。大人听到了就要挨骂：“什么册那不册那的，难听死了。”现在“册那”落伍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代之而起的好像是“靠”。前些年刚回国时不识“靠”为何物，以为是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党的“靠”，后来才知道此“靠”非彼“靠”也，此“靠”是脏话秽语，是“FUCK”的现代汉语版，不过由现在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众人皆爱“靠”的情形看，“靠”俨然已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了。只要不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靠”，不在记者招待会或者追悼会上“靠”，平日里，私下里，爱“靠”不“靠”，估计也没有谁会吃饱了撑的说：“什么靠不靠的，难听死了”吧。
这几天老婆电脑感染病毒，杀毒半天仍不能回复原状。她在那里捣鼓着不给力的电脑，忍不住“fuck”连连。
“怎么说话这么难听，还是个读书人呢！”我对她说。
她楞了一下，说：“还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靠”。
和麦肯罗对比强烈的是康纳斯,四十岁重新回到赛场,打球不耽误说笑。记得一次和和风头正旺的小将贝克尔对阵，被小家伙溜得满场跑：嘿，I am too old for this. 乐得贝克尔岔气失分。当然结果是老家伙被淘汰，但还是赢得掌声如潮。
二位不在赛场，少了多少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