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逛上海南京路 （中） （回国杂记五）

当初，许多顾客不知道自己花钱买东西原来是可以做“上帝”的，结果角色错位，“上帝”反让柜台里的售货员做去了。顾客掏钱买气受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特别是南京路，外地来的顾客多，挤在柜台前的人群里招呼几声售货员而不被理睬的情况时常可见。有的顾客想多看几件货物，比较一下，售货员的脸便会不好看。“你买不买啦？都是一样的东西，多看有啥好看啦？”若顾客不买转身离去，背后也许会送来一句：“晓得伊买不起的，扎啥闹忙（凑什么热闹意）。”如果那顾客不甘受气，回转身来理论，就有可能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就像奥巴马想要普京低头认错一样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受气的还是顾客，有什么办法呢？谁让自己不做“上帝”。不过偶尔也有顾客戏谑售货员的。有一回，在南京路浙江路处的第十百货公司的皮鞋柜台前，一个大学生摸样的年轻人挤在顾客里看别人挑皮鞋，忽然满脸认真用带有上海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对柜台里的售货员说：“师傅，这双皮鞋蛮好的，多少钱一斤啊？”

让顾客更加头疼无奈的是买到品质质量有问题的货物后，不让退货，甚至想要换同样货物也经常遭到拒绝。“你买的时候怎么不看看清楚呢？”“这不是品质问题，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售后概不认账，顾客通常只有自认倒霉。不过如果遇到厉害的顾客就是另外的故事了。那时南京东路有家工艺品商店，里面有卖各种景泰蓝花瓶，唐三彩之类的。有一回有个顾客在那店里买了件景泰蓝花瓶，回去细看之下发现花瓶上有小小瑕疵，回店去交涉，想换一件同样的。结果去几次，吵几次，愣是不给换。无奈之下，那顾客便去找了一个姓吴的哥们帮忙。那哥们看上去斯斯文文，却是个厉害角色，打架不要命，具有“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勇气”，而且有心机，懂得“有理，有利，有节”。那哥们受托之后，有一天背着书包，里面藏着那只有瑕疵的花瓶去到那家店里，看到同样的花瓶放在橱窗里，便和颜悦色地要售货员拿出来看看。仔细看过确认没有瑕疵之后，他旁若无人毫不理会售货员由疑惑变惊讶的表情，直接把那只花瓶装入到书包里去了。然后又从书包里取出原先有瑕疵的那只放在柜台上说：“呶，这只还给你们。”里面售货员反应过来后，恼羞成怒，出来几个围住那哥们不让走，并说要叫警察。那哥们毫无畏惧，双眼圆睁，怒发冲冠（其实头上没戴帽子），理直气壮说：“我有发票（收据），花的是买正品的钱，就要拿正品走，叫警察来又怎样。”边上的顾客齐声叫好，纷纷围上来声援那哥们，最后经理出来息事宁人，只得让那蔺相如似的哥们“完璧归吴”了。

那时南京东路华侨商店对面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医药商店，既卖各种药物，也卖医疗器材。那店里还可以免费领取安全套（那时称呼比较不讲含蓄，直截了当叫做“避孕套”）。有不同尺寸的，每盒好像十来只。然而，那时许多年轻人去领取避孕套时总有些别扭不好意思，对店里售货员意味深长的眼光有些顾忌。不过也有不顾忌的。有一天，有个比柜台高不了多少，系红领巾的小男孩兴冲冲地跑到店里，大模大样对柜台里的售货员说“阿叔，给我两盒避孕套，大号的。”那柜台里的售货员惊讶意外之余，哑然失笑，说：“去去去，小赤佬，你知道什么是避孕套，还要两盒大--号的。”“是我阿哥叫我来拿的”那个小红领巾说。“叫你阿哥自己来拿，这种东西小朋友不好拿的噢，”边上另一个售货员说。小红领巾懵懵懂懂“噢”一声，又兴冲冲原路跑出店去，背后是几个售货员说笑着的议论声：“要两盒，还要大-号的，嘻嘻嘻，哈哈哈”。

南京路上名家老店多。卖眼镜的吴良材，卖剪刀的张小泉，卖西服的培罗蒙，不一而足。这些店对本人而言虽无多大兴趣，但名字却是常听到的。张小泉剪刀据说不生锈，且锋利无比，本以为大概同杨志杀泼皮无赖牛二的宝刀差不多。家中正巧有一把，拿来试试却也未觉得比普通剪刀锋利到哪里去。

培罗蒙的西服做工好，那时还是比较牛的。记得当初有个同学常穿着一件粗花呢西服，就是那里买的。那哥们常常显得漫不经心地将衣服掀开，露出里面的口袋给人看，口袋上面绣着“培罗蒙”三个字。

那时还有一家叫朵云轩的字画店，卖笔砚宣纸，刻图章的石头之类的，店里宽敞明亮，墙上挂着不少名家的书画。有徐悲鸿的各种奔跑姿势不同的马。记得在那里还看到一个叫任政的书法，行云流水，潇洒飘逸，印象很是深刻。可是，后来听几个书法爱好者评论说任政的字俗，我却横竖没看出俗在哪里。又有人说任政有求必应，字写得太多，所以字不值钱。当时觉得不无道理，现在想想又觉得似是而非，值不值钱其实未必在字本身。许多人认人不认字，比如本山大叔的字时价几十万，可如果没有本山大叔的落款在下面，许多人便根本认不出那是谁的字，自然那字也就一钱不值了吧。（注：图片均来自网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