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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上海都会去逛逛南京路，在步行街上走走看看。本人从前在上海时的学生现在多是上海的小白领，知道本人回去，常约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其中一位上班的公司在世纪广场大厦里。世纪广场于是成了我们每次暗号照旧，不见不散的联络碰头地点。世纪广场与人民广场隔街相望，紧挨着南京路，我那学生开玩笑说南京路一带是她的领地，哪里有饭店，哪家东西好吃，性价比如何？她都知根知底了如指掌。于是听她安排，舌尖上的问题在南京路上解决。
与学生碰面前或碰面吃完饭后便可以在南京路步行街一带随便走走，看看霓虹灯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行人，
琳琅满目的橱窗，巨型广告牌上的眼熟或不熟的美女，眯缝着眼睛的万人迷贝克汉姆，还有代言奥米伽手表却手托望眼镜凝目远眺的郭富城，都自有一番情趣。
说起来在南京路上兴致勃勃瞎晃悠的兴趣并非起于今日。从前少年时代，就会路远迢迢跑到南京路去瞎溜达。那时候的南京路虽说今非昔比，昔不如今，但也是驰名遐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其实也有不知道的。好看好玩的事物自然不会少。
第一好看的是照相馆橱窗里陈列着的相片。那时南京东路冠龙器材商店附近有几家照相馆，有一家的橱窗里有几个上影厂演员的大头像。一个是梁波罗，一个是张瑞芳，还有一个是配音演员乔榛的。那时候的相片还是人工着彩的，大背头梁波罗，乔榛的嘴和腮涂得同女演员张瑞芳的一样红。从陈列在名人大头像旁边的其它肖像里，居然发现了认识的人——其实只是间接认识，那是低两级的一位姓陈的同学的姐姐，好像那时是上海什么乐团里演奏手风琴的，虽说不怎么有名，但漂亮是不输给张瑞芳的。那陈同学是独子，上面三个姐姐，个个都是美人。那时学校里有个姓孙的小坏蛋，仗着会使两下三节棍，总爱欺负人。每回在路上遇到陈同学便将其拦截下，先上上下下把他衣服裤子口袋翻一遍，将翻出来的零钱和零食悉数“没收”，然后一边将“没收”的零食塞入嘴中，一边强迫陈同学唤他为姐夫。陈同学每回遇到“姐夫”都不胜痛苦，如做噩梦。后来有一天“姐夫”忽然遇到车祸，命丧黄泉，陈同学的噩梦才宣告结束。
其次会去看的是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在南京东路靠近河南路的地方。上下两层，其地位可比现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城，是当时上海最出名可能也是最大的书店。一层卖连环画和其他儿童书籍，也有各类杂志，还有盒式录音带什么的。二楼则是卖马恩列斯毛，文史地政经及各类其他书籍的。当然还有外语书。一层小孩比较多，有些嘈杂，卖录音带那一块时常飘出“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来，二楼人虽不少，却比较安静，马恩列斯毛专柜前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里营业员的工作量想必是最轻的。看英语的人很多，不过还不至于“疯狂”。卖得最好的先是英语九百句，后来有新概念和许国璋，还有张道真和薄冰的英语文法书，仿佛圣经一般在那时学英语的人群里人手一本。那时读外国名著好像很时兴也很时髦，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之类外国文豪的作品陈列的很多。有一回在一个教武术的老师家里听他几个亲戚聊名著，有个挺漂亮的女的说，她最喜欢的是巴尔扎克写的《简爱》，我忍了半天，差点想告诉她：其实巴尔扎克的《阿Q正传》写得更加好。但卖得最好的我怀疑还是一本厚薄类似于《共产党党章》的小册子，叫做《新婚必读》。封面好像是粉红色的，里面画有插图。现在回想起来，那里面说的东西简单粗陋，放在今天恐怕做小学生的生理课教材也未必合格，但在那时却很抢眼。放在橱柜里面是不能随便翻看的。《新婚必读》柜台前常挤着一排男士，某男士对里面的营业员说：“师傅（原来都叫“同志”，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同志”变成了“师傅”，再后来“师傅”又变成“先生”了），那本书拿来看看好吧？”营业员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说：“那本是哪本啦？这么多书都是那本，哪个搞得清楚啦？说名字嘛。”边上的人都扭头去看那个男士，那个男士脸就红了，但不甘心就此退却，鼓足勇气硬着头皮说：“就是那本《新婚必读》嘛。”
“你买不啦？要看买回家去看，不买就不要看。没啥好看的噢”营业员说。于是，大家纷纷掏钱，买回家去看。《新婚必读》便像数年前的《明朝那些事儿》一样变成畅销书了。
（待续）
几年前我曾去上海，在南京路上看見一家氣勢恢弘的理髪店，通頂的落地大玻璃窗里面一個洋人（一看就知是東歐的斯拉夫人）在裝模作樣地給一個顧客剪頭，做做停停，完全是表演作秀拖時間，我朋友說：＂哎，這家高級，進去問問＂，就躜了進去，片刻之間就出來了，我問他如何，他小聲說最低消費六千。
證明上海人沾不得洋字，肯定平日顧客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