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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年代的中国女性
梁晓声
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六十年代的少男 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日子，自己却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 国人。 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寄宿的小学或中学。
“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
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 三年内，局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 奶粉的婴儿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 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我母亲在那三年里一度也吸起烟来。为了获得烟票，她起先装出会吸了的样子蒙发票的街道干部。因为烟票当年是一种很受青睐的礼品。尤其送给会吸烟的男人们时，他们是接受得非常感激的，并会当做欠情之事铭记着。
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
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
母亲叹口气说：“止心慌。”
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是由于饿。“止心慌”，其实是为了“止饿”。母亲不愿实说罢，。
科以上干部当年又叫“糖豆干部”，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脑力劳动者三十斤。
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一样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
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
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当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
事实上，饥饿从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六五年六六年才略见缓机。而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的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
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六 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 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了。
那么在咄咄逼人的饥饿时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么?
那 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 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的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低 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 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 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了。与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接近是“老姑娘”了。
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 了拯救家庭， “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所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 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 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 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我 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专家地位。他归国后，一九五四年因受 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六一年至六二年间，他“嫁”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 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十五岁。在六十年代，十五岁当属少女的年龄。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中学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 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待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中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 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 明显地看出，后者们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们。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中止的年龄中止以后，再就永远的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 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五十年代曾被母亲们经常抱在怀里， 或经常左手牵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儿们转眼间长大了上学了。并且，在她们长大着的过程，母亲们又为她们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五十年代初，全哈尔滨市仅六七所中学，包括高中在内。而六十年代初，全哈尔滨市的中学已增加到七十余所。十来年内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过去，早晨七点多钟下午五点多钟，女人们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们，而后来迎送的是上下学的儿女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从街上络绎经过，情形往往颇为壮观。
六十年代的中学女生与五十年代的中学女生相比，头脑中对于上学的思想大为不同了。她们已不满足于将来的自己仅仅不是文盲。她们已开始明白，学历的高低，不但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婚恋和人生的质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转自己的命运。
绝 大多数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们上中学不久，便开始了解到市里有哪几所中学是重点中学，而自己就读的中学之教育水平大致属于几等。在课堂上，老师们每 每备感荣耀地告诉学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届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考了重点高中。那些使老师谈起来很骄傲的学生中的女生，便渐渐成了她们心中的榜样。
在 五十年代，就业或读书，对绝大多数中学女生而言，并非什么重大的抉择。往往服从于父母。倘父母替她们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她们从此中 止学业心里往往并无太大的遗憾和痛苦。甚至会觉得，早参加工作，早结婚，也好。因而在五十年代，中学女生中途退学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但 六十年代的她们想法已经变了。中止学业对于她们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们会由于不情愿而伤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议。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已令她们感到委屈。她们 自信如果继续上学，命运的安排很可能会是另一种。六十年代，城市里发生过由于在家长的逼迫之下退学的中学女生自杀的事件。也有过参加工作不久而因终日郁郁 寡欢精神分裂的。不消说，她们都是生活极其贫困的家庭的女儿。六十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虽在忍饥挨饿，但中国的工业却在一如既往地发展着。工业的发展形成 了新的行业。新的行业似乎类分了人的命运区别。一个在小商店小粮店小饭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别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着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厂的厂徽，她心 里的自卑和羡慕是难以形容的。而那样的大工厂，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学的中学女生。
绝大多数高中女生的志向当然是升大学或大专。那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们对于全国的名牌大学口熟能详。
“三六一十八，清华北大哈工大。”
这是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哈尔滨初高中生们之间流行的话，代表着他们和她们的学习理想。
“三六一十八”——当年指哈尔滨的四所重点中学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学生考入此四所中学的高中，意味着离踏进全国名牌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后街的“大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起来。
一 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学，哥哥考入大学，前街后街为之轰动。连派出所所长和公社的干部都纷纷到家里祝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那一居民社区几千户人家中，还没 出现过大学生。他到外地上大学前，预选定亲的媒人终日不断。许多“大姑娘”和她们的父母，认为我哥哥将来必是工程师无疑，都愿早结良缘，等上四五年也心甘 情愿……
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区别。
六十年代学生们的好学以及城市里的人们，尤其“大姑娘”们对知识和学历的崇尚蔚然成风。如果她们料定自己难以成为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女性，那么做一位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男性的妻子，乃是她们认为的终生幸福。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的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六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她们已不怎么乐于被视为“大姑娘”了，人们已开始顺应她们自己的意识称她们为“女青年”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参加了工作的她们，依然是娴静的。
但与五十年代相比，她们已外静内不静，态静心不静。
是的，她们不再如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一样娴静得头脑空旷心思简单了。
一九六三年后，饥饿的黑翼从城市里渐退，人们又能吃饱肚子了。“女青年”们择偶的标准在吃饱了肚子以后开始悄悄形成。
“蓝制服、白大褂、枪杆子、舵把子。”
这是当年“女青年”们之间流行的顺口溜儿。如果嫁给有大学文化的男人无望，她们退而求其次的择偶标准。
“蓝制服”指公安干警。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对“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男人们礼让三分，故他们在“女青年”们的心目中地位颇高。
“白大褂”指医生。中国百姓看病是件麻烦事，有时甚至是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嫁给医生，或只不过是在医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会受益匪浅。
“枪 杆子”指排长以上现役军人。军官月薪高些。成了军人家属，不但生活有保障，光荣，还会受些优待。但嫁给军人有一点不中她们的心意，那就是将忍受婚后长久分 居生活的苦闷。而随军不但须经部队批准，又有可能离开城市。离开城市是她们所不情愿的。故“枪杆子”在国家那儿虽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们心目中却只 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机。无论开卡车的还是给官员开小车的，总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点儿方便。
看 来，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 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担儿女们的学费。而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 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考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而展开一幅画 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捆着。非靠时代的咒语而不能展开。只 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是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五十年代中后期的许多“小媳妇”，在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不但早巳是母亲，而且可能已是两三个儿女的母亲了。 那时“计划生育”还没实行。 她们的某些母亲们，在十来年内，尤其在饥饿威胁每一个家庭的三年内，巳被年老扯拽得趔趔趄趄，过早地随之而去了……
她们可算是共和国的第二代母亲，她们生下的是共和国的次子次女们。
由于她们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亲，她们对儿女们的企盼，比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小时候对她们的企盼高得多。她们每每因还没上学的儿女居然也会写她们教过的某些字而非常惊喜。而她们的母亲们，当年往往只因她们的脸蛋漂亮小嘴儿乖甜笑逐颜开……
尽管，共和国的许多次女幼小时吃过“代乳粉”，但智力却比第一代开发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龄也比第一代小。她们学龄前就已经培养起了学习的兴趣。甚至连她们的入学年龄，也比第一代提前了一二岁……
然 而，饥饿的黑翼刚刚敛去，中国人刚刚又能吃上两年饱饭，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了。用“爆发”一词形容“文革”是并不夸张的。尽管它在领导人那儿的准备 是较周密并是经过了较长期运筹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来得还是太突然了。尤其对于中国的初高中学生们，它突然得使他们一时懵懂。四月份“黑云压 城城欲摧”，五月份席卷全国，六月份宣布“停课闹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取消当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国初高中学生们的学业，都终结在那一月份里。像许多他们和她们的身体发育，中止在三年饥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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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是二百五,十年后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2011年09月16日 10:21
来源：新华网
梁晓声
【简 介】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 《天若有情》、《白桦树皮灯罩》、《死神》，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浮城》《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从复旦到北影》、《雪城》等，另有非小说 类思想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上窜下跳的人们》等。
【先锋语录】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无论他们在网上把我营造成懦弱抑或是其他的形象，都让它见鬼去吧，我不怕这个。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黄莹莹发自北京
说来也许有些无奈，身为作家的梁晓声再一次高频率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竟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因为一场“被笔误”风波。
8 月底，因为在微博上被他人转述并转发两万多条的一句“如果十年后的中国还像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梁晓声的烦恼便开始了。他因为站出来向媒体 说明“自己的原话并非如此，我要表达的原意是：十年后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而引来更多的猜疑和围攻——时间线的延伸还是拨后，关系到梁 晓声对于当下中国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是他最为在意的：“当下的中国是充满问题的中国，但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来一一解决，而80年代以前，我们不能找出任 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但他的澄清，也令前一条微博的传播者们甚为不满，他们认为梁晓声是因为迫于体制内身份和某种压力而急于站出来辩护。
事 实上，只要看过梁晓声参加政协会议的人都会明白，他当然不是那个迫于压力便收回愤怒的人。翻看他写于1996年的那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其中一章对 于中国灰色社会阶层的大胆揭露和唾面直叱令人拍案，而在2009年《上窜下跳的人们》一书中，他干脆开头几篇皆谈民主。
身为作家，梁晓声对中国社会当下种种问题的介入实为罕见。在其1600万字左右的作品中，散文时评的文字占了三分之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批评。“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我的另一支笔一直是这样写过来的。”
采访中，他点起一根烟，手因为激动而有些微微发抖。他说自己也有厌倦的时候，“看看这些人，也会问自己，值得吗？”但另一根烟燃起的时候，他又是那个坚持要跟这时代“死磕到底”的硬汉。
没有谁能对我构成压力
Q：您还愿意聊聊一句话风波吗？
A：我 不上网，也没有微博，这件事还是朋友们告诉我的。当时是搜狐的一个读书会，当时我是嘉宾之一，我的原话是：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 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 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后来，传话的人改了我的原话，把“回到从前那样”改成了“还是现在这样”，这就变成了截然相反的意思了。他们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我当然要认真了，因为这关乎到我对整个中国的看法。
Q：有人觉得您害怕了。
A：他们想说上层操纵，我害怕了。难道他们认为我在说谎吗？我甚至觉得这件事情恐怕不像我之前认为的，仅仅是一种错误或是笔误，而是有一种“被笔误”的感觉。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这段话关系到我对当下中国的基本态度：今天我们存在的问题再多，都不能跟文革的十年相提并论。
Q：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压力？
A：没有任何人给我压力，也没有什么人能对我构成压力。这句话关乎到一个作家对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观念的问题，我看重的是这个方面，我的全部文字关注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Q：这件事情可能也凸显了您在网络时代的一种被动的局面。
A：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了人与人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些形态。这件“小事”检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无论他们在网上把我营造成懦弱抑或是其他的形象，都让它见鬼去吧，我不怕这个。我提过的意见，他们提过吗？我进行过的一些批评和批判，他们做了吗？但是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 曾经还写过一段话，但因为觉得太过于严厉，没有发出来。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 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 话。
Q：您如此痛恨极左思潮，可能会被人看成极右的一份子吧？
A：我 不觉得。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 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 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对今天不满，就去改造它
Q：您说自己最悲观的时候是80年代以前？
A：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Q：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以前那种悲观的情绪中走出来的？
A：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Q：有一点很令人困惑，就是很多人在文革中是一副面孔，但文革一结束就能立刻切换到另外一幅面孔去。
A：这个问题很深刻。《巴黎圣母院》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敲钟人伽西莫多在广场上被鞭笞的时候，是跟他同样最底层的那些人在围观，在欢呼。看客不只在鲁迅的笔下存活，在雨果笔下的巴黎也是这样，这是共通的。这个甚至是人类的现象，只不过有些国家的公民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有些国家的公民还没有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Q：文革回潮的一个现实背景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
A：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Q：还有另外一种思潮，是希望中国完全西化，您对此是什么态度？
A：这 里涉及我们国民的思维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以前一个农民辛苦干一年的话，也只不过几十元，最多一百来元，他会说“我很穷，但是别人很惨”。“很 穷”对“很惨”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忏悔的意识，文革之后，我们能举出的忏悔的例子，也不过那区区几个而已。相当一部分的人都会 认为，我当初参与把别人打成反革命，都是对的；错的只不过是，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克服这一点的话，什么民主都不要谈了。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我们不能那么健忘
Q：为什么后来您放弃对知青题材作品的创作？
A：我并没有放弃，最近的两部电视剧都是这一题材的，一共创造了四五年的时间。一部已经拍完了，一部即将开机。这两部电视剧分别是《返城年代》和《知青》。
Q：有人说您在写作上有几个转型阶段，从早期的知青题材，到后来的都市题材，再到现在的学术思想方面。您认为自己存在这样一个转型吗？
A：刚才说的那些东西，用小说表现起来太复杂，这也是鲁迅为什么写那么多杂文的原因。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同时也有着不同的责任，不能以一个统一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作家以同样的方式说同样的话。
Q：现在创作知青题材的电视剧有什么现实意义吗？
A：我 自己本身对知青题材没有很持续的热望，但是知青的十年和文革的十年是重叠的，通过这个题材可以带出那个年代的一些状况。我们的文艺不表现这些的话，就会使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从前是什么样子的。当一个人跟你说从前好，你能反驳他吗？你不但没有经历过，甚至都很少接触这方面的小说或影视作品。当你对现代的社会 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 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Q：您依然在保持着一种愤怒，一种表达意见的冲动。
A：其实我不这样觉得。如果你们不来，我可能也不会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