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徐文长的悲惨世界

困惑小仙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徐渭的名字突然热了起来。

这阵热度大约源起于一场有关名人名言的讨论。说是清代画家郑板桥极为推崇徐渭，自命为“青藤门下牛马走”，还把它刻成一枚私印。

这段掌故记载于袁枚的《随园诗话》，话不一定是板桥亲口说的。然而袁枚是大家，似乎并没有理由捏造这种马屁。只是后人翻箱倒柜，到底还是没有在板桥的作品中发现此印的存在，弄得一时争论鹊起。

郑燮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已经不重要，人们所钟爱的是这种古怪的自我调侃，以及调侃里别致的谦逊，顺带好奇一番徐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徐渭就是徐文长。

这个名字在江浙一带，尤其是浙北，是妇孺皆知的。可是人们记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或历史地位，而是那些与他有关的趣闻。

此人聪慧狡黠，斗官府、斗污吏、斗地主，替百姓出头，也时常滑稽无状、窘态百出。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每晚在眠床上都要缠着奶奶给我讲上几段徐文长才睡得着觉。

所说的故事到底多少有据可查？人们心知肚明。但是不要紧，因为似乎也没有人关心真假。老百姓依旧喜欢年复一年地帮他编着故事，英勇的、落魄的、高昂的、嘲讽的，甚至还包括黄色笑话，津津有味地听一遍，再说给别人。故事里的徐文长已经完全被改造成一个极其符合市民审美口味的文化符号了。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徐渭出生在浙江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

这一年是明中叶漫长而压抑的历史中极为无趣的一年。号称吴中四大才子的唐伯虎已经五十一岁了，身体很不好，但还是勉力完成了他晚年山水画里比较完整的一幅《松涛云影图》；这一年距离一代宗师陈洪绶出生还有八年，他后来被认为是明代人物画的最后一个高峰；政治上如果勉强要提一提的话，那就是荒淫无道的正德皇帝驾崩了。国力浸弱却习以为常，万事磕磕碰碰但还是在往前走，大家就这么活着。

绍兴这个地方是很怪异的。本府出师爷，诸暨出木卵（对爱抬杠的人的一种戏称），嵊州出强盗，新昌出婊子，却被称为读书人的故乡。这里的人很注重体面，稳重保守，奉行实用主义，却又喜欢投机耍小聪明；遇事要讲三份理，说着说着急了又要拿着锄头追出三里地去结果人家的性命，总之民风中夹杂着一种黑色幽默的愉悦。

 

二

 

徐渭在绍兴有一座故宅，叫青藤书屋。它就在前观巷的一条小弄堂里，离我家很近，十几年前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路过他家门口。那里常有一股奇特的味道，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人在墙根儿上撒尿。

青藤书屋的格局是很小的，但是盛名在外。每年有很多外地的艺术家常常专程跑到这里来看一看，尤其是画国画的，瞧一眼那根老藤就热泪盈眶。然而，作为徐渭的近邻，我是不大去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青藤书屋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徐渭的故居。这座老宅原叫榴花书屋，里面种了许多石榴树，它在徐渭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人买走了，后来是陈洪绶把它买回来更名为青藤书屋。所以这宅子里所谓徐渭的遗迹，十有八九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二是去里面参观要收五块钱门票费。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我并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如何估算出来的？倘若把这两个原因放到一起，想起来就很不痛快。

话说回来，有人要去青藤书屋看一看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来人看到青藤书屋的格局便知道，这么一方宿不宿、园不园的麻雀之地似乎正印证了他早年家道不济的现实。徐渭一生清苦，老境更是颓唐，他在自己画的《墨葡萄图》里题过这么两句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有意思的是，就在几年前，他的“另一串葡萄”在北京瀚海的秋拍中卖出了近四千万的天价。如此反差更使得这两句诗读起来耐人寻味。

 

三

 

聪慧、清高、同情疾苦、老于世故而又愤世嫉俗。如果我硬要抓着徐渭这几个大多数文人共有的特点来写一写，既没意思，又不厚道。

徐渭和绝大多数传统文人究竟还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古代的文人，首要的身份是士大夫，其次才是文人。对他们来说，做文学家是副业，混仕途才是正业。不幸的是，好些人在官场上没什么太大的动静。

对于追求进步的人来说，成绩没得讲其实是一件很郁闷的事情。可是他们大多有着丰沛的情感和高超的笔法，总能在后人的心头张罗一些情怀。

范仲淹去爬岳阳楼，远眺洞庭碧波千顷、黄昏吞浮，留下两句忧忧乐乐；王昌龄走了一趟边塞，面对倾泻的繁星、远年的兵冢，也要感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哪怕是乡间茅屋里无依无傍的杜甫，在大风之中，仍对他的千万广厦念念不忘、大声疾呼。

这些情绪都是对历史宿命论的反抗，既舒展又奔放，既震撼人心又极具鼓动性，经过历朝历代被裱糊了一遍又一遍，于是信徒众多。它想表明，文人对于国家是有作为的，文人对于国事是可以作为的，因此显得政治特别正确。后人酷爱这类情绪，只是他们不大明白，庙堂之忧固然动人，但是离开了庙堂，剥去了朝服，情绪也仅仅只能是情绪罢了。

 

而徐渭则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了。他不搞也没有机会搞政治，因此正确与否无关痛痒。这么一来也好，朴素的青衫用不着背负虚重的包袱，家常的草鞋可以走一走泥巴小路。他所获得的是作为底层文人更真实的生命体验，尽管这体验不一定舒适，尽管这生命不一定可爱。

 

历史上真实的徐渭的确不很可爱。他恃才傲顾，孤芳自赏，也没什么朋友；他有精神病，他自残，他发病的时候还把他老婆给杀了。

可是那又怎样？

他是天才，不世出的天才。

天才之所以被称为天才就是因为其出位的生命强度，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有超越常人数倍乃至十数倍的感知力。

我有一位专攻花鸟的画家好友，技法卓绝，是一个很有风骨的人，他的诸多作品都被画院收藏。然而每每提及徐渭，朋友的神色总要紧张起来，他同我说：画了一辈子写意，比到徐渭那里，笔下的万树千花还不如他的一片草有精神。一切才气在他面前都暗淡无光。徐渭，太灿烂了！

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很意外，我了解他是个不容易服气的人。直到在他的推荐下找来一些徐渭书画一看，我才明白，那竟是肺腑之言。

 

作为明代泼墨大写意的开山鼻祖，徐渭冲破了前人因袭的种种藩篱，彻底抛弃传统工笔技法的约束，以一种狂飙突进的姿态将花鸟画的抽象境界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一代画风深刻影响了八大、石涛、板桥，余波远至齐白石、潘天寿和李苦禅。

他总是驾驭着一股苍茫的豪气在纸上纵横驱驰。勾与点在挑拨中落地生根，泼和皴在戏谑间相生相隐，黑和白的角力被导演得如此收放自如，张与驰的格局被调教得那么乖巧熨帖。看徐渭的画，不是看四百年前纸上的一垛墨，而是看被围困了四百年的一只蟹，苦思了四百年的一步棋，孤鸣了四百年的一枚老蝉。

每一滴墨都有它的归宿，每一片留白都泼得恰到好处，一切都在呼吸，一切都发挥到了极致。

每次看他的画，即使想象已经做好了准备，仍不免要被其朴拙的笔势所震撼。徐渭作画，终其一生都在躲避多余的排场、刻意的精致，不事雕琢、不讲圆润、不要伪装，因而具有一种原始的蛮性之美。他不屑于建立宏大的背景，他的背景就是寂寥的空旷，只是顺手拗了一把草、一捆竹、一面蕉叶扔进这空旷里，任他们随意生长。这些草木在泥地里撕扭，在顽石间倒伏，它们破断、枯燥、披头散发、无依无傍，不想叫人欣赏，然而这杂乱中又蕴含了无穷的生机，仿佛往纸上随便泼一瓢水，一切又能重新茂盛起来，开枝散叶，让人玩味、欲罢不能。

黄宾虹曾经说过，“西画以能品为极点，国画以能品为起点。”此言不虚。西方绘画孜孜以求的是技法上的精致和形象上的逼真，然而对于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来说，这可能只是艺术境界上的起步阶段，后面的路还很长。真正要做到“大巧若拙、返璞归真”这八个字，对于画家在技法、思想、阅历，乃至寿命上的要求皆不寻常。

这使我联想到，金庸先生笔下的少林寺作为中华武学的正宗，极其讲究循序渐进，小和尚从长拳练起，几年一个台阶，历经罗汉拳、韦陀掌、金刚掌，要花上四五十年方可一窥易筋经的门径。有太多的武学奇才，都因为年老力衰而无法登顶。

那徐渭呢？据说他五十岁才开始学画。他又是何时登顶的？我说不上来，也许他就是那个顶峰。

四

 

当然，徐渭的天才不仅仅体现在绘画这一个方面。他在中年以后曾经给自己的几项艺术创作搞了一个排名，尝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原来在他心中，后人极为激赏的绘画造诣竟排在最后一位。这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仔细想想又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渭自小便通览坟册，烂于经典，在诗文上用功。应该说，他在这两方面的水平很高，自己也很看重。可惜他作为一个连正式功名也没有的秀才，笔底的明珠又会有多少人寻访呢？如果不是后来袁宏道在陶望龄的藏书架上偶然撞见那本被煤烟熏黑了的《阙编》，徐的诗文就算从此埋没也一点不令人感到意外。

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那部《四声猿》竟然未能引起他本人的重视。也许不是不重视，而是在功名藉藉的困境中，市井末技总是让人羞于提及。

然而就是这部“市井末技”，成为了汇集南北戏思想语言的大成之作，在万历以前的明代戏坛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五

 

《四声猿》实际上并非一部剧，而是四本折戏的集，得名于《水经注》里的《三峡》。《三峡》一文，我曾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见过它，这篇仅有一百五十三个字的文章堪称古代写景状物教科书式的典范，虽未提及一朝一人的历史，却让人感受到千古的狭远、万世的空旷，尤其是文末收手的点睛之笔，“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意境尤为高古。

 

明代中前叶的戏曲创作，有三种很不好的倾向。一是折本冗长拖沓，二是对华美词藻的腻爱，二是将专制伦理宗教化、神圣化。倒霉的是，竟有文人打通了三者的关节，炮制出一批登峰造极的作品。

最有名的，比如丘濬的《五伦全备忠孝记》。丘濬这个人其实不差劲，虽是理学名宿，但他博极群书，为人并不迂腐，倡导经世致用、注重变通。他在很有限制的时代背景下朦胧地观察到了劳动和商品价值的关系，可以说是明代最有成就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务实敏锐的人，也喜欢将大把的业余时间浪费在摹写味同嚼蜡的节烈故事上面。后来日本著名的戏曲学者青木正儿就曾点名批评，“五伦为道学臭味之作，一望标题即可知之”。再比如，李开先的《宝剑记》，竟能把林冲雪夜上梁山这样悲愤无奈的故事写出一股特别忠君爱国的味道，实在是前无古人。这些作品或许也曾有过身份和身价，然而从文学性的角度看，终为评论家所不耻。

孝子节妇也好，忠臣烈将也罢，可以这么说，在我们的民族故事里，已经有了太多的造神文化。男男女女，形形色色。造神的目的并不在于纪念，而是用神。有用神者，必有人贿神。而靠神吃饭的人，是不会愿意去扒开那个模子,问一问底细的。越是不开化的时代，越是这样。

 

于是，第一个“开化”的人，总要有些特别的本事。

在反对拟古、堆砌和说教这三方面，《四声猿》显然走在所有人的前面，首倡一代风气之先。徐渭的创作不是宽泛意义上的大批判，而是极具针对性的。

这四部剧，《雌木兰》和《女状元》两折以古代艺术史上经典的易装传奇为蓝本，表现了女性在社会层面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才情和魅力。然而，与口号式的赞美不同，徐渭的笔法另有别意。在他的故事里，即便木兰凯旋、崇嘏高中，依旧无法改变她们女子身份被发现以后的宿命，再大的功绩、再多的赏识都要屈服于名教规矩、阁中方圆，于是只好复红妆、嫁郎君、相夫教子，再活一遍别人的生活，来完成一个女子旧有的使命。

这迫使人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人非要让花木兰、黄崇嘏这样杰出的女性重新回归到一个家庭妇女的位置上来？答案只能是，那些家里的男性。这些女子所建立的功绩和名望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所能驾驭的范围了，他们的手中除了祖宗留下的一点伦理纲常，完全束手无策。于是大家就心照不宣，照章办事，企图让一切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徐渭用了一些很符合士大夫口味的“圆满结局”来讽刺当时普遍平庸的男性社会。

 

六

 

《玉禅师》一折则更见一番机杼。它的情节原本很简单，就是讲玉通禅师因见隙于临安府尹柳宣教而被后者设计破戒，玉通遂转世投生为柳家少女，堕落成妓女以为报复，直到师兄月明将其点化，修成正果。

这戏文的精彩要紧之处并不在于官场与佛门的争斗，也不在于玉通最终重获金身，而是每个人的身份和心态。

 

玉通和月明原本都是西天古佛，南游临安二十年，修持仍未得证果。他对自己的境况有个说法，

“俺想起俺家法门中，这个修持？象什么？好像如今宰官们的阶级，从八九品巴到一二，不知有几多样的贤否升沉。又象俺们宝塔上的阶梯，从一二层扒将八九，不知有几多般的跌磕蹭蹬。”

这番抱怨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佛门原本应当是无欲无求、普度众生的清净之所，然而在这样一位得道高僧的口中却和官场一样变成了一个讲阶级、论资格的地方，无非是世人中意一顶乌纱帽，他要爬的是玲珑宝塔。这也就难怪府尹大人到任，三教相迎、具名受点，只有他不要去。个中缘由恐怕并非他所说的那样，为求个“清闲自在”，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能帮他求得证果的人和事，他是没有心思迎来送往的。

可恰恰就是这样一件小事，竟开罪于府尹大人。柳宣教新官上任，原不说日理万机，也是门庭若市。他却在百忙之中神奇地记得那个没来参拜的玉通和尚，不但怀恨在心，而且想出个毒计来要加害于他，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气。这样的人品和格局，堪称官场中一等一的败类，如今主政一方，对百姓苍生简直就是灾难性的伏笔。

再说柳宣教派去设计玉通的营妓红莲。她也满腹委屈，“我想起来，玉通是个好长老，我怎么好干这样犯菩萨的事？咳，官法如炉，也只得依着他做了。”

真的是这样么？且看她得手之后嘲笑玉通的泼辞，“师父？你由我叫，则不理我，也没法儿，谁着你真个与我行方便…你不要忒不知福。”如果说作为营妓惧怕官法如炉尚可同情，那么做了坏事反而得意忘形的作态则未必不能说明她主观上享有做工具的愉悦。

 

如果说酿成这起悲剧的推手还有一个人的话，那就是玉通和尚自己。

在玉通中计失身之后，他一边大叫落入了畜生的圈套，一边懊悔，“我在竹林坐了二十年。虽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这等样牢坚，这等样牢坚，被一个小蝼蚁穿了黄河堑。”可见这样的修行原本一点也不享受，对于一个执着于要爬到塔尖的人来说反倒更像是一种煎熬。

即便是中了别人的圈套之后，玉通是否检视过自己的秉持呢？

我看是没有。

他自己说，当年阿难尊者险些也被西天摩登伽女用一个淫咒摄了去，亏了那世尊如来，才救得他回。“那阿难是个菩萨，尚且如此，何况于我？”言下之意，阿难尊者位列三宝，法力高强，都难免要为女色所害？他一没有那么高的法力，二没有世尊如来救他。如果有人存心要陷害他，如何躲得开？

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个借口那么简单了。

只能这么说，过去的二十年，他每天都生活在保护自己修行成果的恐惧中，生怕遭别人夺了去。俗话讲，越是怕什么越来什么。一个人的恐惧到达了极点，便会产生愤怒。他不但丢了一副小心翼翼守护的“金身”，更丢了哪怕作为一个普通佛教徒基本的反省和理智。于是，才有了自杀投胎报复的怨念。如果后来不是月明和尚出手点化，帮他修成“正果”，他和柳宣教之间的大仇恐怕是要冤冤相报了。

一个睚眦必报的酷吏，一个安为爪牙的恶妓，一个走火入魔的和尚，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徐渭的思想高度在于，他并不是要审判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用一种高度浓缩的人性冲突来反证病态的社会肌理。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官人、女人和僧人，而他们的傲慢、曲顺、欲望和反抗都是人性中无法压抑和回避的固有成分。一个表面上把道德和伦常捧上天的社会，私底下却任由人性的恶通行无阻、四处横流，真让人看不懂。

徐渭不但看懂了，而且看透了。因此，他方能用极为俭省的笔墨刻画出这般复杂的世态和人性。

 

七

 

最后要说的是《狂鼓史》。

《狂鼓史》其实就是祢衡击鼓骂曹的再演，无非是场景从人间宴会到了阴曹地府，骂与被骂的双方从人变成了鬼魂。

同前面三剧，尤其和是《玉禅师》比起来，《狂鼓史》的艺术成就未必一定拔得头筹。

但是它最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故事以外。

 

众所周知，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大枭雄，这是往好听了说。不好听的，就是奸臣。有人说徐渭写《狂鼓史》就是自况祢衡，意在影射当朝的奸臣。

话是没错。问题是，谁是奸臣？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连明史都不大用翻，嘉靖一朝最有资格享有奸臣名号的除了严嵩，还能有谁。

徐渭当然有理由恨严嵩。嘉靖三十六年，因为多次参奏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徐渭的同乡挚友沈炼就遭到严氏父子谋害。国事维艰且奸臣当道，气愤之下他写出这部剧来大骂严党完全可以理解。

也许天下人都在骂严嵩，他徐渭也可以。

也许天下人都在骂严党，但是偏偏他徐渭不可以。

 

原因很复杂。

这里要先提一个名字，浙直总督胡宗宪。

胡宗宪是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真正赏识徐渭、尊重徐渭的人。

徐渭的出身是很鄙贱的。他是庶出，而且是嫡母苗氏婢女之子，上头有两个年长他二十多岁的哥哥，挥霍无度。他出生没几个月，父亲便撒手人寰。在他十岁多的时候，生母就被赶出家门。尽管苗氏待这个小儿子还算不薄，然而徐渭始终是在一种不愉悦的氛围中长大的。做了秀才之后，他便屡试不中，无以维持生计，只好入赘到别人家中当女婿，孰知没几年妻子便得了肺疾病死。又时值嘉靖年间，倭寇之乱横行。

科场失利、寄人篱下、时局动荡，徐渭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糊里糊涂度过了他的青春。直到三十五岁，成为胡宗宪的幕僚才稍稍安定。

 

胡宗宪雄才大略，尤善用人，他的门下是不收吃白饭的闲人的。我说过，绍兴是专出师爷的地方。徐渭在胡的身边一度贵为智囊之首，确有过人之处。他的文墨有通天之才，一篇代颂祥瑞的《进白鹿表》深得嘉靖欢心，竟获御笔亲批。这一篇马屁文章实有力挽狂澜的效用，在当时暗流涌动的朝局下，保住了胡宗宪岌岌可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与那些夸夸其谈的文人不同，徐渭深谙兵道，有真正纵横千军万马的谋略。在沿海倭患肆虐的十年间，他屡献奇计，多次帮助胡宗宪战胜倭寇、擒获倭首，立下汗马功劳。不管派什么用场，徐渭的作用不是一般的门客可以相比的。

当然，胡宗宪对他的恩惠也算是天高地厚了。在胡的帐下，除幕酬以外，徐渭的一切开销，包括喝酒吃饭不计花费都有总督大人买账；胡知道他一个穷书生没钱，后来还赏给他一大笔银子买宅续弦；徐渭为人狂傲，不遵俗礼，常常喝醉了酒去参会讨论军情，见官不跪，胡宗宪也从未计较过；最惊人的是，胡宗宪知道徐渭最大的遗憾是考了七次科举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功名，为此有一回他专门跑去召集当年乡试的一众考官，挨个打招呼。权倾东南的总督大人亲自出面，这几乎就是要明着保送徐渭科甲登榜了。然而，什么叫造化弄人？有一位考官因故没见到胡宗宪，徐渭的卷子恰恰落在他手里，结果他还是落第了。大概这就是天数。

无论如何，徐渭与胡宗宪相交多年、惺惺相惜。他们的关系也并非一般的知遇之恩可以形容。

 

照道理来说，像徐渭这样的角色，在总督身边说的话、写的文章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凭借一腔热血，徐渭写出《狂鼓史》这样酣畅淋漓的剧本来抨击弊政和奸臣，为朋友伸张正义，应该得到身边许多文人，至少是清流的赞许。

有是有，但是大家只欣赏其词设文采、嬉笑怒骂，到此为止，绝口不做任何发挥，尽管他写的什么所有人心知肚明。

原因说出来很尴尬，因为胡宗宪就是严党。

胡是严嵩最器重的弟子，受其门人一路关照举荐，直至提拔到总督任上，在世人眼中那是最铁杆儿的严党。据说他也是一路敛财贿上、妻妾成群，可谓名实相符。计较起来，就连徐渭自己身为幕僚和秘书，也帮胡宗宪写过很多拍严嵩马屁的文章，甚至是寿词。那他算不算严党呢？

挚友尸骨未寒，痛骂绕梁尤在，自比为祢衡的徐渭怎么转个身又甘为严党鞍前马后呢？

当时很多人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这些人是没办法理解，因为他们太讲政治了：要么你是清流忠臣，要么你是严党奸臣。要么，骑在墙上，你就是个投机分子。

 

八

 

唉，徐渭啥都不是，他不讲政治，他就是个纯粹的文人。

骂严嵩，是他为天下诤骨鸣不平，叫做黑白分明；帮胡宗宪写字打仗，那是他做人的操守，叫做知恩图报；骂严嵩而不骂胡宗宪，这种看似奇异的是非观，却更在操守二字之上，叫做家国天下。

前面两层都好办，最难的，是最后这四个字。

因为它完全没有私心。

 

后人谈起明朝抗倭的民族英雄，头一个想到的不是胡宗宪，而是他手下一个名气远超过他，以至于近乎被神化了的将领，戚继光。戚氏杀敌的功劳自然无可争议，但是他在官场上的作为在我看来和胡宗宪并无两样。他给张居正送钱、送美女、送春药，恐怕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是这个乌烟瘴气的官场又哪里有“正人君子”呢？无非是他碰巧走对了历史的路子，张居正再有争议，也落下了一个忠臣的名声。

中国人总喜欢给别人下结论，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尤其爱用忠奸二字。其实，这“忠”与“奸”两个字却是一切传记、历史和演义里最糊涂的评价。

因为，在“忠”和“奸”上面，还有一个“君”字。

如果说忠是忠君的话，那严嵩是最忠的了。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是他利用那一点点可怜的赋税和财政维持着整个大明帝国的运转，大兴土木要找他，六部开支要找他，灾荒年馑要找他，边关战事也要找他，他还要对付一切跟皇权过不去的人，好让道君皇帝潜心修炼。按这个逻辑，给严嵩找麻烦的人才是奸臣。

然而，当忠君和忠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忠国的池子很大、人很多，沉了一波，还有一波，总之掉下去死不了人的；而忠君的池子太小，替皇帝办事的就那么几个，一百件做错了一件，便是逢君之恶，先射箭后画靶，奸臣的帽子一扣一个准。

这里面有个很隐晦的逻辑——因为皇帝是不能骂的。

君即君父，儿子骂爹就是不孝；骂了皇帝，便是不忠。为了顾全君父的名声，孽债自然要记在不忠不孝的“奸臣”头上了。

当然，不怕死敢骂皇帝的也不是没有，海瑞就是一个。结局是很滑稽的，海瑞并没有被杀，而是被当做全国道德模范供起来，而现实依旧没有任何改变。这恰恰是中国专制社会的可怕之处，它不仅是伦理法度上的严密控制，更是思想上的自我专制。即便出过一个海瑞，所有人仍然自觉地回避议论君主，只论忠奸。一个忠字便可光芒万丈，鸡犬升天；一个奸字便可一耙子打死，连坐十族。

至于忠和奸的是非界限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翻遍明史也找不到答案。

 

一为严党，自然不可能再做忠臣了。严党就严党吧，但就是这个严党胡宗宪，做到了很多忠臣做不到的事情。

十年抗倭，东南将士浴血奋战，固然可敬可叹。没有了一个戚继光，仗一定还能打下去，可是没有了胡宗宪，嘉靖的丹炉里恐怕一时间也炼不出第二个能保住大明半壁江山的帅才了。

嘉靖三十年，滔天倭患祸起肘腋之间，胡宗宪在缺兵少将、粮草军需时常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夙兴夜寐，历经大小数十役，至四十一年取得决定性胜利，满打满算只用了九年。这种仗，放在几百年后的西北叛乱、苗民起义、太平天国任何一场战争，那是有得打了。

他赢了，因为终于肃清了倭患；他也败了，因为清流们终于拔掉了严党在嘉靖心中的定海神针——东南战局，参倒严党指日可待。

果然，就在胡宗宪胜利的同一年，严嵩倒台。胡以依附严党事被参入狱，含冤而死。

没有了匪患，哪有兵事，没有兵事，何需将帅。这种世人皆知的道理，可惜他胡宗宪偏偏不懂。他只知道要以最快速度消灭倭寇，必须取得朝廷的支持。不靠严嵩，哪有粮草军饷？不靠严嵩，哪有将士用命？不靠严嵩，怎么能顶得住言官雪花一样的参奏，和倭寇决一死战？他干的一切都是自愿的。

官场的劣迹固然不值得美化，人性的私欲也不值得称颂，但是一辈子能办一件救万千黎民于水火，免亿兆苍生于涂炭的大事，那些充满委屈和谩骂的史书，就随它去吧。

也许这就是徐渭愿意投身幕下、奔走效劳的原因；也许这就是徐渭逞其绝代才华，甘心代笔阿谀奉承的隐衷；也许这就是他对所谓知遇之恩最好的报偿；也许这就是一个八次科举连个功名都没有的秀才，对家国天下的理解。

 

九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徐渭的好友沈炼被平反，这是最近一年唯一能让人感到宽慰的消息了；二是兵部侍郎李春芳送来了六十两聘银请徐渭去做他的幕僚。徐渭不知道具体去做什么，但是为了生计，他还是去了一趟北京。

能去干什么呢？无非是手下那点笔墨而已。嘉靖修道，故好青词（一种道教斋醮时用的华美祝文），这种嗜好和楚王好细腰是一个路数。世宗一朝十几位内阁辅臣，有一半以上都是靠写青词起家的，故民间有“青词宰相”的讽称。当初徐渭那篇《进白鹿表》可谓名扬京师，李侍郎大概是想用六十两银子来问问前程了。

徐渭写了两首便写不下去了，不是江郎才尽，是他不想写了。面对繁重的案牍辞章、李府的迎来送往、清流的高谈阔论、同僚们为三斗米折腰献媚的嘴脸，他终于明白，李春芳不是胡宗宪，胡宗宪已经死了，和倭寇同归于尽了。自己也不再是门客，只是门仆。如果有需要，还可以随时把这个“仆”字的单人旁拿掉，换上提手边，变成一个“扑”，跪扑在地的扑。他从未感到眼前这一砚墨散发着如此陈腐恶臭的味道，他不干了，打算将俸银如数退还，回绍兴去。

不知道是不是侍郎和他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李春芳拒收了这六十两银子，还托人告诉他：胡宗宪人死了，可案子还没了呢。严党嘛，查个一年半载的也无妨。我知道你过去都干过什么？

敲诈一个身无长物的读书人实在是这世上最为下流的行径了，如果说敲诈者是另一个读书人的话，那简直天理难容。这件事徐渭晚年在《畸谱》里只用了两个字形容，曰“声怖”。

也就是在此事过后不久，在胡案紧张的风闻和多重精神压力之下，徐渭疯了。他彻底厌弃了这个世界，厌弃了自己，他能想到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杀。于是，他从墙上拔下一根三寸长的钉子，塞入左耳，以首击地，要把钉子撞进去。人若是想死，死法有很多种，大多是快速地了结自己，选择这样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那必定是绝望的钝感已经超出了一切痛苦。更绝望的是，他没能死成，前后一共九次。每每读到这一段，我的心情总难自抑。心既怜之，由怜生叹，由叹生恨！

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一位世界级的画家，一位载入史册的文学家，竟然因为过去的功绩而受到牵连，因为要谋生而获罪，因为不愿做一个被别人呼来喝去的奴仆而受到这样的恐吓和作弄，以至于走投无路但求一死。我只想问问嘉靖皇帝，这个姓徐的文人曾经为保卫你的江山和子民的尊严立下过天大的功劳，如今你的人却反过来要靠践踏他的尊严来给你上供，也许你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读着这样的青词，不知你几时才能位列仙班？

这一天注定是中国古典艺术史上晦暗的一天，是所有被剥夺尊严的艺术家共同的祭日。

 

十

 

徐渭一辈子都活在侘傺、悲伤和彷徨的循环往复里，快乐的时间是极少数的，他的《四声猿》皆是喜剧，却比以悲剧收场的故事更为刺目。

在这种黑色幽默里，我们似乎总能隐约见到他自己的影子，仿佛一个孤身乘舟途经三峡的过客，听见两岸猿声起伏，心怀羁旅愁绪万千，禁不住大声哭喊回应。

徐渭，生前是多灾多难，是历史上一位悲剧性的人物，甚至很多人都怀疑他有真正的精神病，晚年杀死继室，陷入七年牢灾，九次自杀不遂。

    但是，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杰出成就，使其成为后世敬仰的画坛大师、书坛怪手，对清代乃至近现代影响极大，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大家，无一不受他的深远影响。

    而且，他不但是一位奇才，还是一位全才、通才！和杨慎、解缙并称为三大才子，才气犹在唐伯虎之上！

    他在书法、绘画、诗词、文学、戏曲、经书注释、道释经解、医书、书评、书画理论以及灯谜、酒牌谱等都有很高的建树，他的著名杂剧《四声猿》与汤显祖堪称伯仲，他的诗文，被袁宏道推崇为“有明一人”。

    他的书法，擅长楷书、行书、草书，其中尤以狂草最为出色，随手挥洒、狂放不羁。

    他不求工稳，善于变化，大小、斜正、疏密、浓淡、轻重，UU看书 www.uuｋanｓhu.coｍ 一气呵成，恰到好处。他的字看上去不是很“美”，甚至有些“丑”，点画和点线之间往往堆积挤压，使字形淡化。

    他的书法初看狂涂乱抹、横倒竖歪，怪态百出，然而细看，则飞沙走石、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气势磅礴，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地，为后世所罕见。

    然而与书法相比，徐渭的绘画影响更大，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极高，认为他是四百年年来水墨大写意画派承先启后的巨匠，文人绘画的一座高峰。

    然而，他生前的诗书字画，却也是一直不为人重视，直到他死了多年以后，明代当时文坛领袖、大思想家、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然在在朋友陶望龄家里，发现了徐渭的诗文稿，他在灯下读了数首，不禁拍案叫绝，深为徐渭的才情陶醉。

 

    此后袁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研究徐渭、宣传徐渭，使得徐渭身后名声大噪，并赢得人们广泛的赞誉和追捧。

    然而，由于生前不受重视，遗失毁掉的诗文绘画，不知道有多少。毕竟，又不值钱，谁会珍而重之将它好好收藏？万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