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1970年5月27日，北 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 的请示报告》：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

 

　　具体规定：学制为2至3年。

 

　　课程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 生产劳动。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简称“上、管、改”）。要求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达到教师会做 工、种田，工人能教学、搞科研”；建设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

 

　　学生条件为选拔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 年干部。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 审”的十六字方针成了大学录取方法。大学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不需要通过考试。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我国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这一年全国首批招收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

 

　　“工农兵学员”入学不经文化考核，文化知识水准相差悬殊，造成教学秩序的混乱，降低了教学水平和质量，使大学教育严重地形式化、政治化。推 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这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 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其中反 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必须接受学工、学农、学军锻炼。学工到工厂车间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体 验实际生活，从思想上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学农除了学校轮流派遣各班到农场翻地、种植、施肥外，还要集体参加到农村劳动锻炼的活动，分住在农民家中，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军则是进入部队军营里，操练，瞄靶射击，长途拉练夜行军。

 

　　工农兵学员自编了《工农兵学员之歌》：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带着 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壮志凌云，红心朝阳，永远和工农相结合，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着 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青春似火，意志如钢。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要为无产阶级争光，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又红又专，茁壮成 长，永远和工农相结合，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为了使教育面向农村，从1963年起，农、林、医、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即采取公社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并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社里 来，回社里去）分配办法的试点。到1964年初，全国已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所中等农业学校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办法。

 

　　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教育部和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政治思想好、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7岁以下、有三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197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 查”。同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该年夏天，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考，然而，这一新动向被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是 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流”。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考生张铁生在考卷背面 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江青、张春桥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攻击搞入学考试“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复辟”，是“反攻倒算”。并把张铁 生吹棒为“反潮流的英雄”，掀起了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浪潮，学校也把考试制度一律改为“开卷考试”“开门考试”。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 线回潮”中，工农兵学员参加学校各级领导班子，实行所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实行所谓“掺砂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在“工农兵学员”出现之前，建国后曾经实行“调干生制度”，即在有革命经历的青年中选拔，直接保送上大学读书。1950年代实行工农速成中 学制度，但于1955年被取消，全国87所工农速成中学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称：“实践证明，对农工干部科学文化 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1970年至1976年七年时间里，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员94万人。从根本上来说，取消了考试，没有了选拔的标准，使得大学从招生到教学 都很不正常。招生几乎没有公正可言。推荐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运作，鼓励了很多青年采取以表面的政治热情去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学生不学习专业知识，充当 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和“闯将”，他们在校的学习，没有科学完整的课程设置、充足的学习时间保证，被安排大量如修建地下教室以备 战、参加学农、学工等劳动和军训，参加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势形成学校不安排、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培养无标准、质量无要 求、成绩无考核、学多少算多少，只升级不留级，到时间就毕业的格局。有关部门估计，这批学生毕业时达到大专水平的不到20％。

 

　　随着“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工农兵大学生”制度寿终正寝。

 

　　工农兵大学生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虽因其推荐入学的方式、入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等原因受到非议和质疑，但是中 国高等学校总算是恢复起来了，中国人才增长的链条总算没有中断，中国文化教育的薪火总算传承下来。工农兵学员出现在大学停止和恢复高考之间，起过大学生断 层期的替代作用，其中少数人学习狠下功夫，经过文化补习和刻苦自觉，掌握了较高的专业知识，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发挥了自己的才干，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 用，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或成为专家、学者、业务骨干，或选择（在国内或赴海外）继续深造，或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担任要职，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 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近百万工农兵学员中脱颖而出了一些佼佼者，代表性人物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张德江、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张春贤（1976，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周小川（1972，央行行长）、万钢（1975，科技部部长）、陈竺（1975，卫生部部长）孙玉玺（1973级，外交部发言人、中 国驻印度大使），学者李银河（1974级，治性社会学）、学者杨东平（1972级，著有《城市季风》等）、学者陈尚君（1976级，治辑佚学）、学者曹顺 庆（治比较文学），作家贾平凹（1972级，著有《浮躁》、《废都》等长篇小说）、作家梁晓声（1974级，著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等），数学家彭实弋（1971级，逆微分方程理论创始人），科学家姜德生（1972级，光纤传感技术专家），天文学家崔向群（1975级，南京天文台研究 所研究员），数学家马志明（1975级，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纳米科技研究专家白春礼（1975级，中国科学院院长），无机化学家冯守华（1975级，中 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程津培（1972级，南开大学副校长），无机化学家洪茂椿（1975级，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家陈赛娟（1975级，中国科 协副主席），科学家陈玉勇（1975级，金属铸造专家）企业家王石（1974级，地产业万科老板），节目主持人敬一丹（1976级），等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2fO0BgcG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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