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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陶瓷发展中的八大重要时代zt

(2014-03-12 11:30:22) 下一个
  • 陶瓷史研究:日本陶瓷发展中的八大重要时代

  • 2012-9-5 11:26:06 来源: 瓷库中国  跟帖 0
  •   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朝鲜是日本陶瓷之母,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陶瓷史研究将要讲述日本陶瓷发展中的八大重要时代。
  • (瓷库中国网)从日本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到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人说朝鲜是日本陶瓷之母,中国是日本陶瓷之父,应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比喻。陶瓷史研究将要讲述日本陶瓷发展中的八大重要时代。

     

    日本列岛原是东亚大陆的一部分,在地质学的洪积世后期形成了朝鲜海峡,在大约一万年以前的洪积世末期和冲积世初期,因海平面不断上升,整个日本列岛才与大陆分离,形成本州、九州、四国、北海道四大岛。日本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与之必然产生密切的关系。

     

      一、绳纹、弥生与古坟时代

     

      日本古陶主要出现在绳纹、弥生、古坟三个时期。

     

      绳纹是日本最早的土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器之一。土器表面有绳纹图案,故得名绳纹土器。明治十九年(1886)于东京大森贝冢最初发现并定名。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土陶器,已存在近一万年。绳纹时代长达数千年之久,在日本也遍及各地,主要以日本东部为中心,北至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绳纹土陶的制造技艺非常原始,几乎都是徒手捏制,而且不是在窑中烧制的,而是依靠太阳进行自然干燥,再堆放在木柴上露天烧制的。所以火度很低,据推测仅有600℃左右。

     

      弥生土器是古昭藏博士在东京市文京区本乡弥生町最先发现的一类陶器,以地名命名。在考古上定为弥生式文化时代,系指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六七百年间制作的陶器。

     

      弥生陶器也是徒手捏制,烧成方法与绳纹式陶器相仿,露天烧造,比绳纹陶烧结温度高,约800℃左右。绳纹式土陶器多为黑色,而弥生式土陶多为褐色,有的呈很美的红色。

     

      从绳纹陶到弥生陶,古人的审美观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造型的日趋洗练和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三世纪后半叶至七世纪中叶称古坟文化时代。四世纪后,中国大陆大批居民移居日本,使汉字、中原文化和佛教传入日本。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土师器和埴轮。土师器为淡褐色薄胎,纹饰简单,用于上层贵族丧葬的祭器。埴轮即土陶俑,也是古代日本人神秘信仰的陪葬之物,其中有男像、女像、家具、武器、船等泥塑,并往往在这些造型中增添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鸟、兽、鱼等动物塑像,造型十分生动。

     

      四世纪后半叶开始使用辘轳成型,造型更加规整,并且从中国引进还原焰烧制方法,温度高达千度以上,可以大量生产。这样的须惠陶确实是窑艺飞跃发展的证据。

     

      二、奈良、平安时代

     

      592年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由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臣,以学习大陆的先进文化。612年圣德太子故后,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臣,每次都有不少留学生和僧侣随行。707年元明天皇即位,710年迁都平城京(奈良),先后70余年奈良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史称这个历史时期为奈良时代。

     

      日本陶器从奈良时代开始出现釉陶,其中最为有名的为奈良三彩,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唐朝三彩陶器的影响,器表有绿、黄、白三种颜色,少量的有绿、白二彩。器釉以铅为熔媒,氧化铜和氧化铁为呈色剂。这些制品是为奈良的大佛开光用的祭器和皇室专用的物品。奈良三彩的多数精品都作为天皇御用之物保存在正仓院,但在大阪、奈良、福冈、滋贺等地也有出土物,这说明当时在日本各地都曾烧制,这在日本陶瓷史上无疑是杰出成果的体现。

     

      进入平安时代从唐朝输入的陶器制品增多,三彩釉陶的生产技术也同时引进。陶器器型很多,有盘、瓶、高脚杯等,在成型技术上比须惠器更进一步,硬度也增强。平安时代的中期神秘的奈良三彩以及低温釉烧制技艺突然中断。从平安中期到镰仓时代初期,日本的制陶技艺进入停滞期。

     

      奈良三彩为皇室、寺院特殊专用品,加工精细、器壁薄、重量轻,制作手法不熟练。器型单纯,且以使用为目的,双面施釉,不渗水。这明显区别于中国唐三彩内无釉且都是冥器的特点。

     

      三、镰仓时代

     

      1192年源赖朝从天皇处得征夷大将军封号,在镰仓正式开设幕府,开始了封建武士掌权的镰仓幕府时代。

     

      镰仓时代的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宋代的影响,其中在陶器上的反映,表现在随从高僧道元和荣西去中国的陶匠从中国带回制陶技艺,并在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陶技在平安中期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次以传入中国陶瓷技艺为契机,再一次迎来陶瓷艺术的春天。后来日本成为陶瓷之国,就是镰仓时期奠定的基础。进入镰仓时代有彩釉陶几乎消失,代之为灰釉陶系的陶器,花式图案增加了划花、印花、镶嵌等装饰手法。中国此时相当于宋朝,大量中国宋代青瓷输入日本,也刺激了日本制陶技术的提高。

     

      受中国青瓷影响,在陶器表面加刻一两条弦纹,增加唐草纹、牡丹纹、菊花纹及柳纹等图案,并采用划花、印花、模压等多种技法。

     

      镰仓时代对日本陶器业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是濑户的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通称藤四郎)。因将中国的陶瓷技艺传入日本,而被尊为日本的陶祖

     

      初代藤四郎姓藤原,名景正。贞应二年(1223)随遣宋使道元禅师来中国,在浙江学制陶,至安贞二年(1228)返日,在濑户村安居并开始制陶,这也是今日闻名于世的濑户烧的起始。藤四郎陶器为茶褐色有釉陶,初始有简单印花,后期发展到印花、刻花等多种形式,制作出各种瓶、壶()、四耳壶、香炉和犬(犬俑象)等。

     

      四、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

     

      1338年足利尊氏在北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室町设立幕府。1467年幕府细川、山名两派对立冲突,引起十年混战,此后成以下克上的混乱局面达一个世纪,史称战国时代。

     

      室町时代流行斗茶,在足利义政时达到极点。外国产的青瓷茶碗和各种天目釉茶碗以及中国产的茶入(茶叶罐),非常受人喜欢,因此大量进口。同时,在日本国内也开始仿制。但由于仿制技术不过关,在日本国内施釉陶器还只有尾张(濑户)一地制作。

     

      中世纪日本陶窑出现著名的六大古窑,即濑户窑、常滑窑、信乐窑、越前窑、丹波窑、备前窑。从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六大古窑分别成为各地的制陶中心。

     

      五、安土桃山时代

     

      1586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晚年住桃山城,故称安土桃山时代。

     

    桃山时代日本瓷器

     

    志野茶碗 桃山时代

     

      丰臣秀吉l592年、1597年两次侵略朝鲜均以失败告终,史称这两次战争为文禄·庆长之役。这两次战争虽然失败,但在返回途中虏俘了大量朝鲜人归国,其中陶工数量不少,这些人到日本之后迫于生计而开始从事制陶,促进了日本国内制陶业的发展。

     

      濑户系

     

      由于濑户地区连年战乱,陶工外逃,加上临近的岐阜县多治见市周围发现优质陶土,因此陶窑迅速增加,以美浓为中心成为新的制陶中心,产生了黄濑户、濑户黑、志野、织部等一系列新的品种。

     

      桃山时代作品以菖蒲手黄濑户为代表,志野是日本国内首先制作的白色陶器,其意义深远。受当时输入朝鲜李朝白地铁釉绘纹样的启发,制作志野的半透明釉药和蜂窝状的结构以及铁釉药绘纹样,都是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

     

      织部烧比志野、濑户黑产生晚,古田织部对日本陶艺界影响不仅限于美浓,还应包括伊贺、丹波、信乐、备前、唐津等窑。

     

      朝鲜系

     

      西日本的制陶主要在九州,除室町以前的须惠器烧制之外,也烧制具地方特点的陶器。文禄·庆长之战后,李朝陶瓷器对本地影响最强,丰臣秀吉虽然征战朝鲜失败,但收获是陶艺和陶工的大量引进,所以有人说这场战争是陶瓷之战。大量朝鲜劳力虏回,使唐津地区制陶业迅速发展。

     

      唐津烧初期是朝鲜陶工按李朝方式制作,原料由朝鲜运入,后在唐津附近发现陶土,以此地为中心先后建成窑场l30处,总称唐津烧。当时代表作品有奥高丽茶碗、绘唐津、朝鲜唐津、斑唐津等一批珍贵品种。高取烧、上野烧、小代烧、萨摩烧等也均为朝鲜陶工参与建筑和发展的窑场。

     

      文禄三年(1594)在朝鲜之战佐贺藩归化的李参平(朝鲜陶工)于元和二年(1616)发现磁石矿,并于天狗谷筑窑,在日本国内首次制瓷成功。这件事在日本陶瓷界意义十分重大。与濑户的藤四郎有釉陶器、柿右卫门彩绘一起通称为日本陶瓷史上的三大革命。白瓷施透明釉,釉下多青花纹样,从中可看出李朝的影响。

     

      在李参平白瓷烧制成功影响下,有田制瓷业迅速发展,很快形成西日本的制瓷中心。有田烧的品种也由李朝白瓷增加到染付(釉下彩)、锦手(彩绘)、染锦(釉下、釉上彩结合)和青瓷。受中国进口彩绘瓷器影响,有田柿右卫门苦心研究,终于试验成功赤绘技法(釉上彩绘法)。柿右卫门是日本彩绘的始祖,至今已传十三代。

     

      宽永五年(1628)佐贺藩主锅岛胜茂在有田岩谷川开窑,后产生精美的色锅岛瓷器,色锅岛瓷器图样用黑线双勾描画,产品不外售,次品全部毁掉。由于坚持分业制,制坯、彩绘、烧成分头进行,实行严格的技术保密制度,所以不但形成自己独有风格而且经久不衰。

     

      六、江户时代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掌握大权。1603年获封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开设幕府。

     

    进入江户时代,全国窑场已达二千家以上。以京都为中心的京烧,在野野村仁清出世之后,逐渐成为全国陶业中心地。

     

    江户时代日本陶瓷 

     

     古九谷 彩绘葫芦瓶 江户时期 

     

      明历三年(1657)仁清彩绘问世后,引起轰动。仁清特有的彩绘作品和独特风格,确立了京烧在全国陶业的主导地位。在其后其弟子尾形乾山及其弟光琳合作,名品不断问世,京都五条坂南北两侧分成两大流派,形成粟田烧系和清水烧系。京都粟田烧以彩釉、彩画描金擅长,最初的御菩萨烧、锦光山宗兵卫、宝山文藏、带山与兵卫、岩仓山吉兵卫等均属于此。

     

      清水烧则以音羽烧、清闲寺烧、音羽屋九郎兵卫、茶碗屋六兵卫为主,出现了清水六兵卫、高桥道八、和气龟亭、水越与兵卫、斡山传七、清风与平、清水藏六等大师。除此之外,相马、益子、真葛、赤肤、明石、尾户、闲谷、高松、现川等窑也都同属于京烧范畴。

     

      德川幕府后期,以京都为中心茶道风行,全国各地名士相聚,茶道用青花茶碗需求大增。此时期以来清水烧青花制品大量生产。产生名人青木木米、仁阿弥道八等大师。

     

      七、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军舰开入浦贺港。翌年日本在武力压迫之下被迫开国,1868年与美、英签订了商约,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肆入侵。同时在尊王讨幕旗号下迫使德川庆喜将军下台,奉还大政于天皇。天皇下令废除幕府,建立新政府。改东京为首都,年号为明治。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

     

    明治初期日本陶瓷

     

    瓦古奈尔 彩绘盘 明治初期  

     

      进入明治时代由于维新改革,藩窑没落,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制陶业向输出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由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聘用专业人才,尤其是聘用德国化学家瓦格耐尔(G.Wagener),给日本陶瓷业发展和与西方交流以巨大促进。日本国内陶瓷业也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生产迈进,窑的结构由小型向大型转化,燃料也由烧木材向烧煤、天然气和电力方向改进。陶瓷业向传统陶业、海外输出和观赏用陶艺三个方面分化,并按各自方向发展。

     

      八、大正与昭和时代

     

      此时期的陶工们根据不同情况,以艺大出身的人为中心组成了日展系,传统工艺者组成日本工艺会,同时还有现代工艺美术协会。此外,还有民艺派、走泥社、新匠会等许多协会和俱乐部。

     

      近世出现了板谷波山、富本宪吉、北大路鲁山人、河井宽次郎、金重陶阳等一代名师。生产民艺品和土特产品的窑场近年兴起,作为有名陶艺家有益子烧的浜田庄司,水户的城户夏男,佐野市的田村耕一,在东京周围还有加藤土师萌、宫之原谦、安原喜明、井上良斋、唐杉涛光、吉贺大眉、井高归山、川濑竹春、土肥刀泉。濑户方面志野烧的荒川丰藏、加藤景秋。织部、黄濑户风格的加藤唐九郎、加藤舜陶、河本五郎。京都方面以乐家十四代传人吉右卫门开始,除永乐善五郎、清水六兵卫、三浦竹泉、伊藤陶山、高桥道八等世家之外,还有楠部弥一、石黑宗磨、森野嘉光、浅见隆三、伊藤翠壶、宇野三吾等三百名以上名瓷艺师。

     

    日本国现有4500个制陶工场,陶瓷器生产最多的爱知县和岐阜县拥有工场近3000家,两县产量约占全日本的80%。主要现代化工场有名古屋日本陶器鸣海制陶名古屋制陶,濑户的三乡制陶,多治见的山加制陶,户冢的大仓制陶,常滑的伊奈制陶,多治见的上山制陶以及小仓的东洋陶器等。(韶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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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28 13:33:58) 下一个

    国公 – 来自佛祖故乡的大铜盘

    【编者按】收藏本是雅事,是文人士绅的喜好。可是随着国内财富的聚集,股市房产市场投资环境的不规范,收藏变成了很多人企图投机致富的手段。加之很多文化有限的爆发户,土豪的加入,对收藏品只问金钱价格。不问历史,文化,和美学价值,把收藏这件有品位的事变成赌徒行险的赌博。实在和历来文人雅士的初衷大相径庭。

    国公老不愧是知识丰富,学习严谨的学问家,对每件藏品的历史渊源,制造风格,艺术特点研究得透彻清晰。国公老和悉尼大师的对话,既是科学家和文物专家的对话,更是两位智者的讨论,真正体现了收藏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旁观者得到的乐趣,比看一些咨询场所简单下个结论,出个价钱不知道要过瘾多少。看两位的谈话,是一种高级享受。

    国公:
    来自佛祖故乡的大铜盘。

    周末去了一家Home clearance sale。这家祖上是移民官,从印度带回大量东西。我拍到一个大铜盘。有61厘米大小。这个铜盘被其后人当做桌面,还配了雕花的桌腿。

    铜盘上满了锈。花费了大量时间清洗后,看到精美的佛教人物。不仅有佛祖,观音,甚至有孙悟空的原形。

     印度人没有历史。”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印度是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指印度历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印度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的历史,它的历史是同神话搅合在一起的;第二,印度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第三,印度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只有神话无信史

      印度古代有发达的神话故事和宗教经典,但史书奇少,根本没有像中国的《史记》和西方希罗多德的《历史》那样的历史典籍。印度人喜欢讲故事,提到历史,他们喜欢说:“从前有个国王……”,至于该国王的真实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在位时间等基本材料,几乎全无。幸存的极少的史书,几乎每一页都掺杂着大量的空想和传说,使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历史还是神话故事。被认为正宗的史书有两部,一部叫《诸王世系》,一部叫《大史》,但这两部书又都不可靠。

      《诸王世系》被认为是一个叫卡兰纳的人写的,该书记载了历史上的社会状况以及各类人物的活动,但其内容想象的成分太多。整部书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弥漫着诗意和感情的气氛。作者不满意以日常用语来平铺直叙事实,而是在写事件和人物时,不断插入神话故事,对人物加以美化。于是,历史成了理想化的产物,人物成了神。这大大减低了该书的价值。

      《大史》被认为是南亚最翔实、最可信的历史著作。成书于锡兰(今斯里兰卡),作者是摩诃男马。该书主要记载岛国的历史。但在对君主的描写中充满了神话、传奇的故事,同样弥漫着神秘的气氛。在读这部史书时,必须用心地鉴别神话故事与历史事实。

      印度的历史记载没有统一的纪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纪年。印度使用纪年多达20种以上。搞不清楚每个纪年的准确年代,以及各纪年的前后联系。中国古代以帝王的年号纪年,历史纪年也不统一,但中国各朝代都十分注重历史记载,设有坊门的史官,记录下皇帝的一举一动,因此每个朝代的历史都能搞清楚。印度则不然,只重宗教,不重历史,宫廷有为皇帝举行祭祀的专家,却没有史官。所以,印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本糊涂帐。

      印度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是靠外国人的记录才大体了解的。例如,印度历史上有个叫戒日王的人,曾建立过一个强盛的帝国,但印度典籍几乎没有关于他的可靠记录。在他治世的时候,中国一位叫玄奘的高僧来到这里,并在他的著作里提到过戒日王。因为玄奘离开中国,到达印度及归国的时间都有清清楚楚的记录,所以戒日王在世的大体年代就可以确定了。

      再如,印度的传说以及佛经等材料,都曾提到印度一位伟大的君主叫阿育王,是旃陀罗·笈多的孙子,曾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但具体年代不详。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1—323年进攻过印度西北部地区,遇到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的激烈抵抗。此事清楚地记录在古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于是旃陀罗·笈多以及他的孙子阿育王的大体年代也可以确定下来了。

      游牧民族征服史

      印度历史是一部“不断为异民族片服的历史”,印度的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地接受异质文化挑战、不断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一次次异族的入侵带来了印度种族的混血以及文化上的对立、冲突、交流和融合,对印度文化也带来一些新的因素。这是印度社会文化具有无比多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入侵印度的有较大影响的游牧民族可举出雅利安人、塞种人、鲜卑人、贵霜人、土耳其人、匈奴人、蒙古人等。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有一支操“印欧语”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这大概是印度有文字可查的最早的外来民族的征服。他们首先占领了印度“五河流域”(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旁遮普地区),同当地的土著民族(据认为是达罗毗荼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雅利安人征服了后者,并逐渐向东扩张,侵入到富饶的恒河平原地区。雅利安人在征服次大陆的过程中,逐渐放弃游牧方式,从事农业定居生活。他们把被征服的土著人当作奴隶,让他们从事低贱职业。这次征服可以说是一次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它对印度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婆罗门教的起源,均与这次征服有关。

      塞种人原是住在伊梨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塞种人受大月氏人的驱赶,向南迁徙,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南亚,消灭了几个希腊人王朝,建立了统治。塞种人的王朝除了北印度大部以外,向西南到达今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地区。塞种人统治了100多年,大约在纪元初衰落,印度现在沿用的传统历法(塞历),就是起源于此时。

      贵霜人也曾在印度(主要是北印度)建立过统治。贵霜人原是一个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的游牧民族,我国古籍称为“大月氏”。公元前176年前后被乌孙人击败,向南迁移到今阿富汗境内,征服大夏国后进而向南、向东挺进,建立了个囊括整个北印度的贵霜帝国。同西方在经济和文化上有密切交往,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佛教文化出现繁荣。贵霜帝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了密切的接触和相互影响。

      10世纪初,穆斯林开始进入南亚次大陆。1206年,土耳其人在北印度建立统治,史称“德里苏丹王朝”。这个王朝经历了五个时代约320年,是印度历史上统治时间最久的异民族建立的王朝。

      公元14世纪下半叶,一支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势力渐大,首领叫帖木儿。这一支蒙古人虽已放弃了游牧生活,定居在今塔什干一带,但仍保留着许多游牧民族的特征。后在中亚细亚的萨马尔罕建立了统治。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凡决定做一件事,喜欢先念一段带激励性的话:“啊!先知,请将战争之祸加诸于这些异教徙及不信仰的人们,并严厉惩罚他们。”当时的印度多数是异教徙,基于这种信念,帖木儿王于1398年渡过印度河,长驱直入,攻占了德里,杀害了10万之众的俘虏,摧毁了当时阿富汗入建立的王朝,将全部财富掠夺一空,并驱使众多的妇女与奴隶将这些财物搬运到萨马尔罕。还将大批工匠掠夺到萨马尔罕,帮助帖木尔王建造宫殿。在他们的足迹所及的地方,留下了杀戳、饥馑和瘟疫。

      印度历史上有三个最著名的强盛统一的王朝: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和莫卧尔王朝。

      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征服了若干邻国,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时代,孔雀王朝达到鼎盛。他即位8年后,征服了东南海岸的羯陵伽国,此时帝国的版图几乎包括除泰米尔地区的整个印度和阿富汗的相当大一部分。

      孔雀王朝以其空前强大的国家权力,完成了多项重要的事业。例如,旃陀罗笈多在全印度修建了发达的道路系统。道路设有驿站,每隔半里建一立柱作标记。阿育王时代又在各条道路两旁植树,隔约三里挖一口井,设立行人休息的处所。在主干道的交叉点附近,设立国家粮仓和仓库,供紧急时候使用。此外,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帝国还在各地修建了运河和蓄水池,建立了较完善的灌溉体系。为了向民众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在所统治范围内各地树起许多石柱,刻上诏文,表明自己的决心,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些诏文是用多种文字写成的,被称为“阿育王诏敕”。在西北印度、阿富汗以及东南海岸各地都有发现。有的诏文是刻在磨平的崖岩上的。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力提倡和保护佛教,社会上流传着他与佛教的一些故事。据说,在他当君王的早期,用暴力和酷刑治理国家。在首都华氏城北部有一个监狱,人们称它为“阿育王监狱”。在监狱里,使用各种刑具严刑拷打犯人。国王曾下令,任何人只要进了这座监狱,就别想活着出去。一天,一位佛教的圣者毫无原因地被关了进去,狱吏将他投入热水锅里,水竟无法烧沸。狱吏将此事报告给阿育王,他感到很奇怪,便对佛教开始感兴趣。后来他下令取消了那座监狱,并修正刑法,对犯人从宽发落。这时,他的军队恰好平息了羯陵伽地区的叛乱,杀戳了成千上万的叛乱者,并俘虏了许多人。阿育王良心受到责备,产生了悔恨和悲悯之情。他下令将所有俘虏释放,并发布了一封表示忏悔的文书,之后穿上僧袍,皈依了佛教。他下令禁止打猎,并亲自食素,献身于实施“大法”(道德与虔诚)统治。这导致了孔雀王朝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阿育王放弃了以屠杀和放逐人民为手段的军事征服,释放了战争俘虏,对民众采用“虔诚感化”的政策。

      同印度许多传说一样,这个故事很难说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它很可能是佛教徙为宣传佛教的威力而编造出来的。不过,阿育王推崇佛教,倒是可由他发布的多个诏敕来证明。在这些诏敕里,他赞扬佛教,劝告人们皈依佛教,并将佛教精神体现到日常生活中。他明令禁止滥杀动物,并设立人与动物医院,向穷人施舍。他还在印度各地兴建佛寺、佛塔,亲自巡拜。佛教徙称他为“转轮圣王”。他虽是热心的佛教徙,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耆那教、婆罗门教等也受到同样的保护。他的仁慈的统治必然会产生良好的结果。由于他的善德善行,印度人民至今还怀念这位国王。

      笈多帝国

      笈多帝国是印度人创建的另一个大帝国。

      公元3世纪,摩揭陀国君主旃陀罗·笈多一世(大约公元320——380年)乘机兴起,夺取华氏城,在恒河流域东、中部建立了笈多王朝。到沙摩陀罗·笈多(公元335——380年)统治时代,笈多王朝大规模向外扩张,他在征服恒河上游及印度河流域东部后,又挥师南下,征服奥里萨和德干东部,势力一度扩张到南印度马德拉斯西南地区。他海上的势力扩大到马来半岛、苏门达腊和爪哇等地的印度人侨居地区,为印度历史上另一个辉煌的大帝国——笈多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沙摩陀罗·笈多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拿破仑。他的事业由他的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继承。后者在位时间大体是公元380——413年。超日王继续实行对外征战政策。他一方面用联姻的办法,加强与北印度和德干地区酋长们的关系,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向统治西北印度的几个塞种人小王国进攻,继续扩大帝国的版图。到公元409年前后,除了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南端的一些小王国外,几乎统一了全印度,其版图与孔雀王朝相当。

      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经历了约100余年的政治统一和社会安定时期。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控制着下面众多的小王公,王公下属的官吏管理着行政。在这个时期内,以经济富庶、人口稠密的恒河流域为中心,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旃陀罗·笈多二世重视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修复了许多被破坏了的大型灌溉设施以发展农业。笈多王朝控制着孟加拉和西印度沿海港口,同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希腊、埃及和阿拉伯世界进行广泛的贸易。对东南亚及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恒河三角洲以及羯陵伽港口,即沿“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印度商人经马六甲海峡到达过中国的广州进行贸易。当时帝国使用统一的货币地那拉。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城市里出现了一个富裕的工商阶层,这些人成为高雅文化的消费者。我国东晋高僧法显赴印度求法,目睹了王朝的繁盛情况。他在归国后撰写的《佛国记》(即《法显传》)中,称赞笈多王朝统治者施仁政,“人民殷乐”,实际上当时正是王朝的鼎盛时期。

      旃陀罗·笈多二世还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扶持学术文化,使古老的印度文化的各个方面——宗教、哲学、戏剧、诗歌、艺术以及天文学、数学等科学技术方面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据说旃陀罗·笈多二世当政时,身边有九位大学者,号称后宫“九宝”。这九位学者是:剧作家和诗人迦梨陀娑、天文学家彘日、名医丹文塔里、耆 那教圣人克沙帕纳卡、字典学者阿马拉·辛哈、数学家桑库、诗人贝塔拉·巴塔和加塔·卡尔帕拉、文法学者瓦拉鲁奇。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人都是大知识分子,把他们称为“宝贝”,可见当时统治者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

      笈多王朝是印度人自己建立的一个空前繁盛的王朝,它是印度正统文化——印度教文化的全盛期,也可以说是中世纪印度文明的全盛期。它被一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称为印度的“黄金时代”,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与我国的盛唐相媲美。从文化上看,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出现全面繁荣的同时,印度文化也趋于成熟和定型。

      莫卧尔王朝

      莫卧尔王朝是蒙古人建立的。

      帖木儿攻占德里,主要是为了掠夺,并没有建立统治。建立统治的是他的第五代孙巴布尔。巴布尔机智、勇敢、力气过人,他的奶奶是成吉思汗的一个亲戚,这样,他继承了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两方面的血统。相传他曾在5分钟内单独一人凭打斗并杀死5个敌人,两天之内骑马飞驰160英里,为了与人打赌曾两次游泳横渡恒河。巴布尔几次率兵征战,打败德里苏丹军队。1526年,即巴布尔22岁时,以一支12000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击败了土尔其人依卜拉欣君王的10万大军,杀死数千名俘虏,占领德里,建立了莫卧尔王朝。在印度所有外来的统治者中,莫卧尔王朝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王朝,它的行政统治较完备,各宗教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较融洽,经济和文化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个王朝给印度注入了伊斯兰教文化因素,使印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巴布尔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留下一部文笔优美的回忆录,死时47岁。

      莫卧尔帝国到了阿克巴大帝(1542——1605年)时代达到鼎盛。阿克巴雄才大略,可与古代的阿育王相媲美。“阿克巴”意即“最伟大的”,是印度对他的称呼。他的原名叫穆罕默德。他是巴布尔的孙子,有着顽皮、好动、勇敢、机智的天性,喜欢做各种危险的运动。他是一个优秀的骑士,喜欢玩马球,并发明了会发光的马球以便夜间也能进行这项运动。他学会了如何驾驭凶悍的象群,并随时准备外出猎取狮子与老虎。他14岁那年,被伊斯兰教教士请去,用弯刀砍掉一俘虏的首级,由此得到了伊斯兰教武士头衔——“异教徙的刽子手”。他不爱读书,宫廷请了许多有学问的教师来教他读书,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18岁时他已获得了全部的统治大权。他继承了他祖父的热忱与贪婪,向外扩展疆界,经历一连串的残忍苦战,征服了次大陆大部,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印度的历史长河流淌到16世纪中叶,又出现一个平静而宽阔的区段,这就是统一强盛的莫卧尔王朝时代。到阿克巴逝世时,莫卧尔帝国的版图已包括:北自克什米尔南至哥达瓦利河上游,西起喀尔东到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广大地区。1566年,帝国首都迁至阿格拉。阿克巴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制度和法律制度,行政管理要比德里苏丹时期出色得多。在他统治时期,政府对全国的土地重新丈量和分类,并根据土地类型按新税制征税。这些作法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帝国经济繁荣,宫廷生活豪华,此时的印度再次跻身于当时世界富强国家之列。在文化上,莫卧尔王朝虽推行伊斯兰教,但为了统治广大印度教徙,统治者也大量任用印度教徙,因而阿克巴的宗教政策是相当宽容的。他试图为他的帝国制订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推行一种以皇帝为最高神明的新宗教。他有一句名言:“一切宗教都有光,而光总带有或多或少的阴影。”据说他还吸收各宗教的精华,创造了一个叫“神一教”的世界宗教。这个宗教虽没有流行开来,但他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影响了他以后的统治者,也促进了两大宗教的融合。他虽然是个文盲皇帝,但后来他承认了书籍的价值。他治世时,注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这些资料包括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底稿和绘画作品。在他统治的时代,诗人、画家、建筑家、雕刻艺术家都享有很高的地位,常常被赠送大批皇家的物品。他亲自监督印度教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他自己不能读书,只能靠他人读给他听。他经常找那些深奥难懂的书卷来研究,由此获得了渊博的知识,最后,他竟成了一位爱好文学与艺术的文盲学者。在他的提倡和保护下,文学、艺术、绘画、音乐等,每一种艺术都出现了繁荣。

      阿克巴大帝死后,其子贾汉杰即位,继续推行阿克巴的政策。在从阿克巴大帝到其孙子沙贾汉的大约100年间内,帝国版图又有所扩大。但到了莫卧尔王朝的奥朗则布皇帝(1658——1707年)治世时期情况有了变化。奥朗则布生性拘谨,对伊斯兰教极为虔诚。他推行偏狭的宗教政策,毁坏印度教神庙来改建清真寺,致使各地怨声载道,战乱不断,各地独立势力增强,帝国出现衰落。1707年奥朗则布死,王朝又经历了几个君主,但时间都很短。这时的莫卧尔帝国实际控制的范围已经很小,后来仅限于德里王宫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最后,在马拉提人的打击下,帝国彻底瓦解了。

      “东印度公司”与“普拉西之战”

      近代以来,印度沧为英国的殖民地,殖民统治长达180年。

      近代以来,印度沧为英国的殖民地,殖民统治长达180年。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经历了一个漫长和血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著名的殖民机构——英国东印度公司扮演了重要的可耻角色。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公司成立之初,还是一个单纯的海外殖民贸易机构。后来逐渐拥有各种特权。在英国的支持下,东印度公司拥有军队和军舰,并有向印度宣战、占领印度土地、向印度居民征税、在印度颁布法律等权力。18世纪后半期开始积极干预印度事务,一步步扩大势力。它在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设立了商阜,从印度低价买进货物,然后在欧洲高价卖出,对印度进行疯狂的掠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它运来了军队,修筑了工事,对那些不听话的土邦王公实行武力征服。东印度公司成了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1757年普拉西战役标志着英国征服印度的开始。普拉西是孟加拉地区一地名,这次战斗是东印度公司军队与孟加拉王公军队的较量,实际上也是英国殖民者与印度的第一次正式较量。这次战斗的起因是: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修筑了殖民城市——加尔各答,在该地区横征暴敛,除了收缴巨额贡赋外,还设立了100多个贸易站和10多个英国代理店,从事贸易和掠夺活动。这引起了孟加拉人民的反抗。1756年4月,孟加拉的王公西拉吉派兵占领了英国人的代理店,然后进军加尔各答并占领了该地。为了报复,东印度公司调集军队,于1757年6月23日在普拉西与孟加拉王公的军队交火。当时指挥英国军队的是罗伯特·克莱武。他利用收买手段,拉拢地方上的贵族与王公西拉吉争权夺利,分化瓦解了西拉吉的军队,仅以3000人的部队,打败了王公的5万之众。西拉吉战败后被处死,克莱武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自此,英国人实际上成了富饶的孟加拉的统治者,并为进一步侵略和控制印度全境作了准备。

      詹西女王与反英大起义

      19世纪初英国将法国等势力逐出印度,后来经过三次迈索尔战争、三次与马拉塔人的战争、两次与锡克人的战争,共打了大小一百多次仗,到19世纪中叶终于在印度确立了统治。

      19世纪初英国将法国等势力逐出印度,后来经过三次迈索尔战争、三次与马拉塔人的战争、两次与锡克人的战争,共打了大小一百多次仗,到19世纪中叶终于在印度确立了统治。

      但几乎是在英国人征服印度的同时,殖民主义者与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也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857年,也就是距克莱武发动的普拉西之战刚好100年,印度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起义。

      大起义首先是从英国雇佣军的叛乱开始的。导火线是英国军队在子弹包皮上涂了动物油脂(猪油或牛油)。使用时,士兵需要用牙将包皮咬开。印度教徙尊牛为圣物,绝不食牛肉,穆斯林因宗教习惯不食猪肉,英国雇佣兵中大量是印度教徙和穆斯林,所以印度教徙和穆斯林都认为这是对自己宗教的侮辱。许多地方的士兵拒绝使用这种子弹而遭到镇压。镇压进一步激起了士兵的不满。印度教士手捧恒河水,穆斯林士兵面对古兰经,发誓要把英国人赶走。1857年5月10日,米拉特的印度士兵发生兵变,冲进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伙伴,杀死了几名英国军官,烧毁了殖民官府。这个行动得到人民的响应。起义军遂向德里进发并占领了德里,拥立莫卧儿王朝皇帝为领袖。起义迅速扩延到整个北印度和中部印度。

      在这个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大起义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詹西女王就是一位。

      詹西原是一个小王国,后与英国人签约,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附属国。1853年王公去世无子,由收养的一个幼儿继承,但东印度公司不承认,将该王国兼并。詹西女王的本名叫拉克希米·拜依,幼年进宫,被封为皇后,詹西王公死时她才19岁,便成为该国的实际统治者。王后多次吁请东印度公司归还国土,均遭拒绝。大起义爆发后,詹西在女王的率领下也宣布起义。后受英军攻打,詹西陷落。女王身着男装,背负养子,率部突出重围,辗转来到爪廖尔,与另一位起义军领袖丹地耶会合,准备利用爪廖尔的有利地形迎击英军。詹西女王在守城的战斗中打得很英勇,最后壮烈牺牲,死时年仅23岁。詹西女王的壮举为印度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她的英勇事迹一直为印度人民所传颂。

      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下去了,但大起义大大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英国人不得不从大起义中吸取教训,调整了对印度的政策。1858年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的统治权直接由英国政府承担,向印度派遗了第一任总督,1877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王,印度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统治地区,称“英属印度”,面积约占印度的三分之二;另一部分是受英国保护的几百个土邦,称“土邦印度”,占印度的三分之一。英国人的殖民统治给次大陆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它对印度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分多合少”的历史传统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许多国家历史的规律。具体到一个国家,情况很不一样,有的合多分少,有的则分多合少。印度属于后者。印度的历史犹如一长河,在它的大部分时段里,都是水流湍急而混乱,只在少数几个时段水面平静而宽阔。印度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是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非常粗略地说,印度历史统一与分裂的时间之比大体是三比七。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北印度或南印度都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长期争战不已,相互吞并。印度历史上只有前述三个帝国的统治超过了次大陆半数的土地,其他王朝都只能称其为地方性政权。即使是这三个大的王朝,也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次大陆,仍有诸多小王国未归在帝国的版图内。号称统一了全印度的孔雀王朝,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以宗主权加在原来的统治机构之上而已。阿育王从来没有自称过“印度之王”,而只称自己为“摩揭陀王”,并把其广大的领土称作“征服之地”。

      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分裂的历史传统,使印度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直到英国人统治确立前夕,次大陆上只有许多小的王国。因此,统一的“民族”、“国家”之类的概念,在印度出现比在中国出现晚得多。“印度”(India印度)一词来自古语“Sindhu”(中国古代译作“身毒”),意即河流,尤指印度河,没有“国家”的意思。波斯人、希腊人以及罗马人称印度河流域的土地为“Hind”或“India印度”,但印度人直到穆斯林到来一直没使用这个词。穆斯林称他们征服的次大陆土地为“印度斯坦”。古代印度人使用“婆罗多的土地”来称呼他们居住的土地。“Bharat”是印度神中的一位雅利安国王,因此,这个词的含义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今日印度宪法使用两个词来定义其国家,一个是“India印度”,一个是“Bharat”,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印度历史上的一些王国或地区的名字,通常是用当地居住民族的名称的复数形式命名,而不是以自然景观命名。如古代的阿利迦、羯陵伽、潘查拉等,都是民族的名字。这种情况今日依然。今日印度的许多地名,如古吉拉特、泰米尔纳德、喀拉拉、孟加拉、那迦兰等,实际上都代表着一个占多数的民族群体、一种语言、一种宗教信仰。这也是印度人缺乏超越宗教、超越地域和种族的国家、民族意识的一个例子。

      宗教的凝聚作用

      说印度社会极其杂多样,说印度历史“合少分多”,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复杂、多样、分裂的背后,的确还有一些起着统一和凝聚作用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赋予印度以统一的性质。否则,印度早就不成为印度,印度人也就不成为印度人了。

      古代印度的凝聚力量主要是宗教,宗教以外的凝聚力是较微弱的。

      尽管各宗教哲学派别的学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几乎所有的派别都接受业报轮回的学说,并都将摆脱轮回达到解脱树为人生最高的目的。知识分子都关心着相同的问题,即探讨纷繁世界背后的统一性和接近这个统一的途径。对印度教经典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少数的哲学家和学者。印度教习俗和印度教精神在次大陆的广大乡村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哪个种族,操怎样的语言,吠陀知识以及掌握这些知识的知识分子婆罗门普遍受到尊敬,不可接触者受歧视的地位也都受到承认。印度教经典《吠陀》和《往事书》有许多地方版本,为多数人所了解。古老的宗教能给次大陆各地的人民以慰藉。不管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山之巅,还是在克里希纳河与科佛里河平坦的三角洲上,崇奉湿婆和毗湿奴的庙宇的尖顶高耸着。就是那些在信仰上不崇拜这些神祗的宗教团体也不能不置身于印度教环境中。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被翻译成许多地方语言在次大陆广为流传,由这两部史诗改编的故事、戏剧传说在民众中更是普及。这样,两大史诗不仅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统一印度文化的重要作用。“在操泰米尔语和卡纳拉语的地方的宫廷里,古代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就像在西旁遮普的旦叉始罗和恒河流域上游的奈米莎林(印度教一圣地,在今锡塔普尔县,相传是古代圣者撰写《往事书》的地方)的知识界中一样被虔诚地研读着。”印度教文化不仅影响了所有的印度教徙,甚至也影响了外来的基督教徙和伊斯兰教徙。

      宗教的统一作用还表现在民族认同上。在印度,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和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民族认同,我们中国人把国家、民族看得比较重,正像“国家”、“民族”这两个名词本身表明的那样,中国人把“国家”、“民族”与自己实际生活的圈子——家庭、宗族密切联系起来,“亡国”几乎是“亡种亡族”、“亡教”的同义语,而在印度,对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主要在宗教。人们生活的重心不在国家政治上而在宗教。在这种情况下,亡国未必等于亡族亡教。印度人曾经容许无数民族统治者君临其上,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不大在意什么人来统治剥削他们——无论是本地人或异邦人。对他们而言要紧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是灵魂而非躯体;是无数的来生而非暂驻的今生。外来民族可以占领国土、掠夺财富、焚烧庙宇、屠戳人民,却无法改变印度教信仰。国家灭亡而印度教不会亡,印度教不亡民族就不会亡。甚至那些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也领略了宗教的力量:旃陀罗笈多皈依了耆那教,阿育王成了圣者,希腊人国王弥南陀虚心地向佛教徙请教,残暴的游牧民族首领迦腻色伽王最后成了虔诚的佛教信徙,阿克巴大帝几乎皈依了印度教。在本世纪内史无前例地统一了印度全境的伟人甘地,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毋宁说是一个圣者。古代印度没有使用武力,其文化却在亚洲广大地区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宗教上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印度屡被征服却未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值得印度人引以骄傲的。

      殖民统治带来的副产品

      近年以来,印度出现了新的、跨地区、跨宗教的凝聚力量。西方殖民统治既给印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在客观上也为印度各势力的联合起了一定的作用。与古代异民族的入侵不同,英国是同较先进的工业技术一起进入印度的。为掠夺印度而修建的铁路、公路以及邮电通讯等设施第一次把次大陆各个孤立闭塞的地区联系起来了。

      印度本来部族众多,语言多种多样,殖民政府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使南印度操泰米尔语的婆罗门与北印度操印地语的婆罗门第一次有了交流思想的可能。

      西方式现代军队的建立意义更为重大。这支军队与古代征服者土耳其人和莫卧尔人的军队不同:第一,征服印度之后不是根据作战功劳的大小分封土地,而是实行薪晌制。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受封者日后势力增大以致发展为地方割据势力的现象;第二,这个军队不是由单一种族、单一宗教信仰的人组成,军队中既有锡克人,也有泰米尔人。这实际上是在印度第一次建立了超越种族、种姓集团和宗教信仰的社会组织。军队的建立增强了英属印度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它首先是用来镇压印度人民的反抗,对那些尚未在英国人直接统治之下的各个土邦起着很大的震慑作用,因而地方割据力量受到空前未有的强有力的抑制。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抑制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的盗匪受到围剿,以偷盗、抢劫、杀人为职业的“犯罪部落”受到打击。所以,如果说,英国人的征服与统治也像古代异民族对印度的征服与统治一样起到了系结各分裂势力的作用,那么这根系结的绳子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粗大更有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度人才第一次有了“统一印度”、“印度民族”这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后来民族主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以英国人的征服所带来的统一结果为前提的。

      以前政府力量弱小,政府的许多职能是由种姓集团和村落完成的。英国人建立统治后,采取了逐渐削弱种姓和地方集团的力量、强化政府作用的政策。现代印度人从英国那里继承了一套弹性较大的西方式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从整体上看符合印度社会复合、多元和分散的性质。这种民主是各阶层、各教派、各种姓集团的“狂欢节”,为他们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渠道或安全阀,从而维系着印度各种力量的平衡,达到了凝聚作用。一部无所不包的、世界上最长的宪法,为印度各民族、各宗教信仰、各地方力量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基本框架。印度现行的西方式政治制度有许多问题,但它的确起着将印度各种因素凝聚到一起的作用。首先,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散”原则,适应了印度历史上长期地方分权、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相对弱小的特点;其次,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权力分享”、“权力平衡”原则,与印度种姓制度形成的权力模式相近。第三,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体现的多元价值观、言论信仰自由原则,符合印度社会宗教信仰多样性的特点。独立后,印度语言、教派、种姓、民族等各种分裂因素一直是对其统一的挑战,但印度一直没有分裂,很大原因在于有了这根带有弹性的绳子,这种政治体制为印度提供了一种“胶合板”式的凝聚,国家、民族的统一系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从而保证了整个国家的统一。

    这个铜盘大约是莫卧尔王朝晚期制的(17-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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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僧取经路线图

    玄奘,俗名陈袆,602年出生于洛阳偃师市,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在大慈恩寺等寺院进行研究和翻译佛经直到圆寂(公元664年)。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玄奘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例如《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即是以玄奘为原型。

    唐玄奘取经路线为何舍近求远?

    唐僧从西安出发,一共走了十万八千里,换算一下就是五万四千公里。大家都知道,绕赤道一圈,才四万公里,套用某奶茶广告语就是“唐僧走的路足足可以绕地球一圈”,印度就在亚洲,没那么远吧,完全晕菜。

    看了唐僧的取经线路图,你就知道唐僧这路绕的啊,不会是故意凑够十万八千里图个好听吧?

    唐僧取经路线图 唐玄奘取经路线为何舍近求远?

    抛开西游记的神话成分不说,以上地图就是实实在在唐玄奘法师当年的取经路线图。从地图上看,唐僧要是从西藏或云南进入印度的话,要至少近2/3的路程,唐僧为何舍近求远呢?

    1、唐僧当时没有世界地图。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们对世界地理位置完全是局部认识,我还记得鸦片战争都开打了,道光皇帝还问“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之类的问题。更别说比清朝更早近一千年的唐朝,唐僧当时真不知道该如何走直线。

    2、云南、西藏在唐朝的时候,大部分地区仍属于未开化或未知地区,人迹罕至,路径稀少甚至是没有,唐僧要是能爬上珠峰,再从山那头下去,进藏南,那真成神仙了。

    3、反观唐僧走的这条路,虽然现在看上去很绕远,但在古代,却是一条很成熟的到印度的路线,也是被证明到印度可行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与有汉以来,商旅们走了千年的丝绸之路,正是一条路,请看古代丝绸之路的地图:

    唐僧取经路线图 唐玄奘取经路线为何舍近求远?

    同样的是从西安出发,途经新疆、中亚,然后南下到达印度,这条路是古代旱路到达印度的唯一一条路,所以唐僧走这条路有其时代背景,虽然绕远,但也没办法,毕竟这条路很多人走过,沿途也有补给。

    现在对照世界地图,看唐僧当年走的路线,仍然十分佩服唐僧的毅力和勇气,这条路线现在测量的话,其实就是五万多公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十万八千里”。唐僧不比商贾驼队,有骆驼也有同伴照应,唐僧依靠自己的双脚硬是走完了这段路程,你可以想见一个孤单瘦弱的背影在大漠里默默一点点的向前走,这份执着的信念还是让人有些感动的。

    看到丝绸之路的地图,也会由衷感叹到古代汉唐盛世,中国的强盛与繁华,贸易通达世界各地。记得看《西游记》时,唐僧自报家门时,一般都会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所有接待的国王都会由衷的说一句“原来是来自大唐的高僧”。这句话,其实也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唐僧步行万里到这里不简单,又仪表堂堂,谈吐有致是高僧;二则因为大唐盛名在外,国王们见了大唐的人,都会高看一眼,好生款待,并顺利换取通关牒文(也就是护照)。

    唐僧取经是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反映,也是古代中国人自信、开放、勇敢走向世界,与世界交流的一个例证。

    取经路线(修正版)

    公元六二八年秋,玄奘进入北印度境, 从那揭罗喝国(阿富汗之贾拉拉巴德)东南山行五百里,至健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巴基斯坦白沙瓦市西北)―东北行百余里,渡印度河至布色羯罗伐底城 ―东南三百多里,至乌铎迦汉荼城(巴基斯坦阿托克之北,印度河渡口)―北涉山川行六百余里,入乌仗那国(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杜西里山西北)―南渡印度河。至坦叉始罗国(巴基坦拉瓦尔品第周附近)―东南山行五百里,至乌刺尸国( 巴基斯坦东北境) ―东南登危道度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故都在今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之斯利那加)―西南逾涉山涧行七百余里,至半嗟国(今克什米尔的朋奇)―东行四百余里,至遏罗?^补罗国(今克什米尔西南端的拉加奥利)―东南下山渡水行七百余里至磔迦国(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

    故城奢羯罗(锡尔亚科特)―东行五百里,至那仆底国(印度旁遮普邦费罗兹普尔)―东北行百五十里,至达那国(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东北行七百余里,至屈露多国(印度北部西姆拉之西北)―南行七百余里,越山度河至设多图卢国(印度北部沙特累季河流域)―西南行八百余里,至波里夜坦罗国(印度北方邦贝拉特地区)入中印度境―东行五百里,至秣兔罗国(印度马土腊西南的马霍里)―东北行五百余里,至萨他泥湿伐罗国(印度旁遮普邦的塔内沙尔)―东行四百余里,至禄勤那国(印度北部罗塔克之北)―河东行八百里,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印度北部罗希尔坎德的曼达瓦尔)―北行三百余里,至婆罗吸摩补罗国(印度北部加尔瓦尔地区)―东南行四百余里,掣坦罗国(印度北部拉姆那加尔)―南行两百余里、渡河,西南至毗罗那拿国(印度北方别尔沙尔)―东行两百余里,至劫比他国(印度法鲁卡巴德)―东南行两百余里,至时称霸五印的戒日王直接统治的羯若鞠阇国(曲女城国,印度恒河与卡里河汇流处的卡瑙季)―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恒河,南至阿喻陀国(印度法特普尔的阿普依)―东行三百余里,北至阿耶穆法国(印度北部贝拉和赖巴雷德一带)―东南行七百余里,至钵罗耶伽国(印度北方邦阿拉哈巴德,戒日王每五年一次的无遮大会在此举行)―西南入大森林,行五百里,至侨赏弥国(印度阿拉哈巴德西南约五十公里的柯散)―东行五百余里,至索迦国(印度毕塞浦尔)―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室罗伐悉底国(旧称舍卫城,印度北部巴尔兰普尔西北约二十公里处,有给孤独园,为中印度,佛说法行道的重要场所)―摩揭陀国(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伽耶(格雅)地区,都城为王舍城今印度腊季吉尔以北数公里处)。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的舍卫城为 佛陀一生居住,传道时间最长的地方。

    公元六三一年,玄奘终于到达他向往已久的摩揭陀国那烂陀寺,时约十月初,这是他离开长安的第五年,那烂陀寺故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的巴尔贡村。今遗址旁建有玄奘纪念堂,为1956 年周恩来访印时中国捐资三十万建的。年( 唐贞观元年) 八月自长安出发―秦州(今天水)―兰州―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瓜州(安西)―渡葫芦河(窟窿河)。至唐玉门关(安西县城东五十公里疏勒河南岸双塔堡)―沿葫芦河上溯十里许过关―过五烽。行八十余里到第一峰(白墩子)―避开第二烽(红柳园)第三烽(大泉)。直抵第四烽(马莲井)―绕过第五烽(星星峡),便出了当时大唐帝国控制的疆域―往西北行百余里沙漠,水尽,险些丧命―行径八百里瀚海(莫贺延碛)到达伊吾(哈密)―白力城(鄯善)―高昌王城(吐鲁番)―无半城(布干台)―阿父师泉(托克逊县阿拉本布拉克),宿于泉侧―西上银山(天山南脉库木什山,南北疆之界线)―入阿耆尼国(焉耆县)―王城(焉耆县城四十里旧城)。

    渡孔雀河,过铁门关,轮台,入屈支国(龟兹,今轮台,库车县境)―西行六百里,至跋禄迦国(阿克苏)―西北行三百里至凌山(阿克苏境内乌什城西部的天山别迭里山口,海拔4284 米,出山口即出今中国境,经七昼夜翻越险峻的冰山,从高昌带来的小徒弟死2 个,兵卒冻毙十之三四)―山行四百里,至大清池(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伊塞克湖,亦称热海)―沿湖西北行五百里,至素叶城(亦称碎叶,今吉尔吉斯之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西行四百里,至千泉―西行一百五十里,至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南行十余里,至小孤城(三百余户的小城,均为突厥劫掠而来的中国人)―西南行两百里,到白水城(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北)―西南行两百里,至恭御城―南行五十里,至赤建国(乌兹别克塔什干地区汗阿巴德)―西行两百里,至赭时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城西五十公里处)―南行千余里,至沛汗国(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西行千余里,至堵利瑟那国(塔吉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西北行入大碛(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大沙漠)―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三公里处,其内城东门叫中国门)―西行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一百公里处)―西行两百里,至喝捍国(乌兹别克斯坦扎木博尔)―西行四百里,至捕喝国(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四百里,至伐那国(乌兹别克斯坦篾尔甫)―西五百里,至货利习弥迦国(乌兹别克斯坦基华城)这里已近咸海,为玄奘行程中的最西之地―西南三百余 里,至羯霜那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沙赫里夏勃兹)―西南行两百余里入山,重登帕米尔高原,先前翻越葱岭是走的高原东北边缘进入西突厥,如今则要翻越它的西部边缘才能到达北印度―山行三百里,至古代中亚向南的重要交通孔道,帕米尔高原的险要隘口―铁门关(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达尔本特之西)―出铁门,至睹贷罗国故地,沿河岸而行至坦蜜国(乌兹别克斯坦南界铁尔梅兹)―东南行数百里至活国(阿富汗北部昆都士)―西行数百里,至缚喝国(阿富汗马扎里沙夫以西之巴尔赫)―南行入揭植国(阿富汗得哈斯城)―东南入大雪山,山行六百里,入梵衍那国(阿富汗之巴米扬,有被塔利班炸毁之一百四十五尺的巴米扬立石佛像)―东南行两百余里度大雪山,至小川泽出梵衍境,翻越黑山,至迦毕试国(阿富汗喀布尔流域)―东行六百里,越黑岭,进入当时的北印度境,至滥波国(阿富汗东北的拉格曼省)―南行渡河,至那揭罗喝国(阿富汗之贾拉拉巴德)。

    好茶:
    哇,那么多文字信息,学习历史又欣赏艺术品,国公爷的收藏总是高大上,
    谢分享!

    牛城地主:
    大铜盘子又漂亮又有典故!上这么大块头的文章,国公兄辛苦了!

    国公:
    谢好茶和牛城兄鼓励。

    小桥流水:
    国公知识渊博,谢谢分享。周末也看到类似一小桌没时间细看错过了

    人在悉尼西:
    国公历史典故尾尾道来,堪称学者之风,欣赏了故事,涨了知识。年青时出于敬佩也曾经搜集了很多玄奘资料,后来参加工作后渐渐就淡而忘记了,实是可惜。当时记得要写毕业论文,啃了一遍图书馆的大唐西域记,查了唐史,和导师讨论玄奘。但老师相劝,后来还是改写其它命题。但和老师彻夜长谈回忆还是有几点收获。

    玄奘家贫,父亲就是虔诚佛教徒。十几岁就应召被剃度出家,当时名额满了,他在召募的衙门前竣循,被替皇太后召募的官员看到,聊了几句,主考官竟破格录取了。玄奘28岁已经是著名高僧了,云游到白马寺,西安一名寺【名忘了】能讲解名篇巨经的除了主持长老,就是他了。长期讲经说法他发现,经都是梵文,翻译水平不一样,有的明显有错,造成以讹传讹,有的解释不同,各派还有发生械斗的事。他滋生了去印度去取原始经卷的念头,用了几年时间学习梵文。唐代初建,四边不定,一旦外族入侵,必然危险,防止消息外泄,唐初开始封关隘。西行几年不批。玄奘决定闯关。闯关中几次差点儿被箭射死,几次被俘,都是他的意志,报负,感动了官员,送他马,水,粮,放行。他几乎是报一宁死西行的意志往印度去的。在沙漠中走了八天。第二天时由于炫晕,把一皮壶水弄撒了,这是沙漠中巨大的损失了。是回去取水还是前行?他想起自己的誓言,宁向西一步死,不向东回一步生。坚持第八天时,他和马都晕倒沙漠中了。半夜一场暴雨救了他们,也找到了水源。

    小桥流水:
    大雁塔有玄奘的藏经楼

    人在悉尼西:
    在接脱罗国,蔓陀落国都是佛教崇拜国,几乎是被上马送金,下马赠银的挽留,玄奘绝食以示西行绝心。最后,和国王达成协议,做81天讲经才被放走。到其它国家也有被聘请国师的,有留住不给发关碟的等等刁难,玄奘以自己绝决意志,人格媚力征服了大家,有一国国民都群起抗议国王刁难。途中几次遇到强匪,刀按在身上,差点没命了。到达印度后,开始没引起重视。在橫穿印度抵达第二个城市时,玄奘的才华便引起轰动,追随者从几十人到了千余人,中印度摩耶捷国玄奘的讲经博得了几万人的赞赏。
    那兰陀寺讲经,辩论大会上,全国的高僧云集,佛众过百万,玄奘从基数辩论开始,历经十几天,逐级升到第二名,和一当时印度众信徒崇拜的,懂各种佛法的婆罗门开始辩论。玄奘扎实的功底,深厚的中,印哲学思想,正直的人生态度,幽默风趣的语言,获得了轰动,得到第一名,百多万人簇拥着,骑大象绕城一周。进献的供养装满了81头骆驼,几百人自愿追随他回到中国。

    正如国公说的,玄奘七天过雪山去朝圣,冻死了很多随员,途中也遇到刀客,强盗,历经81难,回归东土,先前到过的国家又都是迎送一番。回到离长安不远,玄奘担心两点,一是当年去取经是闯关,现在身份是被通缉的犯人。二是李姓王朝崇尚道教,抑制佛教。玄奘给李世民写了封绰词恳切的信,讲了取经经过。李世民不但不怪他,反大开城门将玄奘迎入西安,结拜为异姓兄弟。玄奘在西安大街办了展览,佛经,佛像,日用具摆了半条街,看的人万人空巷。

    本来玄奘想一心翻译佛经。李世民让他先把见闻写下来。这就是大唐西域记。里面有很详细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貌。这里有个阴磨。李世民是政治家,对西域觊觎很久了,苦于不了解信息。有了这本情报图水到渠成了。仅仅几年功夫,李世民一举荡平了西域【新疆】,括大了板图,昔日听讲经的民众都成了大唐的子民,礼敬玄奘的国王成了阶下囚。晚年玄奘在大雁塔译经。修塔时,大家常看见一老者和民工一起担土,抬砖,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玄奘。

    难得的糊涂:
    关于辩经这一段在以前读佛教书籍时看到过,悉尼师国公博学啊!

    宗阕:
    李世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玄奘是纯情的出家书生。

    请问老师, “玄奘在西安大街办了展览,佛经,佛像,日用具摆了半条街“,是些什么日用具呢?

    人在悉尼西:
    回宗师,严重同意。两人要的东西不同有关。一个是英雄明主,建伟业于万世。一个是泓佛法于当今。今天看玄奘是说的故事,可谁理解他当年的一步一步的艰难,唯有自知。知道被利用后,他事佛人,是否对他有情义的故人罹于战乱内疚呢。只是好奇了。

    日用器没记载,只这一句。估计就是他们常用的异国东西。可都是唐的呵。

    踏雪寻梅:
    谢谢国公好文。这铜桌真的是够级别,竞会有这许多佛教人物。津津乐道地听大师们讲历史,由衷赞叹!

    宗阕:
    回悉尼师,唐没有后来描述的那样的强大,先有突厥,后有吐蕃,大食,真正的虎狼之国,七,八世纪的西域硝烟,唐虽有不仁不义的昏招,但也抓住了天助的运气。是西域毁了唐,影响波及后世千年。。

    玄奘是好人,是国家需要的人,情意有时是历史的契机。玄奘是有情有义的出家英雄。

    人在悉尼西:
    玄奘的经历,追求曾经影响过我年轻时对世界的诸多看法。

    国公:
    谢悉尼大师和大家点评。这铜器除锈还真是力气活。

    也有人认为李世民宣传玄奘,是为与以袁天罡为首的道教相平衡。

    人在悉尼西:
    极有可能。开始李渊以道教鼻祖李珃为祖借泓扬道教树立自己的正统性。后来道教众多是有尾大不掉之势,很多佛寺都被毁坏。政治家不大讲感情色彩,一切服从政治利益。

    宗阕:
    悉尼师是否已取到真经了?崇拜一下。

    万发:
    这个大铜盘,佛学重器,太重要了。应陈列在大雁塔。或捐给佛学院。到大拍行,拍给有缘人。拍个百八万,捐给失学儿童。

    国公:
    大雁塔归西安市文物局管吗。

    万发:
    应受宗教管理局和文化局文化遗产处管。

    老邁:
    收藏玩到这份上便是脱了俗了,要向國公和悉尼师学习,在收藏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印度艺术其实挺注意细节的,有時為了一个细部描绘甚至可以牺牲大布局。看看人物眼睛的刻画就知道了。唐三藏可不是凡人,他西行过程中历经磨难,差点就被食人番作了祭品,凭着学识与机智硬是说服了人家,得以解脱。了不起.

    万发:
    赞同老邁兄的观点。这两天大概看了一下。3个多月,大家收获满丰。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佛主出世图,小桥的古画,西门的大块玉,牛地主的2刀乾隆瓶,难得的官窑晚,回家的金盘,一介的立柜,古董的集装箱嫁妆瓶,好茶的几个大漏,老邁的鸭香熏,画家们的画,各种珠宝,丽力的椅子。。。大师的不算。还有一半没看完尼。

    给国公的建议:
    1。叫大铜盘太俗,应称‘ 佛主出世图’。
    2。改进照相技术,黄铜照的像白铜。
    3。请国鉴委专家鉴定。
    4。佛门重器,捐给佛门。
    莫卧尔王朝,相当于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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