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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飘地主》 第八章(4)职场,美国电力公司

(2017-10-15 12:40:03) 下一个

美国电力公司是全美最大的能源公司,是美国标准普尔500企业。分公司分布在7个州,总部坐落在哥伦布市中心,斯亚托河畔。我工作的审计部门在公司大楼的19层,第25层是公司总裁和财务总裁的楼层。

审计部有金融审计和IT审计。IT审计必须有金融和IT双重技能知识的学位和证书。我是高级审计师,职位仅次于审计部主任——一个不到40岁的印度男人。在美国职场,有时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关系相处不好,甚至是水火不容的。

我、杰弗和杰在一组。杰弗60岁出头,准备退休,儿媳是台湾人;杰不到30岁,属于正在爬公司升职楼梯的人生阶段;而我刚满41岁,可上可下的年龄。

我们三人负责全公司的电脑系统审查——程序文件记录、系统设置、安装控制点、上传、下载软件的可靠程度等,每人一年负责审查30个项目。我有时还要出差去分部和工厂。

我们会提前几天或一周把审查的问题和要求发下去。然后从他们提供的资料、数据里抽出300个样板细审。如果有5个以上问题就要重审,重复三次,如果还有5个以上的问题,就要上报。

印度籍员工通常都是在我去的三天内临时抱佛脚补齐所有资料,很少出错,可是平时却不按时或按章程做。有些人则很规矩,不敢在审查前掩盖或弥补错误。所以常常被我写进报告里而受到总部的通报批评甚至影响年终奖。

后来有些部门干脆投诉我太过严格,印度老板听多了就建议我要搞好基础关系。但除非放松标准,我没有办法平息他们的怒火和不满。

审查总部电脑系统时,我常常到各部门去了解情况,还见到了几个中国人,和他们说着中文,觉得很亲切、特别。就像我周末有时在麦尔超市遇到一两个亚裔面孔一样兴奋,设法凑上去搭讪。

这是我在美国工作十几年来,第一次在公司看见中国人。他们多数在工程部和电脑部门,有一两个在财务部门。有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最多还是中国大陆来的。

他们因为我的加入开了一次午餐聚会,到场的有20多个中国人,其中有一些是来美国10年左右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

他们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带着骄傲甚至有点狂妄自大,我很不喜欢。

早期的华人留学生毕业后就业很难。因为大部分美国公司都没有雇用中国人的经历,不知道是否好用。当中国人进入这些大公司之后都是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工作努力、勤勤恳恳、谦虚好学,深得老板和公司的信任。

我刚到巴哈船厂工作时就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而这几个年轻人却截然不知前辈的艰辛,不知道那些在他们进公司之前的许多来自香港、台湾甚至中国大陆的华人打下的基础,攒下了信用被他们享用,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交了两个年纪比我大的中国朋友——凯文和卡尔。凯文来自中国大陆,比我大10岁。从俄亥俄州的亚克伦大学博士毕业后就直接进入美国电力公司。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还到我家帮忙安装了窗式加热器。

卡尔来自台湾,比我大约20岁。十几年前离婚后一直单身,独自把儿子抚养大。近来经常上网找女朋友,还去中国大陆相亲,最后抱得一位比他小10岁的杭州妹子归。

公司有自己的健身房。我每天中午跑步、洗澡,一小时内完成。我也常常和凯文或卡尔及其他同事相约午餐时间速走斯亚托河边小道,来回约5公里。生活规律、稳定、惬意。

我有时会到大楼的25楼找总公司的二老板——财务总裁。她的女儿和我老大吉娜是同班好友。我工作的审计部门不归她管,所以没有利益冲突。后来转到能源交易部之后,才有了直接上下属的关系。我的报告每天都要向她汇报。

美国电力公司的能源交易所,离总公司几条街。联邦政府规定不能设在总公司内,必须分离。这是一片开阔的办公大厅,黑压压的一片电视屏幕。我以前在巴哈船厂有自己的单间办公室,现在只有隔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员工一个挨着一个坐的大厅办公室。

人们在各走道间迅速穿来穿去。天花板上到处吊着无声的大电视机,一端还有一个小讲台,旁边插着国旗。

我很喜欢这个快节奏的工作环境,觉得刺激,有挑战性。我希望到这里来工作,于是去应试了三个部门,申请的职位和我的资历、经验有关。

我决定到投资分析组,直接与交易员打交道,与曼哈顿华尔街、芝加哥交易所连线,同时操作。这个职位的职责是提供各种数据分析,结算当天交易额、盈亏,每天早上上报给交易所老总和总公司财务总裁。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决定,似乎之前所有的忙碌都是为了在这里转折,为了重遇盖瑞而设定的。几个月后,我终于找到了盖瑞,他成了我经营房地产事业的导师。我们一起完成了第一笔格林斯威尔小区的大交易,在后面的章节里有此交易的详细叙述。

美国电力公司在安然公司2001年破产后跃升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公司。能源交易所创造的利润是美国电力公司的总和,是全美最大的能源交易所。我们除了买卖电力,还交易煤气、污染指标。15名交易员外加两名钟点交易员,加上其他200来人组成的配套团队来共同完成。酬薪除了基本工资外,年底还有分红。

2007年8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关闭了遍及全国的次贷银行分部,申请政府保护。中央银行银根收紧之际,盖瑞带着我开始了第一个物业小区格林斯威尔的收购,市价600万美元,共96套公寓,同年11月完成交易。一个月后,盖瑞帮我完成地产经纪人转型,我一边积累物业管理的经验和人脉,一边继续在交易所供职。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破产,再次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158年的老牌银行轰然倒下。

我们的交易额也一片凄凉、惨淡。我在2001年的股市上几乎倾家荡产之后,一直没有碰过股市投资。可是我知道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机会。有的金融指数基金的股价从50多美元跌价40%,至30美元一股,我倾尽所有做了最后一次股票投资,迄今约几百美元一股。

投资分析组共6人,清一色的男生,都在30岁以下。他们工作起来非常拼命,常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克里斯是刚刚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本科毕业的22岁小伙子。他浓眉大眼,温柔和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我俩的座位背靠背。

有一天早晨我提前到办公室,周围没人,我就打开电脑里的一个文档,准备干点私活。突然,我发现他站在我身后,我迅速把文件关闭,看着他如何反应。他却笑着说:“太迟了,你的文件已经存在我的脑子里了!”

我讥讽说:“是吗?你说说看!”他便一字一句的背出来,我目瞪口呆!

“你才来了不到一分钟吧?”

“30秒。”他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地继续说,“我母亲有摄像机式过目不忘的能力,她是某大公司的法律总顾问,我可能遗传了她的基因。放心!你的文档只会烂在我的肚子里!”

我们成了好朋友。他交了一个华裔女朋友,在美国四大财务之一公司做审计员,是他大学宿舍的邻居。她父母来自台湾,听说他们结婚后常去台湾,现有两个孩子。

我接触的许多美国人都是憨厚老实安守本分的。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比较笨,反应慢,也是文明、斯文的代名词。通过这件事以及与交易所的其他人共事之后,我才意识到真正的聪明人是怎么样的,我只不过一直生活在普通的美国人圈子里,而不是美国的精英和聪明人群里。

相反,我还没有接触到太多的中国人能与这批人相比,是否我还没有生活在中国人的精英圈子里呢?怎么解释我身边的这些曾经毕业于清华、北大、复旦的朋友们呢?不算华人里的精英吗?

有一次,美国能源部与中国的发改委组织了一个中国电力团来我们公司参观学习。驻华盛顿的公司代表与公司总部商谈此事,总部负责电厂实际管理和运作的第三老板叫我负责接待和安排。

原来他的办公室也在公司总部的25楼,我去找财务总裁时,他见过我几次,加上他每天早上收到我发送的交易报告,所以他知道我来自中国,会讲中文。

这是一次很不一样的经历,让我再一次认识到政治是一个我不能碰的领域。这个团有5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电力公司。我的工作是协助美国电力公司华盛顿代表马克翻译和安排行程等。

马克是我们公司长期驻华盛顿的政客,他的工作就是游说和监督政府制订对能源公司有利的政策。

在美国,水、电、煤之类民需产品管理和供应都不是政府或国家拥有的。为了保护大众的利益,国家立法规定这些企业的构架、盈利利率,包括出售价格和高层公司管理人员的薪资的透明度,甚至各个城市的供应合约细节。

美国电力公司就经常隔三差五地到法院去申请涨价百分之一二。法院经常驳回申请,不予增加。有时西维吉尼亚州的煤矿产量短缺,东部电力供应不足时,公司就从西部把电力通过电线、电缆运过来。有时路途太远,流失损耗太多,成本大增,有时通过我们交易所向其他厂家买电和能源生意。

马克从公司调集了各种专业人士与这个团讲座、演讲,也安排了公司各总裁来接见这些人。我认识这些总裁,可是马克阻止我上前跟他们打招呼,三老板见状,走过来向我了解了一下大致运行情况。

我看到中国的队员们从头到尾不作声,就鼓励他们提问题。有时候,我故意提出问题以解答他们心中的疑问。我还带他们去本地的餐馆吃饭,忙到半夜才回家。

马克开始疏远我,除了禁止我见总裁,还在外出电厂参观时,告诉司机不准我上车。我蒙了,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后来三老板告诉我马克汇报的详情,我才知道他认为我对中国队员们太热情,越了界线,觉得我是在为这些中国人服务、工作,而不是为他和我们公司的利益。所以他向大老板打小报告说我不好,我再一次意识到政客的思维和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的热情和善良常常被政客提防或利用,受冤枉或被残害都毫无所觉,之前从中国跑回美国,这一次是远离高层回归到老百姓。

为了保护我的女儿吉娜,我决定不再与高层人士来往。当我再见到苏珊时,我要求她不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我和她在同一个公司工作。我知道她女儿从小就懂玩政治,我不希望吉娜受伤害。苏珊同意但不理解,我们之后也没有来往了。

交易所楼层上女生不多,华人更是屈指可数。我和大家相处很好,老板和我年龄差不多。两年后,他就去了曼哈顿华尔街交易所,问我是否跟他去,工资高一倍,我没有去。虽然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我实现财务自由的梦想要靠房地产生意而不是打工,我已经看到了希望。

我的地产收入已经高出交易所给我发的工资,我每周在交易所和物业管理的工作时间总计超过70个小时。

交易所的新老板是一位半印度人,30岁出头,我的日子又不太好过了,就转去结算组做项目。结算组的老板不错,可是过了不久就换了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强人,整天要求加班。

我安排不下加班的时间,就把工作带回家做。

2009年夏,盖瑞和我开始筹备第二笔大交易,一个250套公寓的小区沃特福德。如果交易成功,我将无法继续兼顾能源交易所和600套公寓的管理工作,纵有万般不舍,我还是决定辞职,退出职场,为我这辈子的职场雇员之路画上了句号。

冥冥之中,上帝早有安排,我进入美国电力公司似乎就是为了等待机会进入能源交易所。我从电力公司总部转到了能源交易部的大楼,又好像是盖瑞已经在那里等候,最终他成了我的导师和贵人。他和我一起完成了第一笔大交易,在第二笔交易开始之际,我离职正式成为全职地产专业人士,结束了人生路上横着走的过程,开始向上走房产路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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