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飞的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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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杂感之十）
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40年的初冬季节，刚刚即位的汉武帝亲自出题并主持了一次面向全国的贤才招考。在那次招聘会上得到新皇帝大加赞赏而由此脱颖而出的，就是后来在国学界有着鼎鼎大名的董仲舒先生。司马光肯定是很仰慕这位先贤大儒的，在《资治通鉴》里他花了不少篇幅转述了董仲舒此次面君而作的对答文章。我来来回回看了好久那些煌煌高论，最终不得不感叹，很多这样的前辈古人，并不是徒有其表枉得虚名的，他们的的确确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天资与才智。
董仲舒的尊孔是明摆着的，他骨子里推崇的就是克己复礼那一套，天不变道亦不变嘛。不过，这些其实都不是太要紧的。西汉之初，官家开始独尊儒术，虽然没有了先秦百家思想活跃经典倍出的那种灿烂，但那时候应该说族运整体气势还在上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即便是言必说孔子，张口闭口之乎者也，也没让人觉得有太多的迂腐之气，起码他们没有走到极端，没有偏执得像是后来的朱熹和程家兄弟那样，非得要存天理灭人欲。所以，董仲舒之流不会招人讨厌，他们的思路建议反倒是有不少辅助社会前行正能量的意思。
其实真正让我抚掌称奇的，是董仲舒说的一句描述动物特征的话。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这意思是说，上天对于万物的资质配置也是有所选择地给予的，对牙齿锋利的就不让它长角了；有了翅膀就只能长有两个爪子了。能发现这样在自然选择中达到的资源平衡特点，说明董仲舒有细致的认知观察能力，和精准的概括分析能力。像这样物竞天成的道理，达尔文是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给总结成形的。1831年，达尔文登上了HMS Beagle号远洋船，做了五年的环球考察后，搜集了几万件动植物标本。回来后又冥想了二十多年，最终他躲在乡下的祖居庄园里，点灯熬蜡著书立说，好不容易才想明白，万物的进化背后是有其原因的。可在两千年前，一个中国的文弱儒生，竟也能把这个现象举重若轻地说出个八九不离十，这实在是让人读起来有点时光穿越的感觉。
在这里，我倒不是说两千年前不懂科学的儒家学者，真的先于欧洲人发现了生物演变进化的精准规律。即便是到了现在，也没能有人一定断言这世间上过去从来没有，未来也不会出现一个头上长角的食肉动物。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国古人的思想问题的方法。很明显，或者说可以想象，那个“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的结论，是董仲舒或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很有耐心地观察分析了许许多多多的动物外貌形状后得出的，并且，在那个环境下也肯定是屡试屡爽的经验真理，没有反例。于是，像董仲舒这样文思缜密的学者，就会举一反三得出结论了。像这种，从以前得到的N个事物规律而推出第N+1个事物规律的方法，我们把它称为是引导性思维的归纳法。这是当今科学得以发展必须借助的一种思维方法。像是物理化学天文生物等等专门学问，都是属于归纳法则统领的科学。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古人的智力发育水平，其实是很高的，至少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归纳法的运用是很得心应手的。
既然是智力发育水平很高，又能熟练使用归纳推理的思维方法，怎么传统中国文化没能生成出真正科学的果实来呢？这恐怕就要归罪到董仲舒的前辈祖师爷中没能产生一个像是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人物了。通俗一点的讲法是，归纳思维还是更贴近实用主义思维，它很多时候是借用生活中的现象解释生活中的道理的思维方法，所以相对来说，它不是纯理论，不抽象。而科学是以数学的解释表达为前提的，那就需要是一种抽象化纯理论的演绎思维了，就要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能从A＝B和B＝C，推导出C＝A的道理，以此建立起抽象思维的逻辑，这个好像就是先秦百家那些仁人智者都不太擅长的了。
这样看来，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擅长把实用主义哲学发挥到极致的民族，而对纯理念的探索和追求，我们的先辈却是可以相对忽略或者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我们族裔的那些前辈们非常善于使用归纳法而不是特别擅长使用演绎法去思考问题，这样的特质会不会是和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的文化基因遗传所致呢。
那骨子里对权贵的向往仅仅是下意识里为了自己及家族的生存吗？我看还有我们文化的另一大项：面子。
在近代科学发展早期，大概十八九世纪吧，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科学发现在英国，大多数学发现在法国，这很可能与他们的逻辑思维有关，结果或然的归纳法利于科学发现，结果必然的演绎法利于数学研究。后来差别越来越小，但可能还是有影响。
你说到英美传统是用归纳法，是不是主要是指法律体系呀？我不懂这个，但要说科学可是不分大陆体系还是英美体系，自古希腊后，新的力学是加利略开始奠基的，新的数学是笛卡尔开普勒他们开始的，都是欧洲大陆人。就说微积分，到底是牛顿还是莱布尼茨也是不好说的事，总之，科学不分派系。
你说董仲舒是悟性好，也可能吧，但是如果前人真有数理逻辑教过給他，这人没准真能发看点什么呢。
留言很好，对我很有启发，谢谢。
归纳法大大晚于演绎法，是对演绎法的根本性突破，由此带来了科学的大发展。中国传统上连演绎法都没有，何谈归纳法。
历史照成了英美长于归纳法，欧陆长于演绎法，这些反映到他们不同的政治传统，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
董仲舒对动物的认识是学习的结果，不是原创，和达尔文比较是不伦不类。没有科学，大不了至今还是农业国，没有孔子，人类可能至今还批发左衽，野人一群！中国人出了国门，怎么就懂抽象思维逻辑了呢？所以都是‘习’的结果-没有人教，怎么个习呢！说到科学，都是近三百年的事-当美国出现华盛顿的时候，中国大不幸的被康熙带回奴隶社会！所以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怪也只能怪汉族的老祖宗太会忍-忍了二百六十八年的结果，积重难返-到世界舞台上一亮相，至今十个人中有九个依然一副奴才相！
我是觉得中国人的祖先非常智慧和有创造性，基因没有问题。但是后世很多时代不思进取，是子孙没出息。动不动抱怨文化传统，就好像自己不努力老是抱怨没出生在一个更好的家庭一样。
哈哈哈，有道理。都是贵族吃饱了没事想不着边际的事，和我们劳苦大众没关系。
古代西方的公权力，是对下层关闭的，所以聪明人会去经商，催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上层靠世袭荣华富贵不愁，就有精力搞奇技淫巧，什么抽象了推理了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就都有了。
对于您的第二段留言。我持开放态度，很多时候我也是同意精英创造历史，影响从众。这是可以从基因突变和基因进化理论中找到说法的。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能产生科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可能涉及政治，哲学，历史，人类学，生物进化等等领域，不同背景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要讨论这个话题，岂是这个几百上千字的小文能说清楚的，恐怕连科学这个概念还理不清楚呢。所以，我把这文章放到我的《扯闲篇》话语集里了。
假设和验证，以及同等条件下的再现，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中是必有的环节，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硬科学（hard science）的表述一定是有数学公式的表达的。没有数学描述的发现，是朴素唯物主义就能达到的境界，那不叫科学。发现规律和推出定律不是一回事，发现规律可以通过日常的活动，写出定律就一定是通过数学和实验来完成的。
你说的加利略和牛顿的例子，讲的只是发现规律。苹果一熟就会落到地上，这是规律。科学讲的是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和是不是牛顿看到的无关，也与牛顿怎么看到的无关。
说到张衡的实践，我认为不能说是科学的萌芽，因为方法论完全不同。像是开普勒也作出过一个由各种正多变体组合出来的天体模型，起码他还能用数学方程式来描述这个模型，但张衡的路数完全不同。要说科学的萌芽，可能毕达哥拉斯的一些工作算是吧。
人类包括科学在内的文明，尤其在古代，是由几个最有说服力的个别精英的言论引导的。东西方都如是。
逻辑的蛊惑力绝对不容小觑，这在抽象学科的人士尤其会深有体会。想想，20世纪的中国精英还被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社会逻辑式理论蛊惑到疯狂，而中国古人其实一开始就将逻辑列在了它现今所在的位置上，-过于早熟的文明，也许是在科学发生这件事它所不可避免的会露出‘短板’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与科学的关系的关键点并不在于他发现的逻辑演绎三段论本身，而在于他由此推断宇宙世界是形式统帅质料的统一大系统。他的这种宇宙观通过中世纪经验哲学让当时的学者看世界时相信（或半信）：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背后有规律（形式）。如果有，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结论是否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伽利略会爬上比萨斜塔证实落体运动。牛顿从平常的劳动工具使用去发现力学基本定律。定理的存在离不开数学公式式表达，但不是因为有数学公式的抽象式表达才有定律发现。
当然科学家们能做这样的实验还需要有社会各方面的其他条件。这里只是说亚里士多德与此的关联。
你说的十八般武艺集于一身，那就是不给别人活路了，天道非如此也。你没看见董仲舒说的“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他后面还说了不少，贵者强者不和平民弱者争利的道理。就是说，别想什么便宜都占，事事只想自己得好处。呵呵，很有现实教育意义滴。
我哪有什么研究啊，就是看书心得，很多都禁不得推敲，有的是故意要搞笑。所以，游士不要用严谨的科学家头脑来看我这个读史笔记系列哈。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者齿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是不是重effect而轻cause？Darwin是不是刚好相反，轻effect而重c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