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飞的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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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艺复兴起因和意义的思考之六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蒙娜丽莎的那个微笑吧。
本来我是不想在这个题目上花费功夫的，因为达芬奇和他的这幅画都太有名了，该说的话好像以前被人全都说过了。早在十六世纪中，意大利艺术史学家瓦萨瑞最先揭示了在达芬奇身边，曾有这么一幅不断被修改的女人画像。自此以后五百多年来，数不清的专家学者写过评论，发过感慨，还有人为了这么一个说不清楚的画中女人写过十几万字的同名专著，去刨根问底探寻家世。到了近现代，更有爱较真的人士借用先进的技术，对着这幅画做透视扫描，材料识别，色彩推论，光学研究，甚至是画里画外的人物心理和生理分析都做了个不亦乐乎。最近，写《乔布斯传》的作家Walter Issacson，又出了本厚厚的 《列昂纳多.达芬奇》传，我粗粗翻看了一下相关章节，感觉基本上还是沿用大家认可了的那些说法，对这个微笑，也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新奇解释。
简单说来，列昂纳多.达芬奇的名望在于他传奇式的博学和多才。他除了在绘画领域的技能和建树独到超群之外，还精通数学，工程设计，建筑，雕塑，音乐，解刨学，地理，力学，光学，植物学等等专门学科。熟知那段历史的人说，达芬奇不但聪颖过人，而且年轻时长相俊美作派文雅。在十五世纪中后期的佛罗伦萨，他和波提切利一样，是属于围绕美第奇家族的那个人文主义艺术圈子中的一员。不过，这么文雅博学的才俊还是有令人遗憾的弱点。那就是，他是个同性恋。
这件事最一开始是被弗洛伊德在1910年的一篇论文中給捅出来的。后来人们发现，在1476年佛罗伦萨法庭的存档文件中，竟有两条达芬奇被判有鸡奸罪的记录。以佛罗伦萨当时的风气，这种行为可能也算不得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比他年长几岁的同门师友波提切利和年轻一辈中的米开朗基罗都有这个毛病。尽管如此，毕竟还是达芬奇太有才了，他很快就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赏识并委以重用。他当时发明了一种雕有银马头样子的小型竖琴，劳伦佐.美第奇见了很是喜欢，就让他带了这件宝物作为国礼出使米兰去修邦交之好。住在米兰的那几年里，达芬奇完成了他的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从米兰回来后，达芬奇见到了出身农家的十岁的男孩萨莱（Salai)。 按照瓦萨利的描述，这萨莱长得齿白唇红一头卷发，是个标致的美少年，这让达芬奇惊羡不已。就像中国古时候风流公子都爱养书童的癖好，达芬奇就把出身贫苦的萨莱收到了身边，一开始对外说他是自己的学生，后来又称他是助手。自此以后的二三十年里，达芬奇走南闯北，直到客死他乡，并没有过异性婚恋的经历或传闻，陪伴在他身边的一直是这个面如满玉的美少年萨莱。
业界主流的观点认为，《梦娜丽莎》是应一位丝绸商人的要求而作，商人的妻子丽莎则是画中的原型模特。如此说来，我猜最开始画家动笔的时候，画出来的女人形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还是有些差别的。这是因为崇拜达芬奇的后生拉斐尔，在1504年去佛罗伦萨探望达芬奇时，看到过这张画的最初版本。拉斐尔参照当时的画中丽莎夫人的样子，画了一张精致的速写，这上面的蒙娜丽莎有着十足的女性妩媚，不像是后来定稿的蒙娜丽莎那样，有一种中性的暧昧蕴含其间。要说拉斐尔手头功夫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的准确传神，是没有几个人能出其右的，这里几乎不存在走眼的可能。保留下来的拉斐尔速写版蒙娜丽莎和最终达芬奇定稿版的蒙娜丽莎中间的差别，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画中人物的模样改变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瓦萨瑞的说法，那就是，这幅画从来没有画完过，达芬奇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一直对她在做修改。在达芬奇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里，他甚至把这幅画随身带到了法国，在没有原型模特的情况下，我们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他想对画中人物的神态作改动，想要加上一些隐喻含情的意思。这时候，最为贴切最能表达内心意境的办法，恐怕就是参照身旁萨莱的眉目表情了。于是，达芬奇通过这个略显中性的神秘微笑，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测。
两个多月前，业界推手们在给所谓的”最后的达芬奇“拍卖造势时，说那张《救世主》是男版的蒙娜丽莎。这话虽然或多或少很是有点忽悠的成分，但也不是空口胡说。因为这张耶稣的画像中的人物造型，就是根据成年后的萨莱画的。如果把这两张画放在一起，你绝对会感叹两者神态的惊人相似。当然，这张《救世主》是经过了古画修补大师的精心修缮后，才得到今天的模样的。但是，这个修补的依据很有意思。一百年前，这张画刚刚被发现时，人们不知道这画的真正作者是谁，不过还是给它拍摄了一张清楚的黑白照片。到了本世纪的这次重新发现时，这画的表面破损已是很严重了。但要修复却不能完全按照那张黑白照片来做，因为用红外扫描这样的新技术发现，那个黑白画面上的耶稣，形象上已经有被后人改动过的痕迹了，比如说唇边的八字胡就是后加的。那么，修复师如此自信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在2007年的时候，克里斯蒂拍卖公司的老冤家，苏富比公司，将一幅画面签有Salai名字的《耶稣头像》推向市场，拍出了六十五万美金。据专门研究文艺复兴古画的专家和萨莱的后人介绍，这幅画明显是以萨莱自己的形象为模本而画的耶稣，是达芬奇的这个关门弟子见世的唯一作品。现在，在又过了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把几件事都连串起来后，就能比较清楚地分析出这几幅画背后的逻辑关系了。我的推测是这样的，就在达芬奇以萨莱的外形为模本对《蒙娜丽莎》做神态修改的那段时间里，他还以萨莱的样子画了一幅耶稣手拿水晶球的《救世主》。从形象的理念设计来看，这幅《救世主》算是第一次颠覆了耶稣悲情忧郁的传统神态，取之而来的是一个柔美男子的轻松欢愉，细看起来，好象他也在笑。接下来，被达芬奇多年调教有了十足长进的萨莱，在伴侣的指导下，大面模仿小有改动地完成了他那幅还说得过去的《耶稣头像》。没想到，这样的一幅教学作品，在五百多年后，反过来又成为恢复大师原作的重要参照依据。
当然，就像有的网友感慨的那样，历史上的当事人未必就像我们后来想象的那样，有着那么明确的使命感。即便是像达芬奇这样的大师，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作品流露出来的那些深刻的历史含义，没准只是我们后人自己的感悟，或者只是真相的一个棱面。不过，即使那些都是偶然，我也觉得值得欣慰，至少这让我明白了那些影响文明演变的动因是如何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