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逊位，民国建立，打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孕育造就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旧社会士大夫阶层的道德使命感，也有新时代严谨扎实的科学知识，他们中的一大批人秉承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在各个专业领域很有建树，是现代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很多人不但成为学术界实业界的大师巨子，而且在公共领域也留下了可贵的足迹。他们的精神，理想，远见以及整个人格直至今日仍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财富。董时进就是其中的一位。
董时进是大学教授，农学专家，重庆人。他出生于1900年，正是中国新旧交替的时代。1920年他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赴美国留学，1925年获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被北京农业大学农艺系、北平大学农学院聘为系主任、院长，抗战后又担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创办中国农业协进社、《现代农民》杂志社（维基资料）。这样的出身和资历毫无疑问位列精英之列，但董并不是当时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据谢泳研究，储安平办《观察》周刊聘请的79位撰稿人中并没有董时进的名字，换句话说，董的名气并不大，对于时政并不过分关心。在《观察》一百多期里只发现董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奉劝国民党应当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产党的短处，让人民认识到在国民党的治下还有自由可言，比之共产党的专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还可忍受，万万不可像共产党一样钳制言论消除异己，在专制独裁上面与共产党比高低。董对于国民党虽不满意，仍能抱着诚恳的态度批评建议，表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信心和坚持，尤其是在他批评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时更是表现出了一个国民的道德良心，独立人格，勇敢和远见卓识。
共产党的核心理念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在一部分民众当中是很有些号召力的。但是在实践中共产党的实际做法，它的打土豪分田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又使社会上的多数人民害怕畏惧，因此，在夺取政权以前，共产党往往把消灭私有制的旗帜暂时收藏起来，代之以比较温和的折中的政策来减少人民的反对。抗战以后共产党停止了以往的土改运动，提出了一个名之曰“新民主主义”的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争取人民，壮大力量。这套策略显然起到了很好的公关效果。然而，到了1949年春天，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面胜利指日可待。毛主席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亮出了共产党将要实行的社会改造计划，重申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同时指示全党要以蔑视的态度对待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以及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司法制度，一切内政外交一边倒，以俄为师。面对着一个看起来挡都挡不住的事情，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反对土改的意见。
董时进首先反驳了共产党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质的这一错误看法，指出中国绝大部分的农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分散的小私有土地，与欧洲的封建地主迥然不同。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土地都是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把这样的小土地所有者等同于中世纪的大地主完全是主观的武断，与事实不符。董提醒毛注意，新民主主义既然对城市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尚不没收，反而对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富农要没收其土地财产，还把他们当做敌人，显然违背了新民主主义的宗旨。董实事求是地指出，除了少数军阀官僚恶霸，中国的地主不论是继承祖产还是由贫民起家，都是农业生产的佼佼者，不善经营或游手好闲者必遭淘汰。地主富农是农村的精英，不是敌人。最后他建议国家应当保护和扶持地主和勤劳能干的无地农民，立即停止大规模没收地主土地的做法，鼓励多地的向无地和少地的有偿转让，才不至于使地主恐慌，使贫民犹豫观望。这才是开国之初安定秩序，给予人民休养生息的正当办法。
董时进1941年加入民盟并当选中央委员，由于不赞同民盟土地国有化政策又宣布退出民盟，于1947年成立中国农民党并任主席。1949年5月响应中共成立新政协的号召，董时进赴北平与共产党商谈加入政协事宜，遭到李维汉的严厉批评和警告，要求他立即停止农民党的活动。12月董发出这封信时国民党已经退出了大陆，公开反对土改已有很大的政治风险。董不计成败仍然向最高领袖发出衷衷劝告，尽到了一个国民对国家的最后责任。
大跃进失败后，毛主席曾经以搞社会主义没经验免不了要交学费的说法为他的异想天开的瞎胡来来开脱责任。事实上党内党外都曾经有人清清楚楚地反对他那种随心所欲的社会主义，如果党内有一点起码的民主规矩，毛主席也就不必缴那么高的学费了。土改也是这样。如果共产党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打倒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绝不会赞成实行那么血腥的土改。共产党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是彻头彻尾地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他们的愚昧与专横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
董时进寄出公开信后不久，上面就派人找他了解核实写公开信的来龙去脉，甚至要求董说出都跟哪些人讨论过公开信的内容。董感到危险正一步步向他袭来。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尽快逃离家乡，逃离中国。51岁的董时进再赴美国度过余生。1979年以后他曾经三次重访中国，亲眼看到了八十年代的共产党终于放弃了错误的政策，开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历史证明董时进是对的，共产党是错的。可是用一个时代的错误来成就一个个人的名声，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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