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出生农村，照理我对农村并不陌生，然而我的家乡湖州，属下三府；而绍兴地处上八府，隔了一条钱塘江，生活习惯有许多不同。而且初来乍到，人地两疏，因此更加显得孤苦，真有度日如年的况味。
预产期快到了，我心中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因为情绪抑郁，也许是小时候听多了难产致死的故事，竟时时有一种将要客死他乡的感觉袭来，因此当我妹妹来信要我回家乡去做产时，我决心回去，那里至少有母亲和妹妹可以照顾。
从绍兴到湖州，约三百多里路程，不算太远，但那时没有直达车，要先坐火车到杭州，再由杭州乘汽车到湖州，而且从我下放所在农村到绍兴火车站还有一段长长的水路。
因要赶早班火车，等航班来不及，隔夜约好了一只脚划船清早送我到车站。记得也正是黄梅天气，头天晚上还是月明星稀好好的一个晴天，到半夜里却是风雨大作，凌晨时更是大雨倾盆。
当我点着煤油灯，拖着沉重的身子整理最后的行装时，却听到有人敲门。是船上的人吗？时间还太早哩！丈夫走去开门，进来的却是年近五旬的村妇女主任，她打了一把雨伞，但披在身上的一件衣服半件都湿了，另一只手提了一只盖了毛巾的小竹篮，揭开毛巾，底下的豆板糕还冒着热气。她一边捋着头发上的雨水一边说：“这是刚蒸好的，吃一点吧，空肚子上路不好！”
这时我再也隐忍不住，泪水开闸般倾出，伏在她身上哭了起来。她抚摸着我的头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心放宽些，会好起来的，就像这个天公，雨下过总会晴。古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身体要紧！”接着就转过身去对我丈夫说：“你送上车，我就不送你们了。”说完仍披着那件湿衣服走了，我知道她是怕天亮了会有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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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打着伞把母亲送上脚划船，到杭州后母亲独自挺着大肚子提着行李碾转到了湖州我姨妈家。我是在一家教会医院出生的。据母亲回忆，当时我迟迟不肯出来，母亲一再要求医生给她剪一刀算了，可医生坚持尽量不要有伤害。在善良的医生的坚持下我终于顺利地来到了人世。后来医生得意又开心地跟母亲说：你看如果剪一刀你能这么好？！或许是当时母亲在农村营养不良心情也不畅，母亲说我出生时很瘦小，手就像鸡爪似的。以至于她此后好久都不敢吃鸡爪。
我姨妈那时有两个男孩，一个四岁一个一岁，外婆从泗安老家来湖州帮忙。姨妈把大床让给外婆和我妈带我睡，她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挤在一张小床上，而姨夫则只好睡在工作单位了。
一周后母亲和我跟外婆回到了老家泗安。满月后母亲回到绍兴乡下继续劳动改造，而我则被无奈地留在了泗安。外婆给我在乡下找了一家奶妈，我就被寄养在了奶妈家。大跃进年代吃不饱，奶妈奶水也不足，为了不让我哭成天让我手里抓根腌菜。我舅舅去看我觉得实在可怜，让外婆把我抱了回来。
湖州的姨妈常来泗安看我，我一直以为她是我妈。直至有一天我妈来看我了，外婆说这是你杭州的亲妈，那是你湖州的妈。所以至今我仍称我的姨妈为湖州姆妈，连我的表弟表妹都跟着我这么叫。湖州姆妈待我一直如亲生女儿，我每年过年都会给她电话拜年，尽管年老耳背了，但仍能听出我的声音，能令她开心好一阵子。当然每年回家探亲我也会去湖州看望她。直到我有了两位妈我却还一直未能见到也在绍兴农村劳动改造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