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一个“聪明人”的文革经历（1）
——记我的一个同班同大学学
潘文鸣
文革期间，官方有个说法，叫“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回想起来，这话不无道理。过来人都知道，文革开始以后，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各级掌权官僚，到普通百姓，日子都变得不再平静。
具体来说，以刘邓为首的全国千千万万当权派一夜之间变成“走资派“，从颐指气使的人上人，一下子成为阶下囚，被批被斗，被侮辱，吃尽苦头，有不少人还丢掉性命；全国年轻的中学生，先是造反狂欢，无法无天，然后是上山下乡，饱尝农村之苦，青春岁月蹉跎而去；各单位的造反派，先是困惑犹豫，进而造反夺权，无限风光，接着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报复清算，被整得垂头丧气，有的还进了牢狱；更有甚者，在广西、湖南、北京的大兴县的一些农村里，一些农村痞子流氓在上级领导的组织安排或唆使下，打着大搞阶级斗争的旗号，大开杀戒，对成千上万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子女，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
总之，文革10年血雨腥风，不亚于一场战争的浩劫，几乎把每个中国人都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
不过，在文革当中，也有些“聪明人”，他们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采取观潮和随大流的态度，更有一些精明人，则见风转舵，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人在文革风暴中又是如何度过的？
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想向读者介绍这样一个人物。
1、
我想先从大学毕业分配谈起。
1965年七八月份，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60届毕业生面向全国进行分配。两个班共48名毕业生，除了浙江、福建和青海三个省以外，其余每个省或自治区都分别有一到两个分配名额。
事后回想起来，分配的原则是——戏领导认为政治条件较好而且表现也好的，留在北京，分到人艺、青艺或《剧本》、《戏剧报》之类名牌单位；再有就是到电影制片厂，部队文艺团体，以及到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另外，新疆和西藏也是分政治上可靠的同学去；最后，把政治条件较差的同学则分到贫穷落后生活艰苦的省份如甘肃、宁夏和贵州等。班上被分配到贵州的两个名额就是我和刘同奇（化名）。
说我“政治条件较差”，主要是没有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喜欢钻图书馆，走白专道路，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实际上，我当时的真实状况是，对报刊杂志所宣传的那一套意识形态，我认真学习，认真领会，对党和毛主席可以说无限热爱，决心去做党的驯服工具，去做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那时的单纯幼稚已经到了愚蠢的地步。可惜，组织不愿意了解我的内心世界。
对于毕业分配，我丝毫没有抵触情绪。那时，除了听党的话以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是——既然好男儿志在四方，那么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毕业以后应该离开北京；加上从小学开始喜欢读文学书籍，满脑子的浪漫主义幻想，在校期间就常常考虑离开北京，到一块神奇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因此，基于以上考虑，在填写毕业分配表格时，我写的是“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至于所谓“干一番事业”，就是想写出一些有分量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著名艺术家。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否有文艺天赋？是不是志大才疏？所以，满腔热血，一股豪气，对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贵州，毫无怨言，即使有人说贵州是瘴疠之地，是古代充军发配的地方，我的想法也没有动摇。
那么刘同奇被分到贵州，他又作何感想？他在班上是共青团员，团小组长，又是我的行政小组长，我的入团联系人，政治条件相当不错。因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把他也分到贵州。所以，在分配名单公布以后，他就离开了学校，不见了他的踪影，他家就住在北京。说起来，刘同奇虽然还小我一岁，但他给人的印象是老练成熟。平日他少言寡语，对什么问题他都是用耳朵听，用眼睛看，不动声色。不过，当我们到了目的地贵阳，他还是把自己内心深处对毕业分配的真实想法流露出来。
那是在65年国庆节之后，我和刘同奇一道相约起程前往贵州。那时湘黔铁路尚未修通，火车须绕道广西，经过桂林和柳州，然后才能到达贵阳。当时我们还没资格和没条件坐卧铺，所谓没有资格，是按国家规定，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去分配地点报到，只报销硬座车票；所谓没有条件，是那时我们大学毕业生的家境都不富裕。所以，我和刘同奇只能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在硬座车厢，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辛跋涉，才到了目的地。
国庆节以后，在北京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而火车进入贵州以后，则恰逢贵州的秋雨连绵季节。火车进贵阳站，恰是在黎明时分。
经过三天三夜的煎熬，我们从火车车厢走出来，只觉得贵阳天气阴冷，空气潮湿。在昏黯的路灯下，透过公交车车窗，只见贵阳市的街道狭窄，街道两旁的建筑陈旧，和北京相比，恍若两个世界。
我们被接到人事局招待所。一进门，刘同奇忍不住，骂了一句：“操他妈，这个鬼地方！”
显然，分到贵州，太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定觉得自己应该分配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起码应该比我分得好些，怎么竟然把他和我这样一个政治条件较差的人分到一起？他心里一定感到很委屈。
的确，贵州是个贫穷落后的地区，民间流传说，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相比，应该说有天壤之别。我听了刘同奇的咒骂，才意识到刘同奇一路心事重重，沉默不语，他想到班上许多他瞧不上眼的同学，分配的地方都不错，而自己为什么会分到这个“鬼地方”？
我们在省人事局招待所等了一个多月，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才下来：刘同奇分到省文化局创作室；我分配到省文化局正在组建的乌兰牧骑工作队。他将来的工作是深入生活和搞创作；而我面临的是，经常跟乌兰牧骑工作队到基层巡回演出。看来具体分配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是团员，我是普通群众。
好在我比较相信个人奋斗，而且认为分的地方好坏，单位如何，不会影响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那时我还认识不到，环境对一个人事业的发展和成就，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分配报到以后，接着是一年实习。当时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是到工厂实习，而学文的大学毕业生，多数是到农村。被分配到省文化系统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律安排到贵阳郊区参加“四清运动”。
然而，参加“四清运动”一年的期限还没满，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