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3、省文化局机关的变化
回到省文化局机关，只见楼道里也挂满了大字报，上面都是揭发局机关领导人的内容。
去年来这里报道，大楼里静悄悄一片肃静，人们走路都放慢脚步，说话轻言细语，楼里楼外都让人感到省级机关有一种无形的威严和神圣。当时我还想过，一个农家子弟能到这里上班工作，可能都有一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感觉，而现在的省文化局机关空空荡荡，各办公室已经无人上班，整个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而往日的庄严和神圣也荡然无存。
进入大楼以后，只见一纸通知贴在收发室旁的墙上，上面写的是某年某月某日上午九点，全体局机关革命群众在小会议室集中开会，由陈忠恒同志介绍局机关开展运动情况，望互相转告等。当时所谓“革命群众”是指局机关里凡是在运动中没有被列为审查对象的，不管是处长还是一般干部或者局机关的勤杂人员，统称为革命群众。
集中开会那天，局机关革命群众都按时到一楼小会议室。小会议室中间是一个大长桌，长桌四周有将近20把椅子，另外，小会议室四周沿墙也摆放着椅子，那天整个小会议室的椅子上几乎都坐满了人，参加会议的男男女女，大概有30多人。
会议开始，由一位身穿旧军装的中年干部主持，此人叫陈忠恒。陈忠恒原是省文化局的原政治部主任，在省委工作组进驻局机关以后，他被工作组吸收参加领导班子，领导局机关的运动。省委工作组撤走以后，上级有关部门委托他暂时负责主持局机关的工作。
陈忠恒中等身材，大约有四五十岁，看样子像个工农出身的部队干部，略显黑瘦的脸上表情严肃认真。陈忠恒用有些含混的江浙口音告诉我们，说前一阶段在进驻省文化局的省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按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发动群众，省文化局机关有三个局领导和四个中层干部，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列为这次运动的审查对象。这三个局领导是：原省文化局局长兼局党组书记周晓山，副局长田兵和杜方，他们三个是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要整的对象。其次，根据群众揭发，列为审查对象的中层干部有艺术处长许星和副处长毛奇峰，群众文化处处长彭鹏和副处长熊星（女）。这几个中层干部的问题是什么？陈忠恒没有讲，据局机关里墙上挂的大字报揭发，社文处副处长熊星是省教育厅厅长的妻子，大字报中揭发她在搞四清时，农民吃不饱肚子，她却买鸡蛋用来洗头发，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太太。社文处处长彭鹏的问题，大字报说他有“三反言论”。所谓“三反”，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至于大字报揭发他的具体“三反言论”，已经没有印象。在审查对象里，还有省文化局创作室的干部俞百巍，他的问题是写了黔剧《奢香夫人》剧本，大字报上说，该剧本是为少数民族大奴隶主奢香歌功颂德和树碑立传，是一株不折不扣的大毒草。
以上这些审查对象给他们戴的帽子是“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牛鬼蛇神”，打入另册，关进局机关大楼后面的木工房，有专人监管，责成他们写检查交代，并失去了人身自由。
陈忠恒除了介绍局机关半年多的运动情况以外，对下一步的安排是：大家先看机关里和社会上的大字报，自己找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阅读学习，熟悉情况，了解中央精神，局机关如何开展运动，再另行安排。
省文化局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机关。会后，通过与一些局机关老同志交谈，我渐渐弄清楚了省文化局的一些具体情况。省文化局的职责是在业务上指导全省各州各县的文化单位开展文化艺术工作；负责领导贵阳市的6个剧团和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另外还包括一个幻灯制片厂。局机关的组成部门是：局机关办公室、政治部、人事处、艺术处、计财处、群文处、创作室、资料室、打字室，收发室及通讯员，以及车队司机和维修人员，还有一个炊事员，总共约三四十人。整个办公大楼一共三层，第一层的十几间办公室，属于省文化局机关。二楼是省共青团领导班子占用，三楼是省妇联占用。在三楼还有一个稍大一些的礼堂，供三个省级机关共同使用。
局机关的老同志还告诉我，省委工作组进驻省文化局以后，根据省委组织部提供的档案资料和大字报揭发，除陈忠恒属于没有问题的干部以外，还确定办公室主任高守庆，计财处长魏淑文，人事处长张淑芳这三个中层干部也属于没问题的处级干部，可以和革命群众一起参加运动。
另外，在集中开会时，我发现会议室的年轻人相当多。原来从60年代以来，毛主席对中国文艺界有两个批示，认为文化艺术界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还说文艺界一些人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等。毛主席的批示自然如圣旨下达，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特别是文化部门的领导，都感到十分紧张，纷纷开会传达，积极采取措施。为了让毛主席满意，贵州省文化局在省委批准下，决定向内蒙古学习，也准备组建一个乌兰牧骑工作队，长期坚持上山下乡为基层工农兵演出。
于是，在1965年高校毕业生分配时，省文化局派人到北京要到一批大学毕业生，其中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些艺术院校毕业的文艺专业的人才，如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刘志民（声乐），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星贞（古筝专业），哈尔滨音乐学院来的宋兆良（二胡专业）和唐永利（扬琴专业），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陈彦（小提琴专业）和陈正昭（女，声乐专业，她和陈彦是未婚夫妻关系）；还有贵大艺术系毕业的夏贵新（手风琴专业），杨宗福（黑管专业）,钟艳红（女，琵琶专业），再有就是中戏戏文系毕业的吴桐琪和潘文鸣（文字创作），以上11人是准备组建的乌兰牧骑工作队成员，归属群文处。
此外，还有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来的陆世强和倪绍钟（他们是未婚夫妻关系），两个人分配到艺术处。贵阳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的申济友，他出身好，在学校表现好，分配到局机关政治部，作为接班人培养。他和陈忠恒后来成为省文化局机关造反派的两个主要负责人。陈忠恒虽然是部队下来的干部，但在以后领导局机关的运动过程中，他给我的印象是成熟稳健，为人正派，能够实事求是，没有人们印象中的某些部队干部那种简单粗暴和左得要命那种特点。此外，后来听战斗队里的张素萱讲，陈忠恒在一次会上说，谁愿意当奴隶？看来他内心深处还有些民主意识。
那次集中开会以后，局机关临时负责人再也没有安排什么活动，实际上，我们都处于无所事事的放假状态。
但到了七八月份，局机关根据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采取一次统一“革命行动”，就是要求大家把自己手中保存的“封资修文艺作品”上交局机关，由局机关统一运到造纸厂销毁。
什么是“封资修文艺作品”？就是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文艺作品。过来人都知道，当时除了毛选和鲁迅的作品，还有被当局承认的作家浩然的作品，以及《红岩》、《欧阳海》等红书以外，所有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被贴身“封资修文艺作品”的标签，都要像当年秦始皇那样一把火烧掉。
我刚刚走向社会，在这种政治运动面前提心吊胆，唯恐犯错误。所以，只好把自己从北京带来的《别林斯基选集》、《杜波罗留波夫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等文艺理论著作，还有载有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民文学》等等，都老老实实拿出来送到局机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波罗留波夫当时简称“别车杜”，他们的文艺评论文章和著作，是我在大学期间最喜欢读的论著，因为这三位文艺批评家被称为当时俄国知识文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通过文艺批评对沙皇俄国的专制主义进行的了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是节衣缩食，在旧书店陆陆续续搜寻到这些打折书，一直当成宝贝，现在要当成有害作品交出去加以销毁，实在心痛！
但在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那份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里，已经明确把“别车杜”列为修正主义理论家，并要求肃清他们的影响和流毒。所以，我反复考虑，想到既然是一场革命，就必须态度坚决。以后想起来，觉得这无非是在革文化的命！
交了书以后，我到省歌舞团找到周毅，他是中戏65年导演系毕业后和我一样分配到贵州，然后又由贵州省人事局分到省歌舞团。我一直觉得，导演系的学生一般思想都比较成熟，我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我们见面以后，我就把自己思想中的一些困惑讲出来，包括这次上交所谓“封资修书籍”的活思想。
周毅听了，说他读了中央发表的一些报刊社论，也看了一些红卫兵的油印材料，他认为这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通过文化大革命，要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把全国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所以，这次运动和以往任何一次运动不同。我们应该像林副统帅讲的那样，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听了周毅一番高论，我又觉得自己的确有些迟钝，觉悟不高。后来周毅成了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我想，这绝非偶然。不过，四人帮被捕以后，在清查运动中他自杀身亡，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殉葬者。
关于周毅在文革中的经历，我写有一篇纪实性文字，题为《英年早逝的周毅》，发表在2016年6月份的《大中报》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
2018/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