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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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花到囚徒(5)

(2018-03-18 03:37:45) 下一个

5

  

      80年代,大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亲朋好友之间,一般没什么事情,也很少来往。对于徐婉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几乎很少打听。

      忽然有一天,老于来我家,说徐婉丽出事了,问我知不知道?我问出什么事?他说,那个姓谭的和徐婉丽一起被公安局抓了!这对我和妻子简直如晴天霹雳。

     “因为什么?”我和妻子同时惊问。

     “咳,说是犯了欺诈罪。”老于说。然后盯着我们问,“你们一点都不知道?高级法院大门前的宣传栏上,连他们的漫画都贴出来了。”

       我当天就抽时间,赶忙跑到老于说的高级法院大门前,只见宣传栏里果然有徐婉丽和那个叫谭晓弟的案情介绍。从宣传材料上来看,谭晓弟是个劳改逃跑犯,他认识徐婉丽以后,徐婉丽把自己的记者证借给他,经过涂改,谭晓弟冒充晚报记者,伙同徐婉丽,以给某单位供货的名义,进行经济诈骗活动。在案情介绍的文字旁边,还配有徐婉丽和谭晓弟的漫画。看来,如果材料不属实,法院是不会这样搞的。

     站在宣传栏前,读了案情介绍,我的脑子几乎成了一片空白。真没想到,徐婉丽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徐婉丽怎么会跌这么大的跟头?一个在北京名牌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40多岁已经两个孩子的母亲,怎么会犯如此轻率的错误?

      在回家的路上,想到徐婉丽的后半生,我不由的心情沉重起来:令人羡慕的工作失去了,在儿女面前母亲的起码尊敬没有了,老于的爱烟消云散了,出狱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保证了,作为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光环被劳改释放犯取代了……也就是说,她的后半生完了!

       在她的问题上,我能做些什么呢?作为老同学,我的确无能为力,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年多以后,我已经搬进单位分的新楼里。老于找到我的新居,说他准备去看看徐婉丽,问我们去不去?据老于讲,徐婉丽判刑三年,现在贵阳南郊的羊艾农场劳改。他已经办好了探望的手续,联系好一辆吉普车,如果我们夫妻有时间,可以一起去。

       看来,老于内心深处对徐婉丽的感情是依然存在的,尽管他早已经和别的女人结婚。那是在头几年,老于见徐婉丽和那个所谓“小弟”形影不离,一气之下,他和一个丧夫的中学女老师结了婚。徐婉丽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在我家曾经和我妻子谈笑风生地说:

     “老于找了一个花果山上的……”说完两个人都会心地笑起来。

     “贵阳哪有一个花果山?”我莫名其妙地问。

       妻子说:“是说老于找的婆娘长得像花果山上的孙猴子,这都不懂?”后来我曾经见过这位女教师,是个中年妇女,长得黑黑的,容貌气质与徐婉丽的确无法相比。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早饭后,我们乘一辆半旧的吉普车,向花溪羊艾方向驶去。车上除了老于和我们夫妻外,还有老于的朋友穆经理。

      启程时,天气还可以,太阳穿过阴云,似乎要出来的样子。可是走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天渐渐变得阴沉起来,太阳不再露脸。汽车走了两个小时,才到了羊艾农场。我们找到场部,那里人说星期天休息,让我们直接到管教科去办探望手续。在管教科我们办了手续,说要去六队,才能找到徐婉丽。汽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又走了近二十分钟,才到达六队。

      六队大概是女犯的住地,那里只见路旁一排平房,上百的女犯就居住在里面。这些平房有的门敞着,有的加着锁,连一个女犯都没有。显然,她们已经出工下地,到田间干活去了。

      我们将介绍信递给一位胖胖的穿警服干部,他仔细看了看正文,以及上面的公章和批字,然后说,你们等等。他走了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样子,只见一位三十左右的女管教干部,陪同徐婉丽从坡下缓缓走来。

      已是端午节前夕,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徐婉丽仍然穿着咖啡色的对襟薄棉衣,深色的裤子。她望见我们,仍然是一笑。爱笑,是她的习惯。然而,她这一笑,不知为什么,却令我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玛丝洛娃的笑,那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丽女人的笑,一个命运十分悲惨的女人的笑。

      徐婉丽逐渐走近了,发现她比没入狱前要黑了许多,脸上和眼角的皱纹已经很明显了,蓬松的头发夹杂着不少白发。但精神状态从表面来看还可以,一直是笑吟吟的。

     穿警服的女管教干部为我们打开会议室的门,拉开室内绿色窗帘,指了指桌子上的保温瓶,说吃水自己倒,然后便走出去了。

     徐婉丽坐在沙发上,很兴奋,也很高兴。她向我们介绍劳改队的生活,说这里的女犯主要劳动是采茶,每人每年的任务是两千斤,只要好好干,多数都能完成任务。

    “你也跟着采茶?”老于问她。

    “我身体不好,考虑我是报社来的,又是大学生,就照顾我干些轻松的工作,比如抄抄写写,填个表格什么的……这里女犯人对我都不错,有些什么活,她们都帮我干……”徐婉丽说得很轻松,显然这里的日子她已经习惯了。

    “这里的女犯人是不是像电视剧《枯草青青》里那样?”我问。

     徐婉丽笑了:“大家看的时候都说,茶叶!茶叶!”

     贵州人把假货一律称作“茶叶”。她说,这里的女犯人差不多天天吵架,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只是不能动手打架,谁打架就关谁的禁闭,还要扣奖金。奖金虽然不多,几块钱,可是一扣,就恼火了:连肥皂、牙膏都没钱买。另外,谁要是打架,谁要是不听话,管教干部动手就打,经常打得她们鬼哭狼嚎……所以,表现犯人生活的电视剧《枯草青青》太假,这里劳改犯边看边笑,说这些文人吃饱了没事干,净胡编……

    “徐婉丽,”老于关心地问,“再有三个月,你的刑期就满了,回去准备干什么?”

    “我认为自己是受骗上当,我是冤枉的,我想继续申诉。”

    “那么你自己就没有责任?全是姓谭的问题?”老于有些气。

    “算了。”穆经理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也没有过不去的河。搞文学的人,经历一番坎坷,有时并不一定是坏事。你说张贤亮,他不经历那么多年的劳改生活,他能写出那些表现劳改生活的作品?对不对?”

      穆经理环视了大家一眼,然后注视着徐婉丽,接着说,“徐婉丽同志注意身体,心放宽些,何去何从,出去以后再想办法。”

     穆经理是哈尔滨军工电子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广播电视厅器材公司当经理,我们乘的丰田双排坐小车,就是他们公司的。显然,他这一番话,说得非常得体,也很有水平,大家听了都觉得很对,尤其对徐婉丽的安慰,也恰到好处。

     临走,徐婉丽一一和大家握手,我见她刚才脸上的笑意已经消失,变得有些伤感,在我们与她分手后,走了几步,我又回头和她招手,见她呆呆地站在那里,用手在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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