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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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15)

(2017-04-20 17:33:04) 下一个

 

                               14     再回北京申诉

 

        我回到北京,暂时住在凤华大姐家。知道发生了林彪事件,报纸上讲,要求政府各级有关组织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形势不错。可是我一找有关部门,不是上推下卸,就是东支西支。总之,都不愿管。你比如,找市革委落实政策班子,他们让我找海淀区;到海淀区革委落实政策班子,又让我去找公社;到公社,他们又让我去找区里……

      后来我去法院,又到公安分局,要求他们拘留我,审查我,可他们都说我的问题不由他们管……

      在这种告状无门的情况下,我想来想去,觉得冤有头,债有主,当前应该直接找诬告我的李世琴和亲手把我打成“坏分子”的党支部书记谷伦。所以,我写了两份大字报,总计有二十多张。一分贴在区革委大院里,一份贴在我原来教书的学校外面墙上。通过这两份大字报,我把自己受迫害被打成“坏分子”的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也算出了一口冤气!

       不久,我在小学校外边看到李世琴,我心中的火,腾的一下燃烧起来,真是体会到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几大步跨过去,揪住李世琴的衣领,就把她往公安局拖。

      李世琴可能已经知道我贴的大字报,在大字报里对她指名道姓,说她如何乱搞男女关系,对我如何打击报复,实际上大字报已经把她搞臭。所以,她见了我,就像耗子见了猫,当年那满脸杀气,已经彻底消失,一付失魂落魄的样子。她见我两眼冒火,紧紧抓住她不放,吓得面色如土,两只小眼就像要被宰杀的小鸡一样,充满恐惧地望着我,死死地站在原地,任我拉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僵持一会儿,来了七八个人,开始是围观,接着是劝解:

    “有话好好讲,何必这样呢?”

    “人家一个女同志,再不对,也不应该这样子……”

     我知道,劝解的人,差不多都互相认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看到一个妇女默默地忍受男人的拉址,不管这个女人多坏,干了多少坏事,在他们没有亲身体会的情况下,同情往往是在沉默不言的女人这一边。

    几个人见我仍不放手,有人就把我的手掰开,有的抱住我的腰,李世琴乘机溜走了……

    这几个人怕我继续去找李世琴算帐,就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们说我要打人,打一个女同志。另外,他们还把一个麻子警察叫到一边,嘀嘀咕咕讲了些什么,麻子警察走过来,一拍桌子:

    “你要干什么?你想反攻倒算吗?你这个坏分子,你给我老实点……”

我一看他那付气势汹汹的样子,一听他这套训斥,忍不住笑了: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你还来这一套?我说:

    “您哪,最好收起您这一套。毛主席说,共产党不靠吓人战术吃饭,而是讲究实事求是。您说我反攻倒算,您了解我受迫害的情况吗?从中央文革,到海淀区革委,我跑了那么多领导机关,人家都答应通过调查,来解决我的问题,人家可从来没像您这样拍桌子瞪眼,把我当四类分子对待。毛主席又说,没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您还是把我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按毛主席的指示,帮助我解决问题为好……”

    当时,谁要是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谁就算犯了大错误;谁要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要砸烂谁的狗头。因此,麻子警察听我这么一讲,麻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了,呆了……就像一个皮球,让我拿针一戳,气一下子泄了……

    正在这时,派出所长从外边回来。他问了问事情的经过,说:

“你的问题不属于我们解决的范围,假若你把那位女老师拉到这里来,我们也只能调解一下,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他让我依靠组织,不要采取找私人算帐的办法,这样把矛盾激化也不好……

我心想,所长讲得也有道理,只好回来。

       回到大姐家之后,我反复琢磨:我的问题必须找关键,关键在哪儿呢?找诬告我的李世琴,显然只能出口气,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找整我的支部书记谷伦,他也不能重新给我写结论,无权给我平反……想来想法,觉得关键在海淀区革委,因为是区委给我定的案。

      当我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决心豁出去一死,也要他们给我解决问题。我把身上的钱和粮全都搜出来,钱我不带一分,粮不带一两,全交给大姐和二姐,然后夹起那件破旧的黄大衣,背上一个黄书包——里面装着我上访告状的全部材料,乘上公共汽车,车票也不买,直奔海淀区革委大院……

       上了二楼,找到落实政策办公室,见外面楼道里坐了六七个人,办公室里有四五个人,估计都是要求落实政策的干部。

       我也不排队,直接进办公室,找个椅子坐下来。见办公桌对面有位接待干部用眼睛注视我,我就把自己的申诉材料递过去,请他过目。他翻了翻,也没认真看,就说:

    “你把问题简单讲一讲吧……”

       我就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把自己受迫害的过程介绍一下,然后提出平反落实政策的要求。他听了,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就还用原来那一套话来支我。

我说:“这次你们必须给我解决问题,不然我不走。因为我的问题是你们处理,你们定的案……”

    “怎么是我们处理,我们定的案?”他开始不高兴地反驳我,“你的问题是运动初期四清工作团定的案!”

    “四清工作团是海淀区委派的。”

    “海淀区委是海淀区委,我们这里是海淀区革委。”

    “海淀区委是共产党领导的,海淀区革委也是共产党领导的……”

    “那不一样,原海淀区委是执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现在我们海淀区革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混为一谈……”

    “正因为原海淀区委执行了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我在海淀区受的迫害,所以,我才来找你们落实政策办公室……”

    “你今后说话要注意点——什么‘你们处理’‘你们定的案’?我们这里谁打你坏分子了?!”

       我知道,自己是来求人家落实政策,说话必须注意分寸,要符合逻辑,不能拿辫子让人家抓,态度也要注意恭恭敬敬。我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坏分子”的帽子还戴在我头上。也就是说,我还没资格和人家平起平坐。所以,我赶忙承认自己说话不妥当,请他愿谅。不过,我还是认为,自己并没有找错门。

       这时,另一个四十多岁的干部走过来,对我说:“你没找错门,这一点可以肯定。但落实政策办公室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你来了,马上就给你落实,给你平反,这可能吗?落实党的政策,有个范围,也有个轻重缓急……”

    “如果说有轻重缓急,那么我属于哪一类呢”?

    “你自己说你属于哪一类呢”?

    “从1966年6月2日把我打成坏分子,到现在眼看快8年了,中国抗日战争也无非是8年。在这近8年的时间里,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到处流浪,受尽了歧视,受尽了折磨,难道我要求及时解决问题,恢复我的工作,还过份吗?希望你们能设身处地为我想想……”

    从上午8点多,直到中午12点,落实政策办公室里的几个干部,一个接一个,要么说服我,要么反驳我,还有的威胁我、训斥我,但我下定一死的决心,所以也毫不胆怯,一个一个和他们辩论。

    “中午了,我们该下班回家吃饭了……”

       说着他们纷纷离开办公室。

       我往哪里去呢?办公室不能呆,我就坐在他们楼道里。他们回家都有一个温暖的家,都有饭吃;我的家在哪里?我到哪里去吃饭?尽管我的肚子早就饿了,而且我口干舌燥,连口水喝也没有……我当时真觉得自己生不如死。不过,想了想,我不准备退却,我要他们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

       下午,他们上班见我没走,都觉得有点意外,差不多都用惊奇的眼光看我。我告诉他们,今天从早到现在,饭没吃一粒,水没喝一口,但凡有出路,我不会这样急着要求政府给我解决问题。

      干部里,有同情心的就不再讲话,即使插话,也是劝说我耐心等一段时间。但是那些把我看成阶级敌人的干部,仍然板起面孔训斥我,以表明他立场坚定。我也豁出来,把自己摆到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和他们唇枪舌剑,决心要辩个谁是谁非。总之,你学毛选,我也学毛选;你懂党的政策,我也懂党的政策。反正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经受了锻炼,都会耍嘴皮子……

      就这样,从下午上班到下班,又是三个多小时。由于精神高度集中,肚子饿,一点都感觉不到,时间过了多长,也不知道。见干部们一个个离开办公室,才知道是下班时间到了,该回家吃晚饭了……

     怎么办?人家办公室要关门,我不能赖在办公室不走。我也只好夹起棉大衣,背上书包,往楼下走。

    下了楼,马上感到肚子饿了,而且精疲力倦,两腿发软,一摸嘴,全是白沫子……将近八个小时,一直是和那些干部辩论。长这么大,从来没有饿着肚子讲这么多话……

       我怀着茫然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子,漫步走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觉得浑身无力,头冒虚汗,我知道,由于一天没喝水和没吃东西,身体有点虚脱。见前面有个长椅子,我就把书包放到椅子上当枕头,躺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

    天已经黑了,路灯也亮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吃晚饭。而我在公园里,孤身一人,又冷又饿。

    心想,此时倘若有人给我饭吃,给我个住处,就是让我跟着他去偷盗,去抢劫,恐怕我也会干吧?

    可是又一想,自己还年青,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好多事情已经渐渐明白了、清楚了。只要坚持下去,我不相信自己会蒙冤一辈子……

     记得季米特洛夫曾经讲过一句话:“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让我坚持上访告状,让政府还我清白。

    躺了一会儿,虽然还是饿得难受,浑身疲倦无力,但头上不再冒虚汗,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去落实政策办公室。

      大概是夜里在区革委值班的几个,他们见我又背着书包走进楼道里,就把我叫到另外一间办公室,继续做我的工作,劝我到亲戚家去借住一些日子,等着慢慢解决。我说北京倒是有两个姐姐,可她们都是工人家庭,每家大人孩子四五口,住房条件很差,生活也很困难。我这么大一个人,怎么能老麻烦他们呢?

       说了很久,他们见我态度很顽固,听不进他们的意见,就打电话叫一个警察来,这个警察了解了一下情况,也建议我回去。我看已经深夜,其码有十一二点了,就说:

    “我反正没地方吃,也没地方住,我来这里也不是一次两次,让我等,我要等到哪年哪月?所以,还不如跟您走。”

    “跟我走?”警察有些意外,说,“我回公安分局,那是党政军要地,你去合适吗?”

    “那我没有出路,你们说怎么办?”

    几个人到屋里又去开会研究,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找我谈话:

    “我们的意见是:你要离开这里。”

    “这样吧,您干脆随便安排我吧。”

    “好吧。”他生气地说,“你真不想走,就跟我来吧。”

       我到椅子上抄起书包和大衣,就跟他下楼,出了区委大院,没多远,就到了公安分局,又走了几步,就是派出所。他让我在门外等着,他开了门进办公室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外面有汽车刹车的声音,他从屋里出来,对我说:“走吧。”

       出了大门,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两个警察站在车旁。我问:

    “到什么地方去?”

    “你不是要找个地方去吗?上车吧!”

       我心想自己反正没犯法,上车就上车,你不可能拉去抢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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