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斋杂谈》-中国历史政权的灭亡宿命和警示

专制制度创造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历史政权，又毁灭了它们，然后循环往复。这就是中国历史政权的灭亡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历史上多个在人民暴动中诞生的专制政权之一，它的命运会如何呢？ 从三皇五帝到今天，专制制度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在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下，国家权利结构是金字塔形，统治者或集团在权利最高峰，各级官员依次在下。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而且缺乏制约。传说中尧舜禹的禅让制固然另人神往，但是因为缺乏监督制度，所以只持续了两位帝王，从禹开始帝位就只传位给亲族了。夏商两代都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专制王朝。周朝的分封制是分散的君主诸侯专制[1]。秦代施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同时以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统治国家。帝制从此成了绝对的皇权专制制度，皇权超越任何力量的制约。汉代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开始以温文而雅的儒家思想粉饰残暴的法家本质，所谓“儒表法里”，奠定了以后两千年历代王朝的政治模式。及至民国在战火中建立，虽然以“民族，民权，民生”为纲领，由于当时深厚封建基础，第一共和国很快又陷入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第二共和国的奠基人更是把专制发挥到了新的境界，人民无食无衣却还山呼万岁。十一界三中全会后，国家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寡人政治终于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专制却以集团的形式继续统治中国。 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是中国历史政权灭亡的根源。历史政权灭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多样的，比如周朝的分封制导致分崩离析，秦代的严刑苛法招致人民反抗，唐朝的藩镇制度导致安史之乱。纷繁芜杂的历史掩饰了真正的原因：行政权在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权利结构中没有制衡。制衡机制既可以及时纠正调整不当的行政政策，又可以监督行政权，及时剔除其腐败份子，保持整体的健康。首先，无论什么政治制度，国家政策在制定之初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需要日后不断的调整。如果国家权利结构中存在对行政权的制衡力量，那么政策在被发现可能或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后，制衡力量有权利要求政府调整政策亡羊补牢，那就可以避免破坏的深化。其次，行政权的制衡机制对执政者起着健康的监督作用，否则就容易导致权利滥用、漠视民意，那么政府必然像桃子从里向外逐渐腐烂，而且一个桃子腐烂导致整筐桃子全部烂掉。 中国的专制制度由于缺乏制衡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历史后果，直接塑造了中国史。首先，在专制制度下，统治阶层不受任何制约，可以为所欲为，最终导致国家混乱。八王之乱因为争夺皇权而促使西晋亡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公元291年，晋惠帝的贾皇后先指使楚王司马玮除掉内戚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然后杀了司马玮。8年后贾皇后又杀了太子司马遹(走字底+橘去木)。赵王司马伦借为太子报仇杀掉了贾后，并篡夺了皇位。齐王司马冏（炯），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禺页）联军讨伐在洛阳附近大战了两个月，结果赵王伦兵败被杀。随后司马颙（禺页）和司马乂（义去点）起兵讨冏，在京城内展开激战了3天，冏败，为乂（义去点）所杀。8个月后，司马颙（禺页）联合成都王司马颖进攻洛阳。东海王司马越在城中反叛，司马乂（义去点）被烧死。两年后司马越又起兵，司马颙（禺页）和司马颖败走被杀，晋惠帝被毒死。八王间的杀伐完全出于个人的权利野心，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研究估计当时北方汉族人口从4000万锐减至1200万[2][3]，并直接导致后来北方少数民族主导的更加血腥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其次，专制制度对各级政府也没有有效的监督，各级政府都可能滥用权利，导致国家混乱。历史上因为大臣篡政而改朝换代就是一个极端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就是大臣的权利失去了皇帝和其他机关的有效制约。公元8年，王莽篡汉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汉元、成、哀、平四帝都不理朝政，权利转到了元帝皇后的四个兄弟手中。王莽作了大司马后，朝野上下已经都是王家的势力了，于是王莽废了平帝，改立国号新。从此，篡政在中国就层出不穷，著名的还有三国曹氏篡汉改魏，司马氏篡魏改晋，赵匡胤篡周改宋。而且专制的地方政府因为没有有效监督，也可能脱离中央政府导致地方割据。公元755年至763年的安史之乱就是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唐朝时在节度使辖区中央政府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调动军队，而且节度使的职位是世袭制。由于节度使的权利难以受到有效监督，终于对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8年的安史之乱过后，“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同时出现了40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方镇割据的局面，唐朝由盛而衰。 再次，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腐败可能导致反抗。权利在失去制衡后就容易成为邪恶的力量。由于统治阶级缺乏健康的制约，政府必然会腐败，腐败的政府蔑视民意，于是民怨必然逐渐积累，这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民怨沸腾往往导致一朝爆发，天下大乱。很多历史政权因为政治腐败引发人民起义，推翻或严重动摇了中央政府，直接导致其灭亡。周朝有国人暴动，秦代有陈胜吴广，王莽时有赤眉绿林起义，唐朝爆发了黄巢起义，宋朝有方腊和宋江，元末有明教，明末有闯王，清末有太平天国和革命党，民国有共产党的暴动。 专制制度使统治者自掘坟墓的同时也给人民制造了无尽的灾难，中华民族也因此多次受到生存威胁。因为没有制约，统治阶级滥用权利，横征暴敛，或者相互杀伐，或者引起人民暴动，但是在内战的杀戮和混乱中，人民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且很多次，外族都趁虚而入，中原横遭屠戮，整个中华民族几乎灭种。有研究显示[2]，中国历史上有七次人口锐减，都是专制制度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灭种灾难。秦的暴政和秦末的战争使人口从约3000万下降到1800万，下降比例60%。西汉末王莽篡政、赤眉绿林起义和刘秀的战争使人口从约6000万降到2100万，降幅65%。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军阀割据混战导致人口下降71%到1660万，曹操的《蒿里行》写出了当时的悲惨，“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五胡乱华，胡人在北方驰骋了300年到隋朝才退出历史舞台，人口下降到1200万。隋末炀帝也灭亡于暴政，同时人口下降68%。唐末的黄巢起义和军阀混战又使人口下降68%。宋朝末年和蒙古几十年的战争，致使中原“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人口从约11000万降到5883万，降幅46%。历史灾难一再的重复，60年前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滋生严重的腐败，腐败的政府逼迫共产党人暴动寻求别的出路。内战爆发后，日本则渔翁得利长驱直入，造成了中国军民伤亡2,100万的空前灾难。尽管战争爆发的原因很多，但是每一次内战都可以追究到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缺陷。同时内乱的爆发和国力的衰弱又诱使外敌入侵。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真正敌人是自己，中国的灾难归根到底都是自己施加给自己的灾难。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就是中国给自己创造灾难的罪恶源泉。中国最近一次浩劫发生在大跃进的59年到61年，有人估计三年间高达三千二百万[4]到四千万人[5]被饿死。2003的非典本来是可以治愈的疾病，只是因为政府瞒了半年不许通报，才被中国政府变成人为灾难。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灾难的罪魁祸首和亡国灭种的最大威胁。割下这块腐肉，中国将不再给自己创造灾难，将真正永远的所向无敌。 专制制度注定了中国历史政权必然灭亡，又循环往复的宿命，而人民则在恶性循环中煎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儒家的作用主要是培育顺民和粉饰血淋淋的暴政，君王信条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专制制度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而这一制度赋予了君王无限的权利，同时也将人民压到社会的最底部。政府表面上灌输“民为贵”的思想欺骗人民，实际上漠视民意，强奸民意，不把人民当人。这就是五千年来中国所有政权的本质。中国历史上不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为贵”的时代，与此相反的是无数屠戮人民的故事。在专制的政治体系中，民怨只有不断积累的因素，却没有合理释放的渠道，最后人民只能反抗推翻政府。周王淫乐，国人不许议论，路视以目，只好冲进皇宫赶走周王。陈胜吴广进退都是死，最后只好揭竿而起。土地兼并，人民失去土地，流传沟壑，只能涂上赤眉造反。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政，政治腐败导致民不聊生，人民只好暴动。此类官逼民反的历史悲剧反复重演。待到新政权建立，人民才能得到暂时喘息。可是政权更迭只是换汤不换药，朝廷换了姓氏，骨子还是一样的。社会在循环一圈后，又回到了起点。新的矛盾重新开始积累，等待下一次爆发。即使改朝换代是因为大臣政变，新王朝的初期也许会注意使人民休养生息，但是在专制的本质上从来没有过改变，社会矛盾迟早也会爆发。至于皇子争位，则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社会动乱后人民的苦难反而加深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不过如此，循环往复，人民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欺凌和杀戮，国家也是在这恐怖的循环中一次又一次的毁灭和重建。这就是中国历史政权的宿命[6]。在这一宿命中，每个政权在血与火中的诞生仅仅意味着社会循环回到原点，人民的命运早晚必然重陷入血与火中，国家财富也被反复摧毁，不能持久积累，使中国国力长久的靡弱。这咒语般宿命的恶根就在于专制制度的缺陷。无论上古的禅让制，后来的奴隶和封建制王朝，还是民国，都是本质相同的专制政权，都没能跳出循环覆灭的命运。在经过改朝换代的战火后，社会丝毫没有进步，人民得到的只是被新的政权压迫。弹去历史的浮尘，整个五千年的中国史就是战争史。里面的每一页都只有屠杀和毁灭，每一个字都是人民的血泪。中华儿女就是在这血泊中和屠杀的间隙挣扎着苟延残喘，何曾有过持久的幸福生活？中国多数时间处于分裂，战乱和毁灭之中，多少次受到外族的入侵和统治，何曾真正持久的强大过？多灾多难的中国，必须革除五千年政治制度的缺陷。 现代中国仍然笼罩在历史宿命的阴影中。今天中国的贫弱和几十年前的多次毁灭性战争直接相关，甚至可以溯源到清廷的积弱和对改良派的镇压。虽然20年的改革改善了生活水平，但是西部仍然相当落后，东部和西方国家也有巨大差距。中国的现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依然贫困。历史上的专制政府导致今天的贫弱尚可通过勤劳去弥补，但是更危险的是今天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过去五千年比并没有本质改善，而且还在加大深化经济改革引起的社会矛盾。有毒奶粉从发现到查处经过了16个月，13个婴儿死亡，政府如此低效漠视人命，真是可悲。鞍山市公安局分局局长林福久，通过各种不法手段疯狂聚敛财富，短短8年涉案金额高达5000万元之巨，在下岗问题严重的东北怎能不让人民对政府愤怒。民工被恶意拖欠工资，只能以跳楼相威胁，政府不去维护他们的权利，北京和西安市公安局反而发出《通知》要严肃处理或者拘留跳楼“闹剧者”。政府直接站在工头的立场上欺压百姓，简直可恨。去年非典疫情被广州政府隐瞒了半年，又逢“两会”不能公布，政府直接欺瞒人民，置人命而不顾。南方都市报因为擅自公布非典疫情，今年3月领导人被加以经济罪，判刑12年，这么一个有益于社会的著名媒体也被政府封了口。北京现有的几十个剧院门可罗雀，中央政府却又挥霍三十亿在天安门广场修建国家大剧院，与此同时西部还有家庭半年要靠土豆充饥。政府的这种行为和秦始皇建阿旁宫，隋炀帝修大运河，慈禧挪用海军费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有什么区别？现在的底层中国人民比窦娥，苏三，孟姜女更幸福吗？这样的政府必然还笼罩在中国历史政权的宿命之中，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惨痛的历史警示中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中国史就是专制史，就是战争史，就是对人民的杀戮史和反抗史。每个政权都因为专制而生，又因为专制而亡。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循环于重建和毁灭之间，无法长久的积累永褒繁荣，改朝换代后的社会并没有实质进步，而人民得到的只有一次次的压迫和屠戮。灾难的根源就在于行政权没有制衡，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历史政权的灭亡宿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必须历史性的改造国家权利结构，对行政权和司法权施以制约，建立以议会为主的权利制衡的机制和以新闻为辅的社会监督体系。只有自由的新闻，才能尽早发现不平的现象，警醒世人，使之成为千夫所指。只有独立的议会，才能伸张民意，有效监督行政和司法，最终把中国改造成“民为贵”的国家。只有革除政治的积弊，中国的强大才可能永恒。 12:48 04-5-15 --- 参考： [1]。《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李慎之。 [2]。《中国古代史上的人口统计的特点和七次人口锐减》，那兰性德。 [3]。《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 [4]。《中国大陆五十年非正常死亡调查 》，张敏。 [5]。《口号与中国》，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6]。《中国历史规律性治乱考》，04年4月，磨斋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