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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汪精卫推上不归路的隐形推手:高宗武

(2018-11-15 13:23:50) 下一个

高宗武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在现在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的今天,有关抗日的话题没有脑子还真看不出端倪。目前对高宗武的文献中,几乎都是把汪精卫写成投降派,把蒋介石写成抗战派。而高宗武更了不得,当看到日本条件苛刻时,毅然离开汪精卫,出走,不当汉奸!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我认为这里面的烟幕很大。如果我们放弃偏见,不畏惧“为汉奸洗涤”的大帽子,我们便可以看出这背后的故事有多震撼。

首先,至少在中国宣战之前,甚至更早,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是不坚定的。在用空间换时间的借口下,类似于“何梅协定”那样的狗血事件,依然发生了,而且还有在内地仿效的危险。这样一种前提下,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事情是很不好办的。我仔细研读以后,居然把高宗武的为难程度,和李鸿章的为难程度相提并论。

高宗武是蒋介石与日方沟通最依赖的人。谈判也好刺探情报也好,都得靠高宗武。所以国民政府给高宗武的经费是很充足的。

1937年8月9日上海发生了“大山事件”,两个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时被保安队所击毙,从而引发了“八·一三”淞沪之战。这种特殊情况下,高的谈判工作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不久,高辞去外交部职务,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

“八·一三”淞沪之战,我以前对于其意义理解的很肤浅。通过研究高宗武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日本军方“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论调,是在“八·一三”淞沪之战中被打掉的。也就是说“八·一三”淞沪之战,使日本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他们以前是大大地低估了。

于是,中日双方都出现了观念的变化:

日方不再过份相信自己的武力了:1937年11月5日,日本人游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

中方主战派气势低落,认为真的打不过日本人的。尤其是汪精卫,由主战转变成了主和。

作为中方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是左右不知所措。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称不拒绝陶德曼调停。次年4月14日,蒋指示高再飞香港。行前,蒋对高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高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使命。

也就是说,1938年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蒋介石是知道的。

诡秘的是,就在高启程前,蒋一度改口让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后在周佛海的担保之下,高还是去了。老蒋是这样一个态度,无论高同日方谈判的结果如何,恐怕都是要背黑锅的。也就是说,高出了问题,没有哪个长官会出来扛。

接下来就出现了共产党里潘汉年密会汪精卫一样的故事。

这一年6月,高去了东京。蒋介石说高是擅自去的,高就有口难辩了。高到日本后,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在密谈中,高有意无意间给日方实力人物传达了一个信号:现在中国高层意见不一致,汪精卫等人有“和平主张”,蒋委员长还是要武装斗争。

听话听音。一个月之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无非就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这些人。

高宗武从东京回到香港后,将行程写出报告,让手下送交了周佛海,并附有一信给蒋介石。蒋大怒,怒斥:“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停止了高的活动经费。

这里面有没有周瑜黄盖的影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我敢说,高宗武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托!第一挖抗高手!

自此,蒋介石“对日折冲”“试探和平”的形象就没有了,树立起了统帅全国抗战领袖的威望。而为这个形象顶雷的,就成了汪精卫了。

日本人对汪精卫的态度,还没有等汪精卫表态,国民政府军统就把汪归类了。

1939年3月21日,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汪精卫逃过一劫,极为震惊,何去何从一时难以抉择。高劝他前往欧洲或菲律宾,从此不问政事,甚至愿陪他返回重庆,唯不可与日本人再谈下去。

请看,前面一切都是高铺路,并间接说服日本策反培养鼓动汪精卫,汪现在回头还有可能吗?没有了。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两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震惊海内外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走了,去了美国,蒋介石找不到了,汪精卫也找不到了。

1963年,原汪伪政府中周佛海的一个盟友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说:“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介石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逃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

这个话里面的话,恐怕后人不可能读出其全部含义了。

深得胡适晚年信任的史学家唐德刚,当年在美国也访问过高,高表示欢迎,却又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因此一般认为,高宗武生前不会再说什么了。高于1994年9月在美国离世,其时距汪精卫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蒋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

或许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擅长开玩笑的高手,不久前,一本尘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被发现。这是高宗武于1944年8月间在美国完成的一本回忆录,书名为《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英文打字稿共两百五十四页,有十四个章节。从时间上看,其时距“高陶事件”不出几年时间。

此事过程大约是这样: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子)打电话给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称该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在查阅当年美国外交官劳伦斯·萨斯伯里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一部“高宗武手稿”。陶先生立即与郭女士取得联系,7月上旬,偕好友、《中国时报》前驻美记者刘永宁驱车前往斯坦福大学校园,在郭女士热心帮助下,复印了全稿。

这本回忆录最终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但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生前为何从未声张?

自1940年离开香港二十七年后,高宗武曾去过一次台湾,并与昔日老上司张群会面,两人倾心交谈。张还让其媳杜芬陪同游览台北名胜,可见两人之旧谊。可事实是:此时蒋介石仍活着,倘若当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使逆名不彰,以蒋的为人与处事,高也是无法登陆台湾的。而高官张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详。高甚至拟请面见蒋介石,尽管未果(高本人解释为:蒋不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但他何以敢提出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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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on1978 回复 悄悄话 何不把这个帖子贴到论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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