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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可恨吗?

(2017-12-04 06:18:09) 下一个

晚清的时候,中国究竟应该不应该抛弃满清政府,有许多志士仁人认真地做了探索。可以这么说,那一代人为中国寻求出路的态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身家性命。

后来有人反思:事实证明民国还不如清朝,怎么看辛亥革命?

这个活题我先不说。我想说的是民国内部之争的北伐,是中国的最佳出路吗?至于北伐以后的国共纷争,则是更后面的一个分水岭了。

北洋军阀这个群体,是和袁世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从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大总统,到蒋介石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十几年被称为北洋军阀时代。

 
 

袁世凯本人,就是一个被历史妖魔化了角色,现在没有人替他说话。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为什么会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

好,袁世凯的事情不说了。其他军阀的气节人品作为,其实也是在找不出什么可指责的。除了共产党妙手点睛的那一点:压迫工农。(不过又说不是他们的意思嘻嘻,比如有段总理时候因惨案而吃斋的说法。)

直系大将吴佩孚,九一八事变后,曾到北京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官方史者将吴定为“英美派”,其实吴平生抱“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至死不变。

陈炯明这个人也是一言难尽的,我曾经有专门一贴说他。被广州国民政府打败后,蛰居香港,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却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赠他8万元支票,他则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停尸的是家中的一张行军床,下葬是用原本为母亲准备的棺木。几年前孙中山去世,陈炯明送了这么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北洋时期的学术氛围宽松,报禁党禁是中国历史之最轻更不用说了。蔡元培,本是军阀们的死敌,是国民党人,但军阀们还是把他请来当了北大的校长。在军阀的眼皮底下,北大大摇大摆地施行“兼容并包”的方针。

说到北洋军阀,最应该说一声的是曹锟大总统。曹锟的大总统是通过行贿得来的,不假。在1923年那次选举中,一共有480名议员事先收了他的贿赂,大致每人5000元,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后来消息曝光,举国哗然,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

然而,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难道不是吗?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而那些拿着枪杆子去夺政权的人,仅仅因为嘴里高唱“革命”,就比贿选更能代表正义吗?

如果您有同感,请为曹锟大总统点赞。

还有,曹锟是个大老粗,但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这就是传说中“万恶的”北洋军阀时代,但每每看到那些军阀的事迹,却总会涌起莫名的感动。

说实话,北洋时代,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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