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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黄柳 (热门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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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的人格魅力,看如今民运领袖们缺了什么。

(2017-04-05 10:20:51) 下一个

下一个要干革命是要有情商的,除了超一流的智商以外。

康有为娶6个老婆

康有为首婚娶元配张云珠,那一年张云珠22岁。
1897康有为40岁时娶二太太梁随觉,那一年梁随觉18岁。
1907年50岁的康有为在美国巡回演讲时,迎娶粉丝三太太美籍华人何旃理,那一年何旃理17岁。
1913年康有为56岁时娶四太太日本女子市冈鹤子,那一年鹤子18岁。
1919年,62岁的康有为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娶了西湖浣纱的船家女张光,那一年张光19岁。


孙中山的四次有记录的婚姻

1885年5月26日,孙中山娶原配卢慕贞,那一年,卢氏17岁。
1891年,孙中山与陈粹芬结为革命夫妻,那一年,陈氏17岁。陈氏与大夫人卢氏相处融洽,情同姐妹。
1901年,孙中山与日本女子大月薰成婚,那一年大月薰15岁。
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那一年,宋庆龄20岁。

陈独秀的四个女人

1897年首婚高晓岚,那一年高氏22岁。特别说明:高晓岚是延年,乔年,松年;玉莹的母亲。

1910年娶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那一年,高妹妹也是22岁。

1926年陈独秀突然失踪,秘书报告瞿秋白、张国焘等负责同志,他们也深感惊愕,不得不派人多方探听,四处查寻,但也未觅得踪迹。于是,大家绝望了,以为总书记已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张国焘几乎落泪地说:“老头子(即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的长子,时任广州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父亲写的文章呢? 原来,我们的总书记因病住院时爱上的一位名为施芝英的女医生,暗结情愫,过了一段远离世俗的隐居生活。那时施医生25岁。

陈独秀的第四位妻子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他晚年最为落魄的阶段,日常接触产生感情,陈独秀已经52岁了,而上海姑娘潘兰珍才22岁。

康有为的外语水平

 (2018-07-02 06:48:50)下一个

最近唐爽为了说明自己外语水平,晒出了他的洋妞女朋友。我看了以后觉得好笑,感觉和外嫁女炫耀外语的愚蠢异曲同工。

还是好奇,查了查善于泡洋妞的康有为才子。

康有为对外国事物向来怀有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早年他就爱看欧美传教士办的报刊,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也数次上书建议派人游学和开馆译书,但不见康本人有学外语的举动。流亡海外的头三四年,他主要隐居于印度和新加坡,雇一“叻人”(新加坡人)作随身翻译。据报道,“叻人”在长相、口语流利程度上都与英国人无别。但不见有康氏学外语的任何记载。

他自习英语应始于踏上欧洲大地的1904年,随身翻译先后有其女康同璧、准女婿罗昌以及亲信周国贤、林兆生等。想必是日常交际的需要刺激了康的求知欲,况且还能私下里向女儿求正。1904年7、8月份在英国游览之际,康有为似乎已初具口语应对能力,自述曾不带翻译外出,在伦敦街头“独游,亦以试吾英语之能否通行也”,对自己的外语能力不乏自信。年末在德国境内漫游时,康氏还感叹书店里英文书太少,并“购《德英会话》一册”,似乎打算兼通德语。
       
当时陪他一同游欧的二夫人梁随觉,也受他影响而“好言之”,常喜欢操习几句英语。康有为曾责备她不懂得区分like和love之义:“华文之‘爱’字无施不可,而英文之like与love有分。彼言吾爱某某,多用‘罗父’(按即love)字,而不知此字不能妄施也,此字只施之夫妇狎昵者。”康有为娶的四太太何旃理比他女儿还年轻,令他郁闷的是,康同璧有时会拿此事开玩笑,把何说成是姐妹。她在向西人介绍父亲的“次姬”、“何姬”时,“一曰妈打(按即mother),一曰妈择诗士打(按即sister);此为璧之妄,西人误听,遂日与何言,谓吾为父。若然,不几以女为妾乎!”这也间接表明康氏的英语听力还是不错的。
       
具备听说能力是一回事,能否“读旁行书”则是另回事,用晚清时的说法,这是通事与文案之别。康有为撰写的欧洲列国游记中,有不少历史沿革和统计数据的内容,此非由目击耳食得来,需要阅读相关文献。康氏能否直接阅读和编译西文原著,也是估量其游记价值的一项依据。虽说他曾自诩译过英文《古兰经》若干篇,还计划翻译一批奥匈帝国的史料,但我们同样依据其本人表述,可以判断他尚未具备读英文著作的能力。
       
1906年9月,他在德国柏林写信给大女婿麦仲华,抱怨远游无书可读,若能通西文,“何事在此读《通鉴》”;他赞扬达尔文、赫胥黎发明的新学新理,同时又自夸“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而所见与之“暗合”。他在海外期间所读的书刊,多由广智书局和梁启超从日本或香港邮寄。所以在康有为的信中常出现索书令,如“凡新译书必寄一册来我”(致何天柱),“吾顷在此杜门编欧洲游记,汝处有欧洲之各国书,望即寄来,日耳曼史、英德法各国史皆要”(致谭良),“望寄新出各日本书,各种学问之至精要者,可以一箱来”(致梁启超)。
       
康有为的英语水平还没到半通的程度,却爱发顾名思义的议论,而有些见解还不无奇中之效。他在《荷兰游记》中以英语官名“加份拿”(按即Governor)中译为例,批评“今中国译者多不通内外官爵制度,凡外国微末者,辄以中国大官之号译之,久则人视为合宜,于是外国微员末秩亦若中国大僚,而中国大僚译为外国末秩,令彼族有见轻之心,令吾国大僚有失体之辱”。“加份拿”官位只相当于中国的知府或日本的县知事,译成“督抚”极不合宜。他认为恰当的对译是:总督对应“歪斯来”(按即Viceroy),巡抚对应“加份拿毡那路”(按即Governor general)。中国历史上官制译名向来是一棘手的问题,康氏所言至今不失其借鉴意义。
       
又如“编士”之号(按即Prince),今译作“亲王”已成惯例,原本是日语借词,康有为认为,“编士者,欧洲王亲之通称。今日本译编士之义为亲王,似是而不同也。”因为它过去是“有土之君之号”,如英国王太子世为威尔士亲王,相当于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君。“然今编士亦为虚爵”,远不如往昔地位尊贵,像日本那样凡皇族不论亲疏皆封亲王,是名实不相符的做法。所以他提议凡有外国编士来游中国,只应以“王亲”之名称呼,“则不至误以至尊之亲王之礼待之”。

给光绪上英语课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绝无胆量纠错,使得皇帝自信心高涨,主动要向欧美公使用英语演说新年贺辞,不料遭遇冷落,才知道自己英语太蹩脚,遂失去学习热情而代之以懈怠。     

就康有为而言,还应看到他对英语一向持有的轻视心理,不肯给予它与中文同等的地位。所以有华侨向他表示“当今英文盛行,他日必从英文为一家”的观点时,当即被他断然否定,他认为英国虽已经历近百年的发展,仍无法在本国内实现语言一统,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每百人中仍有二十五人不通英语。而中文最称简易,语言之异只在音转,文字相同,容易在短期内做到全国语言统一。
       
“中国变法后,民智日新,则自能以中国文字而明新理,不必依傍欧人。兵力所至,文学力所至,即文字所至,断无学用英文之理。”而在未来的大同世界里,自有“公共至通至易之新文字”,更无英语存在的余地。康有为对英语的贬词,也有欧人影响的成分在内,他曾引述西班牙国王对欧洲语言的描写:“班音似神,法音似人,德音似马,英音似鹅,意音似鬼。”他用这段话来证明欧人本身也瞧不起英语,法国人也曾形容英人说话像鹅叫,而鹅在欧洲是出了名的“呆鸟”。康氏进而煞有介事地纠正班王的描述,说是“班音不如法音之清脆为上”。法语之清脆惟有天上的鸟鸣可以作比喻,他构想未来大同世界中新制的通行语,也得像鸟叫那样轻清圆转,“夫兽近地故音浊,禽近空故音清;今近赤道之人音浊近兽,近冰海之人音清转如鸟。故制音者当取法于四五十度也”。

事实上,晚清以后流行称西洋语言为“鸟语”,诸如黄遵宪形容的“鸥鸟之音”,或翁同龢描绘的“啁啾不已”声,这些都无不带有贬低和丑化“夷语”的色调。康有为“鸟语”论的妙处在于反其意而用之,他在打压那只呆鹅的同时,又将法语送上天,比作大同世界“地球万音室”制音标准,不啻在为“蛮夷鸟语”正名,康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确实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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