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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政策与严凤英之死

(2014-09-16 17:10:38) 下一个

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活着“,其中的医疗事故是最震撼的场面。

最近研究严凤英,渐渐浮出水面的真相也是医疗事故。

如果严凤英之死的最后的真相是医患矛盾,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虽然是事实。我知道有些幻觉是不应该醒来的。

严凤英最后是服了安眠药,她的家人送医时,医院耽误时间造成的死亡。其中,严凤英的丈夫最痛恨的,应该是急诊医生要病人出具介绍信。

当时我生活的地方,医院收治急症时,是不要介绍信的。严凤英的丈夫如果说的是真实发生了的,说明是当时安徽的医疗系统出了问题。

来坛的老年朋友们,你们那里的急诊收治病人也要单位介绍信吗?

他老人家说过: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对人民的情感,就是伟大的情感。情感不是思想,却是思想的母亲。情感包括道德感和价值感等方面。感情是情感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对人民的感情,是与生命相系密不可分的。对人民有深厚感情,才会产生“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感情,即使复述出一个伟大的思想,那思想也会在复述者那儿变成躯壳。毛泽东对人民的情感和对人民力量的认识,是毛泽东一生最为鲜明的特征。论改革,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及其实践,就是对此前的医疗模式,包括已经在国际上通行的医疗模式的天翻地覆的改革创新。这种革新,以及十五年后毛泽东仍然强烈地提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都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着最深情感的体现。

在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里,“东亚病夫”这个词,反映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整体承受的灾难,在中国人体质和精神上遭受的摧残。特别是20世纪日军侵华战争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灾难,致使中国社会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普遍营养不良造成的种种疾病在民间肆虐,中国人的体质整体严重下降。

新中国诞生之初,有两个世界罕见的数据:婴儿死亡率200/1000,孕产妇女死亡率1500/10万。为什么不用百分比,而用千分比甚至十万分比?这是国际常用方式,当时西方没有哪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达到这么高。10万个孕产妇死亡1500个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亿个育龄妇女怀孕生产,要死亡150万个母亲。

中国有怎样的医疗资源?1949年,西医人才主要是民国时期医学院校培养的,还有从海外学医归来的,总人数加上更多的中医和草药医生,都无力应对我国大量人口的流行疾病。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1952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增添一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四大方针一直沿用到1990年,被废除。但这段历史,不唯值得铭记,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

第一条:面向工农兵。工人和农民是社会最大的群体,兵这个群体,是保卫国家最重要的国防力量。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组织形式。这就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的方针政策不仅1950年需要,今天依然迫切需要。

第二条:预防为主。这也是永远需要的。中国自古医学传统,上上策是“治未病”,即积极作用于防止生病,这是中国医学的伟大智慧。这不是为了看病卖药赚钱,是致力于使你不要生病,这里面凝聚着传千古的崇高医德。当“预防为主”的方针推行到中国广袤的城乡,它不仅关乎治病和健康,它是新中国社会新风的体现,它使中国一切穷乡僻壤的人民体会到一个新的国家已经降临自己的生活。

第三条:团结中西医。中国医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断和防治疾病的学问体系,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人民健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推行“团结中西医”,实践中西医结合,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类大事。

第四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卫生工作要真正做到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光靠医务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依靠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这对于消除疟疾、肠道传染病,以及血吸虫等地方流行病,增强人民体质,效果非常显著。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给病人看病地方为什么叫“卫生所”,但现在我明白了,后来卫生所发展了,为什么叫卫生院,而不叫医院。那时我的母亲是卫生院的助产士。为了改变乡村很高的母婴死亡率,卫生院办起了“产院”,动员远远近近村庄里的孕妇来产院生孩子。母亲日夜都在产院,还经常下乡。母亲一下乡,我就知道乡下又有没送来产院的妇女生孩子难产了。卫生所变卫生院后,我的父亲是院长了,但人们仍然叫他“王所长”。父亲比母亲更经常下乡,迄今我梦中的父亲仍然是头戴草帽,裤脚绾到膝盖的形象。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就讲到了发动群众搞卫生运动,他说:“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65年1月,毛泽东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曾批评说“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卫生部随即召开党组会讨论,于当月向毛主席呈上报告,毛主席批示后下发。即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到4月初,全国各地有1500个医疗队,18600名医务人员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应当说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但从毛泽东6月26日对卫生部工作的严厉批评看,毛泽东并不认为那是长久之策。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毛泽东“6·26”指示的第一段话。毛泽东还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最后毛泽东几乎是喊出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是钱信忠,毛主席“6·26”指示后,卫生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检查了工作的失误,其中报告说,“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报告中的这个描述,把县城的医务人员也划归于“农村”。按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通行的认知,县城就是城里,乡与村才是农村。卫生部报告中的数据应是:高级医务人员69%在大城市,21%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卫生部报告中还说:“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从这些数据可见,城乡医疗卫生条件的差距有多么巨大。“6·26”指示后,文革期间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包括县城),这与1965年之前用于县乡村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

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在卫生经费的使用方面。毛泽东对农村卫生保健的关心也远不止是“6·26”怒而发一次批评。

1968年9月14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这个新事物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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