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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遭清华大学校长劝退内幕

(2014-09-12 17:31:33) 下一个

 

  

 

 

   季羡林与胡乔木相识于清华大学读书期间。1930年夏,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季羡林考取的是外语系,胡乔木考取的是物理系,因其喜欢文科,入学后随即转进了自己少时就钟爱的历史系。后来季羡林与胡乔木两人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投身革命,主管意识形态;一个是矢志学问,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特别在解放后,胡乔木身居高位,季羡林仍是一介书生,然而两人的友谊却保持了终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作风和品格。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政局很不稳定的时期,素以校风民主著称的清华园成了各种角色都可以出场的“大戏台”。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就是这个戏台上比较活跃的一个角色。他当年在清华园,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入学半年后即于1930年底加入了共青团,这是他正式走上红色之路的起点。之后,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各项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还和几个同学在学校里办起了一所工友子弟夜校,动员校内的工友参加学习。胡乔木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鼓动活动,也不怎么刻意隐蔽。早晨,在盥洗室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会发现革命传单,是手抄油印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出自胡乔木之手。有一天夜里,胡乔木摸黑坐到季羡林的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季羡林是真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但是对于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他的主要志趣在于追求知识。所以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他还是没有答应,只同意到胡乔木主办的工友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助胡乔木一臂之力。

  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只读了一年书,就离开了。因为,不久胡乔木的身份暴露了。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他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话:“清华大学好比大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塌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塌。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交出你的组织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胡乔木选择了后者,于1931年8月离开学校,担任了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

  季羡林在清华4年,专心务学,获益良多。他兼收并蓄,学习了英文、德文和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开始笔耕,创作散文,从事翻译,并结识了许多知名学者和教授。毕业后,回到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了一年书,即赴德留学,一去就是10年。此时,胡乔木早已到了延安,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自此,这对清华同窗,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1946年,季羡林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季羡林和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以激动和欣喜的心情迎接新时期的来临。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信的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当年的胡乔木面容清秀,说话慢条斯理,略带苏北口音,一副非常斯文的样子。同时,18年前那个清华园的深夜,胡乔木劝他参加革命被他婉拒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仿佛又看到了胡乔木那在黑暗中闪光的眼睛,仿佛又听到了胡乔木离去时那无奈的叹息,一缕怀旧之情萦绕在心头。而现在的胡乔木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了。

  胡乔木在信中没有一点官架子,而是十分客气地征询季羡林的意见。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季羡林是否愿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

  季羡林当时是北大东语系主任。北大东语系是1946年创办的。北大早就有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想法,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主要是缺少能够讲授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一直没有建系。194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建系的基本条件具备了。于是,经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批准,再加上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推动,东方语言文学系终于诞生了。季羡林刚入北大,正赶上东语系初建,他荣任该系主任。东语系初建时,是北大最小的系,除主任季羡林外,另有教师5位。学生的人数比教师的人数还少,在红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就可以开全系大会了。作为一系之主,季羡林做梦都想着东语系的发展和壮大,再加上在当时的革命高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是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所以,当他从胡乔木的信中看到中央有关北大东语系的打算后,顿时激动不已:这于国于民于己于北大都是一件大好事,正求之不得,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于是,这年暑假之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各一部分,奉令与北大东语系合并,北大东语系得到大大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规模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全北大最大的系。

  北大东语系在季羡林的主持下,教学和科研等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有些成绩还受到毛泽东本人的赞誉。季羡林淡泊名利,一向对“官”敬而远之。他说自己对爱摆官谱的人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同胡乔木几次接触下来,季羡林认定“乔木却决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说胡乔木:“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

  胡乔木确实没有忘掉故人。1951年夏天,我国政府决定派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出国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在拟定代表团名单时,他又想起了季羡林。他觉得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主任、印度语言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是代表团的理想成员,所以,他立即征求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当然非常愿意,因为他研究印度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件憾事。现在天赐良机,可以弥补这一遗憾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成员,随团畅游了印度和缅甸。这是季羡林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他以后曾多次出访,到过30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缅,但这第一次出访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使他毕生难忘。季羡林知道,他能有幸参加这次出访,同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所以,40多年后,回想起这段经历,他深情地说:“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自从恢复联系后,胡乔木始终记挂着季羡林。别人给他送了上好的大米,他要送给季羡林一份,自己在北戴河休养期间买回来的大个儿海螃蟹,也总想着送一筐给季羡林尝鲜。对此,季羡林感激而歉疚,他觉得按照中国的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自己应当回报点东西的,可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为此,季羡林还剖析过自己的心理:“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但胡乔木对此却从不介意,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老友。(摘编自:《人民政协报》2012年3月1日第 10版,作者:葛美菊,原题:《胡乔木和季羡林的同窗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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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匠 回复 悄悄话 清华大学好比大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习近平的假博士是近期最卖座的一出
爱城华侨 回复 悄悄话 文不对题啊
武运长久 回复 悄悄话 清华大学好比大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塌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塌。
politics 回复 悄悄话 作者思想极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什么?
灜客 回复 悄悄话 文人最好不要从政当官,官当得越大,就越往自己的历史抹黑。胡乔木如果后来不出来当大官,像周扬那样,那他的名声不知道要好多少。
周老虎 回复 悄悄话 介于人和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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