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汽车

父亲有过小汽车，抗战一开始我们姐弟还没出世时就捐给前方了。胜利后回到南京用所有的积蓄盖了一个小楼，有车库但只放过一辆三轮车。1958年前后房子交公了，成了无房无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六十岁以前父亲骑车，我上大学以后车归我了。住日坛在三里河那些大屋顶里上班，只记得母亲每天挤汽车，在同一单位的父亲大概不会走着去。文革住牛棚七十岁去干校。后来为了国家的面子搬到三里河，机关又搬到五棵松，乘班车上班。有时单位的大官上班也带一程。文革后父亲外出可以向单位要车，但很少要，外出访友是绝对不要。1992年回国父亲陪我去看他弟我叔时是乘15路汽车到动物园转16路去的，那时他93高龄。记得他就挤在车门口，我在后面抓着门把手挡着。

父亲在老家有过祖传地产，不是共产党，但在抗战前就把祖田分给佃农了。不是资本家，1919年苏州高等工专毕业就离家闯荡打工。没有人脉，靠自己的努力，不到三十工资就二三百。后来政府要勘测铁路出地图又没钱，父亲自愿降薪赴职。工作努力，三十出头就出名了。据去过西柏村的亲友说墙上的那张地图就是父亲编的。没去过，不知地图上的名字是不是给抠掉了。要知地图上排名第二的是头号战犯，民国政府的末位行政院长翁文灏，也是地质界的泰斗。母亲讲解放前夕一位姓严后来显赫的学者曾来找父亲商量留去，父亲是留。父亲的留可能和房子刚盖有关，但以父亲捐车捐钱和分田的性格看留下更可能是期待一个全新的中国。

三十年代三十多岁的靠工资吃饭的可以开自己的车。胜利后乘运输机到南京是父亲接的，记得是辆吉普车，不是父亲的。盖房时期待着自己的车，留了只放过三轮车的车库。后来我从不敢和同学说我家有过车库，那时有车有房可是和地主有地一样的罪过，家里没有了。

中国老百姓开始有车可能是九十年代了。父亲从家到医院最后用了一次公车，母亲去医院是乘弟弟开的盒子一样公司的小面包。才二十年，现在中国私家车已是车满为患，就是车库跟不上。父亲盖房时太超前了，从盖房时的四十多到去世的95都没有把车等来和把房要回。从三十年代的老百姓有车到中国老百姓再次有车花了整整六十年。真不知是像宣传的那样因为中国穷底子薄还是那几十年的政府无能？

 

庸猫，2018年二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