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串子
精英
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
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没有急事不要叫醒闻天。一次在总理处召开党组会，刘英和中组部的帅孟奇商量调李一氓当驻缅甸大使，一些党组成员表示不同意，说他在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人的关系搞不好。周恩来也觉得李一氓有点文化人的吊儿郎当，对他当大使不完全放心。但张闻天认为，那样一位老同志，又是名人，就不能去缅甸当个大使？何况他做了外交工作后作风已有改进。最后总理还是同意了张闻天的意见。还有个令我一直记挂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他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因为他一直管外交，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许多不同看法可以顺手拈来，但他并未提起，此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提过。
张闻天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这是张常说的话）。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私下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认为他不应来外交部一再检讨。至于两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当然也不必隐晦，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总结和规划等；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这最后一点也是张自己在会上挑明并且做了自我批评的。
在我跟他们两人工作中，对他们都很尊重和景仰。但有一次两人发生了冲突，我也被卷了进去。这就是1957年初在外宾接待问题上矛盾暴露和总理当众发脾气的事。说来也话长。
我们好像一直有个内外有别和好做表面文章（难免弄虚作假）的传统，对上边来人检查、外头来人参观、特别是外宾来访，都要做好回答问题的应对准备。打扫沿路和参观单位的卫生，当然更少不了盛宴招待、送礼留念，等等。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套在延安整风后就开始了。1944年接待中外记者代表团和1945年接待政协访问团时就这么干过。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周总理和陈老总又喜欢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对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有一次范长江就当着我的面向张闻天诉苦说，建国初期邀请乌兰诺娃来华演出，她因为不适应北京的气候有点伤风感冒。于是总理把他叫去训了一顿，说：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们当成了路旁草；立即以大姐（指邓颖超）的名义，送一件貂皮大衣给她。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汉就是这样）。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材料写成后，姬批让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修改。他看后不满意，又批叫我修改，定稿后他才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
对这件事，从内容到做法，我都同意，但意识到这是针对总理的，因此多了点心眼，除事后报告张闻天外，还特意保留了姬鹏飞的四个批条。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也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张闻天同我商量补救办法，我也没辙。而且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是个谨慎的人，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11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没指名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通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据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礼宾问题讲得这么啰嗦，因为这是张闻天和我本人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总理，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