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弟
是富哥的弟弟
转载▼1.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投机倒把、个体户，被主流国营经济拒之门外的人，掀起袖子走上个体经济的道路——代表人物傻子瓜子。(这个机遇当时可是冒政治风险的，估计抓住的人不多，这一次机遇转型的人生活最为艰辛，虽然后来大多无果而终，但在那个时代，确是敢为天下先，率先走上了以财富确立幸福的道路)——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么?
2.85年开始到80年代末：乡镇经济，乡镇企业家，依托村或者集体社，利用自身在原有社会团体内(村内)的声望或者职务(村长，支部书记)，集资办起了村里加工厂，其中以苏南模式最为典型——代表人物：华西村。
3.80年代末，你去海南炒房子了吗?经济特区的建设和海南的划省，让无数人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你又全身而退了吗?
4.90左右，你开游戏厅了吗?你第一时间把特区的新鲜事物带回家乡了吗?如果有，那么你想必早可以退休了。
5.90年代初：股票认购证——你当时通宵排队了?你收购了多少?代表人物——德隆唐家兄弟，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来的。
6.90年开始到90年代中期：价格双轨制——你当时有权利么?你有关系么?你有额度么?代表人物——我不想说。
7.90年代中期：期货。尽管很雏形，尽管“很黄很暴利”，但不可否认，当初炒期货，不知聚集了多少豪强，也不知聚集了多少血泪，以致于当时的期货大鳄住酒店，甚至连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住那个房间，不少黑社会顺道生意大发。代表人物，我的老板，硕果仅存的几个经历327事件后的大鳄，第1桶金就是7亿人民币纯利，当时他才29岁。
(以下为我自己添加，另一知名的代表人物中财系魏东。当年我一些朋友还只是怀揣这几百元钱的穷小子，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富豪，又有人从百万富豪一夜间又变成穷光蛋;老家江浙的很多大户虽然没什么学历，可在327中坚定的站在中经开一方，成了最后盛宴的分享者;黑社会老大为了让我一个大哥帮忙炒期货，拍出了100万的现金，找来了十几个没开过苞的小美女当见面礼，十几年过去了，他们再提起那段岁月的时候依然认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8.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的轮回，相同的道路，索罗斯一心以为自己可以把香港打到，他不就是管金生的翻版么? 朱总理一句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无数嗅觉灵敏的江浙炒家蜂拥到香港市场，不到半年时间，恒指从6000点回到10000点，几倍的无风险收益落袋了。
9.90年代后期：国退民进。庞大的国有资本变卖，郎咸平一句“民营资本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道出了当时的实质。俄罗斯休克疗法在一夜间做的事情，我们从97年开始用3年做完，不知道多少个人利用种种渠道，抓住了这样的廉价买卖的机会，为自己奠定了后续发展的产业基础。代表人物——太多了，您知道的肯定不比我少。
10.90年代你开始投资辅助产业了么?当别人出国聪明人开始培训出国，当别人考研聪明人开始培训考研，当性病，未婚先孕越来越多，你想过开设男性医院，女性医院，性病医院么?当家家户户开始普及家电，你想过进入流通领域么?当新的零售模式已经兴起，你想过尝试么?
11.90年代末期：股票以519为开端，大幅度的上涨，你参加了么?
12.90年代末期到2002年：网络时代的到来。你投资个网络公司么?你开设了这样的企业么?你拿着这样的融资计划书找过风投了么?哪怕你是第一家开网吧的，赚个一千万也不是什么难事情啊。
13.90年代末期到2008年。楼市上涨。你买房了么，你投资了几套?炒房团你参加了么?
14.2000年开始到2005年。世贸的加入给外贸出口加工业带来的机遇，你是否在这个行业?你是否做货代?你是做纺织品出口?
15.2003年的非典，你第一时间囤积消毒液了么?你能想象你能想象一瓶消毒液一夜之间价格翻十几倍的疯狂么?
16.2003年到2007年。你有没有参与投资非流通股?想不到随后几年开始全流通了吧?
17.04年到06年，你参与期货市场了么?你知道10万元两年间就可以让一个人财务自由么?还有比单边行情赚钱更简单的么?你只需要不断用浮赢加仓。
18.2004年到2008年。你开矿了么?你是不是矿老板?随便什么矿，后面几年的商品大牛市在等你。
19.2007年。股票大牛市。不要告诉我你没参加，或者你是2008年春天才进股市的。
20.08年，金融危机中你看到机会了么?你还在讨论失业，害怕裁员么?你没有看到期铜的单边走势么?你不知道06年商品期货的大牛市重新回归了么?
21.08年末到现在，温总理的4万亿让你看到机会了么?你参与到了十年难遇的国民财富分配当中来了么 ?
30年间，无数次机遇(或者更多的我不知道，或者有些可能大家以为不算)，多少人的财富起起落落，社会阶层的演进更替一层接着一层。
暂且不论社会道德，暂且不讨论资本原罪——我不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者，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让自己过的好点，让自己的父母家人过的好点，我也知道他们都不是坏人或者冷血的人，这种追求财富的愿望很单纯很朴素很简单——我只是回顾下过去，想看看将来还有什么机会，属于你，属于我，属于不含金钥匙出生的草根大众。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以来，致富爆发的几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暴富时期：个体户爆发期
七十年代末和整个八十年代，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部分人追求的只是考大学，进国家机关、国营企业，而个体户大都是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文化素质较低的人，但他们抢占了机会，成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批富翁。
第二个暴富时期：炒股暴发期
1986--1992年，中国绝迹三十多年的股票重新出现时，几乎所有的股票一上市就疯涨，最先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很多人一夜之间，就莫名奇妙的成了百万甚至千万富翁。92年以后除了少数庄家、大户、其他人就很难赚钱了。
第三个暴富时期：房地产爆发时期
1992-1993年间，全国以海南、广西的一部分地区为中心，刮起了一股房地产热，很多人大搞钱权交易，迅速暴富，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豪！后因国家干预，才凉下来，现在就不是一般人可涉及的了。
第四个暴富时期：捷足先登互联网
这前三次机会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面临的第四次发财致富的大好时期已经到来！那就是互联网创业。
第五个暴富的机会是资本运作。
资本运作就是一种以无生有、以小变大的诀窍和手段。
中国人暴富的几个时段，你把握了吗？
----谁能把握这个机遇，谁才是我们社会的富人
文/汪华斌
今天一个网友问我，中国人的致富途径到底在哪里；又如何能快速成为百万富翁。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统一性，因为任何百万富翁都有其特定的内因与外因。但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确出现过不同时段的暴富，于是把握机遇的人就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下面把我们改革开放后暴富的过程归纳如下，供感兴趣的朋友共同探讨。
一、经商暴富的时期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到处是供不应求；所以经商成为当时暴的唯一途径。正因为如此，所以连我们的政府官员都眼红而要下海。在商海的搏击中，所有坚持的人全部成了富翁；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中第一批富起来的人，而且是没有任何背景都能致富的时期。所以这些富人中有劳改施放人员，有下海的政府官员；当然也有原先就是经商的商业人员。因为当时改革冲击的主要是商业，而自己经商的商业人员自然也就成了富翁。然而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充其量只是当时的万元户而已，远没有后来的百万富翁有钱。
二、倒买倒卖而暴富的时期
由于当时经商能暴富，再加上我们社会的物质实在有限；因此紧跟着的是我们社会倒买倒卖的时期。它有的是倒买倒卖指标，有的是倒买倒卖假冒伪劣；反正无论盗卖什么，这个时期成就了这些人的快速暴富。当然这时暴富的人群很明显，要么是官员的子弟；要么是老红军的后代。而老百姓只有胆大包天或敢倒买倒卖假冒伪劣的人，这时才能与这些人同步暴富。所以这时官商勾结是相当猖獗的时期，也是倒买倒卖最猖狂之时。在这倒买倒卖暴富的时期，我们社会出现了一次十万元以上的收入；所以这个时期的富翁差异很大。有的是上百万，有的也只有万元而已。
三、民营企业暴富的时期
经历倒买倒卖之后，我们的国有企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改制；于是民营企业应运而生。在这个时期，有的实际是一夜之间成为了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有的是原先经商发财而收购国有企业。别看这时是民营企业的起步，但也是民营老板最得意之时。因为全社会的物质匮乏，随便搞什么实业都能发财。看我们几口破缸起家的酒厂，竟然也能产生月销售额上亿的梦想。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却是国有企业的加大改制。结果国有企业下岗人员越来越多，而民营企业的招工达到了最高峰。当然这时的这些老板们资产并不大，几千万的应该是大老板；有很多实际就是几万元的本钱，但的确是民企的暴富时期。
四、外资企业暴富的时期
在民营企业快速发展之时，外资企业全面进入我们社会；由于外资企业有外国人的高薪，结果国人进入外资企业也有高薪。由于国有企业跳槽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国有企业更加萎靡不振。所以这时是我们国有下岗的高峰，也是我们社会到处人满为患的时候。当然这应该是我们社会最先出现高薪的经理人时期，因为月薪万元收入的总经理竟然不在少数。
五、咨询认证暴富的时期
在民营与外资企业膨胀发展的时期，我国认证进入到普及期；这时商检和质量监督系统的人开始了发财之路。看当时一人注册多个公司的比比皆是，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也是比比皆是。虽然当时我也是知名的质量专家，但因为没有社会资源而失去了这个发财的时机。在我们社会多如牛毛的咨询认证过程中，我们的ISO9000彻底失效了。但这并没有唤醒靠咨询认证发财人的良心，结果后来的TS16949同样也是以失效而告终。
六、房地产泡沫而暴富的时期
在我国私营经济腾飞之时，住房改革全面进行了；当时最大的好处是政府赚钱了。正因为如此，在政府主导下的房地产如火如荼；结果在房价快速上涨之时，我国首次出现了靠房地产而发财的亿万富翁。这是我们社会富翁升级的时期，也是我们社会首次出现世界级富翁的阶段；因为以前的富翁都是中国式的富翁，而如今却首次出现了资产能与世界富翁不相上下的中国富翁。这得益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它成了我们社会造就世界之富的道路。
七、在政府补贴下的国企高管暴富的时期
由于政府有钱了，所以政府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了；正因为如此，国企首次出现了泡沫效益。在效益的冲动下，国企的年薪开始与国际接轨了；这是我们社会国企负责人首次出现百万年薪的时期。由于我们社会是收入水平不能降低的社会，所以在随后几年的泡沫效益中；国企负责人竟然出现了千万年薪的世界纪录。然而我们社会相当奇怪，当国企全面飘红之时竟然是民营萎缩之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企高管成了全社会羡慕的对象。
八、在政府扶持下个体或产业项目暴富的时期
当国企全面泡沫效益之时，政府又开始扶持农业与养殖等其它产业；结果一些在城里经商富起来的农民回乡搞养殖或种植，从而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农民百万富翁。因为当时的政府扶持力度相当大，如修建一样万头猪场的固定资产补贴费就是150万；再加上对每头猪的补贴，结果这个时期是这些人快速致富的时期。我有个朋友仅仅投入10万元搞养猪业，结果在政府扶持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三年竟然资产过亿。
九、依托政府主管项目而暴富的时期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们的政府直接投资项目了；看现在我们的政府投资，全部是上百亿以上的项目。这时如果能接到一个项目，就是亿万富翁；因为我们社会现在基本形成了全社会的百分之十回扣概念，所以分包也是这个原则。这就是只要接到任何一个项目，转手就是亿万富翁。
这些暴富阶段有的是一去不复返了，如经商如今就难致富；而有的还依然存在，如国企高管暴富依旧。当然我们也看到，这里面惟独没有知识和勤劳暴富；更没有绝大多数人暴富的时段。所以我们社会今天还是多数人贫穷的社会，同时更是两极分化的社会。这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因为这些暴富时段实际是针对特定对象的具体发财途径；所以我们想发财还没有梦想的舞台。
中国人三十年创富故事
2008年03月03日 14:14:41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这不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哪怕你是亿万富翁富婆。轰轰烈烈或平平凡凡，那是你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关键是你快乐吗？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在30年前遭到过相当的批判。其实，那时候大家哪里谈得上“财”？城里人不过拿点工资，乡下人挣些工分罢了。
除了工资，政府还悄悄地给某地人民一些好处。比如北京，每年过国庆都要供应一点带鱼，但1986年带鱼的调入价涨到每斤3.80元，比前一年高出整整1元。为此市府开了5次会，要么不吃，要么财政补贴。全市吃一次带鱼少说要1000万公斤，加上过去的补贴，这要财政掏2000万元，正好是1座立交桥的造价。
七次暴富浪潮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大家显然不满足一点点地啃立交桥，谁还没点追求呢。从大的方面说，这30年来,中国人的暴富浪潮至少有七八次。
第一次是价格双轨制。在物价转轨过程中，为减少社会震动，自1984年起中国实行了独一无二的物价双轨制：生产同一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之间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不到700元一吨，而市场上能闹到小2000元，只要搞一笔，立马就成百万富翁。于是权力腐败日甚，条子满天飞，文言曰：把体制内资源搬到体制外。类似的还有进出口配额。
第二次是利率差。在通货膨胀明显高于银行利率的年头，用户很少能用真正的银行挂牌利率贷出款来，这样，银行得到的利息与贷款者支付的利息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率差。这中间能生出多少富翁富婆？相似的还有汇率差，炒美元、炒黄金啊。
第三次是房地产，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财时期，古老而又现代，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至今仍未有穷期。
第四次是股市、期市、汇市、邮市，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接下来还有IT、国际化、能源和原材料资源经营、国有垄断行业等等。
在所有的暴富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混合、融合。
吃饭是个现实问题。1977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问一个农家青年，你有什么要求？小伙子说，吃饱肚子。万里问，还有呢？答，把地瓜干换成粮食。于是，万里弄了个文件，很朴素的：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
此举立刻受到攻击。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但会上并没有出现一呼百应的局面，众书记或各持己见，或模棱两可，只有安徽和四川明确表示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很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话说得客气！
雇工是另一个敏感话题。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1983年12月9日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材料。邓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
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1982年9月，中共中央提的是有计划商品经济，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用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登上中共中央正式文件。
在入党问题上，更是在2001年才有了更大的宽度。当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总书记江泽民说：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个体户被定位在拾遗补缺乡镇企业一举占据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深圳，逃港风复起。1979年6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文号召全省人民与之作斗争，对有功人员将给予奖励。1年后的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除去事先设想的4个窗口作用，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也最大可能地缩小了与香港的经济势差，形成一个缓冲带。
一边是有人往外跑，另一边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回到城里找不到活儿，1979年，城镇待业率为5.4%。国家一下子安排不了，当时的口号是广开门路，三扇门(国家、集体、个体)就业。国务院文件里有句大实话：个体户也是劳动者。至此，主动的或被迫的，非国有经济开始大发展。
1952年，中国的个体户有750万人。经过20多年“兴无灭资”的改造，到1978年，个体户只剩下15万人。1981年底，个体户增长到101万人。但是，当时私营和民营企业仍不被承认，个体户也被限制在拾遗补缺的范围，“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慢慢补充着，百万富翁们也开始从倒服装、开饭馆、卖大碗茶的人中生出了。
到1983年，非国有的乡镇企业一举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当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突破2万亿元，占中国工业的二分之一，乡企职工数已达1.02亿人，超过国企。
而在理论上说，1994年初，中国居民财产已超过国有资产。当年居民资产总数已达46000亿元，与之对应，到1993年底，中国国有资产总量为34950亿元。
到2002年6月底，中国百姓越发富了，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达22.83万元。从1984年到2002年户均金融资产增长速度为25.5%。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房产比重最高，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
百富榜门槛一年提升3.5亿
为调查偷漏税情况，1991年5月国家工商局确认中国有百万富翁490人。但这个数字值得怀疑，如果官方有办法查清人们的收入，就有办法查堵偷漏税。到1993年中，据说百万富翁已达百万。
如今大家比较认同的是洋人的调查。2004年10月12日，“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揭晓，35岁的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拥财105亿元，成为2004年的中国内地新首富。
接下来还有盛大网络陈天桥、中信泰富集团荣智健、世茂集团许荣茂、万向集团鲁冠球、天狮集团李金元、网易公司丁磊、香港富华集团陈丽华、合生创展朱孟依、新希望集团刘永好、仲盛集团叶立培等。
1986年，黄光裕跟他20岁的哥哥黄俊钦北上做生意时，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半年后，两兄弟转战北京，在北京珠市口盘下一个100平方米的门面。初时卖服装，后改卖进口电器。国美电器在1990年代后期经历了裂变式的增长壮大，店铺开始遍及各大城市。同时，黄光裕也进入房地产业，鹏润大厦写字楼让他赚到了钱。2001年1月，黄光裕成立鹏泰投资，以前完全不懂资本运作的黄光裕与资本较上了劲，终于在2004年将资本运作玩得炉火纯青。
以黄光裕这等学历，以零售业房地产这等传统生意，黄光裕一鸣惊人，令MBA、EMBA们惭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依旧是发展中的战国时期。
在过去的1年中，网络游戏业的春天让陈天桥踌躇满志。和前辈丁磊不同，陈正在用另外的方法介入IT的最大盈利空间之一，他用5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市值140亿元的公司。
2004年百富榜的门槛从上一年的9亿元提高到12.5亿元，榜上100人的平均财富是25亿元，增长29%。行业仍集中在房地产业，有45位主营房地产业。
年轻的新生代富翁越来越多，前10名富豪中有3人在35岁以下。40岁以下的富豪占到26%。其中最年轻的是2003年继承财富的李兆会，只有23岁。广东依然是产生最多富豪的地方，榜上19个企业总部设在那里，17个企业家是广东人。
工程师兼职被判刑脑体倒挂有了改变
以黄光裕的文化水平，搏得中国首富，确实令大家惭愧。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富能力大大增强了。
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专门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上层的文不是瞎发的。1985年前后就出过这样的事：原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业余兼职被判刑，后平反。时至今日，上层再不会发此类文件了，甚至管科技人员的专门机构都没有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就给自己许多许多物质奖励。
脑体倒挂曾广受诟病。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有人对陶说，他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钱，小女儿初中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
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10年后情况有了改变，1995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股市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家，歌星影星舞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珠海市劳动局2000年制定的该市85个职位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为：管理人员中，总经理年薪为110800元，月薪为9233元，最低的统计人员年薪为7800元，月薪为650元；新毕业人员中，博士年薪为80000元，月薪为6667元，最低的高中及以下人员年薪为5400元，月薪为450元。
据报，1992年走红歌星的出场费是：韦唯6000元，毛阿敏5500元，杭天琪5500元，刘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行4500元，范琳琳3500元，解晓东3000元，蔡国庆3000元。和现在比比吧。
股民康柏华自缢身亡“不托市”成为流行词
中国股市让一些人赚到了钱。它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说服股民国家不能保证赚钱，以及自我约束国企上市圈钱欲望的过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后，1991年7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1992年8月9日，深圳发行1992年度新股5亿股，在百万股民疯狂抢购新股认购表的同时，一些金融证券从业人员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员竟也利令智昏，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营私舞弊。8月10日傍晚，一些人要求见市长并上街游行请愿，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其间多辆警车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动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查实，在300个发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经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与深股暴市同创中国第一的是康柏华，他住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因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缢身亡。
1995年2月23日，沪市国债期货突掀大风暴，一瞬间盈亏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损失数以亿计，这就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被称为“建国以来金融界最大丑闻”。
5月17日，中国暂停期货交易试点。“327”之祸首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辞职，后以受贿29.4万元和挪用公款240万元被判17年徒刑。
熊了3年的股市，终于在1996年4月份牛了起来。在股市里，利率是大消息。中国央行在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降息，尽管严格保密，但股市却异常——降息前燥热，降息当日及其后却大冷——股民漂亮地玩了两回胜利大逃亡。其后股市盘旋上升，央行及证监会连下令箭，连撤地方行长，却降温无效。
终于，中国股市值得记录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2月16日出来了，《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称：“他们众口一辞，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
当日，股价大跌，几乎全部跌到10%跌停底线。一时，“不托市”成为流行。
军警法禁商郑州立起馒头办
经商成为改革开放最热，“十亿人民九亿商”。官员也不甘落后，昨天还是局长，今天就变总经理了。行政衙门作靠山，名流官员挂招牌，供产销运贸无所不搞，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条子遍天下——这等阵势，谁可与敌？
显然，这种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将贻害无穷。1984年7月17日，中国上层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干部与群众合办企业。1985年5月23日发出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层重申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中央三令五申，可见事态严重。
军转民曾是改革的一条经验。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开军队打击走私会议，在会上除重申军队武警不得经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围扩大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此举看似经济行为，实为政治决断。解决原来由军警法系统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及其庞大资产并非易事，更难的是国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粮来弥补原先由军警法公司提供的经费。严格说，军警法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尽管中央上层在自我削权，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舍不得印把子，时常还要挥挥手，威风八面。
郑州人民与全体北方人民一样喜欢馒头，郑州市政府还专门闹起个馒头办公室来为馒头服务。馒头办公室各级政府都有，蒸馒头是要办许可证的，在市里办要交1100元，区里要交1600元。官员们抢着为馒头服务，不幸抢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郑州市场畅销多年的郑荣牌馒头被二七区馒头办罚款，3月6日又被管城区罚款，而这郑荣馒头偏又是在市馒头办挂号的。报复很快来了，3月14日市馒头办在金水区正要查处一家馒头厂，区馒头办便赶来争抢，当街对骂……
还有更强硬的招儿。周余武曾任湖南嘉禾县委书记，在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中强力行政拆迁，拘捕拒拆公民，株连公职人员家属，抗拒新闻舆论，引起众怒。嘉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2004年6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湖南省对嘉禾珠泉商贸城项目中的违法违纪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周余武被免职。
如果全国有一半的县出了周余武，北京会有多少上访者？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绩成本？
另一位官员的反思或许对周余武有点提示，此人是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2004年6月15日，刘方仁案开庭。在庭上，刘说，我现在非常后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
刘所说的“懂法”，显然不应是狭义的精通法条，不是简单地以法条约束自己不贪污不受贿，而是以植于内心的法律意识和宪政精神去执政。为官一任，权倾一时，不仅要知道为官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更应该知道为官为什么要干，什么不能干。今日各级官员，其教育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博士硕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学法律或社会科学的？——前者注重的是技术是操作是执行，后者讲的是为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不与民争利，这是为官起码的禁忌。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
很长时间里，农民是中国的另类。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但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浪也没了，竟把城市淹了，农村包围了城市。
1988年，上海有流动人口140.8万人，广州117万人，北京111.9万人，天津110万人。1991年1月21日，当天抵达广州火车站的旅客达71万多人，这中间许多是外省民工。
真正把城乡差别缩小了的是农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当年就是扛着铁锹进的城。如今你多大的来头弄不到钱，但张宏伟行，1998年3月30日一贷就是3000万，10年期低息，还是美元。
过去农人的悲剧是陈永贵，后来是禹作敏。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个公司的一名职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逼供殴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员去调查，被村民拘禁13个小时。天津市长聂璧初大怒，亲令放人。于是调来武警，远远逼视，一时全国瞩目。事情闹到这份上就不好办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再后死于刑内。
所有的发财都应在法律的底线内。1992年经济热，物价涨，百姓已不会再像1988年那样往家背肥皂扛咸盐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钱保值。一个叫沈太福的人看准了这一眼，他创办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年息24%且随时兑取(当时银行活期储蓄年利率只有1.8%)为诱饵，加上传媒帮忙，仅半年就非法集资人民币10多亿元，波及全国17个城市的10多万人。1994年4月11日，沈太福因贪污300万元和行贿25万元(当时没有非法集资罪)被处决。同案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受贿5.2万余元和贪污2万元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但此后，非法集资却愈发张狂。从大权在握的金融官员到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堂堂公司到民间标会，都奋勇杀入。其前后金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有，1991年10月的韩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额3.6亿元；1994年7月的邓斌无锡新兴公司案，32亿元，后扯出王宝森陈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亿元；1998年李国法河南三星集团案，5.8亿元。
黄鸿年抖擞资本花枪“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
开放，全球化，是中国人发财的一条新路。雷宇是较早的一个标志。他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给许多海南人创造了发财机会，末了丢了官。
1983年，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吃补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洋车就跑出岛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89000多辆，已到货79000多辆，有10000多辆倒出岛外。海南区直属的94个单位，就有88个倒汽车，连学校幼儿园也奋勇当先。此外，海南还进口了大量的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
钱从哪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10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42.1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至案发时尚有21.1亿元未还。
海南出事后，雷宇降级到广东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61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96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黄鸿年是另一个利用开放发财的人。黄是印尼著名华人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之次子，1980年代末，黄脱离家族自立门户，在港以中策公司为基地，伺机进入中国大陆。1992年，机会来了，中策公司开始大量收购国有企业，步骤大致如下：投入资金与国企合资，通过增资上项目等方式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将股权纳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现，实现滚动收购。
比如橡胶轮胎行业。两年间，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和杭州橡胶厂，注资分别是499.8万美元和1524.9万美元，将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发新股，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37亿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资金收购了重庆、大连和银川等地的三个橡胶厂，资产规模大增，这5家企业有3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9大定点厂。黄鸿年最有名的是一揽子收购泉州全部37家国企，组建中侨公司。
与黄鸿年的收购相对应，“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国企为争取优惠政策，热衷于搞合资。据对一些省市3万家合资企业评估，80%的中方企业丧失了90%的应得权益，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
曾昌飚打造平壤一百西班牙烧了中国鞋
黄鸿年要进来，中国人也要出去。在观察了朝鲜7年后，沈阳中旭集团董事长曾昌飚决定到平壤去。
平壤第一百货大楼是目前朝鲜国内最大的百货商场，位于平壤市黄金地段，营业面积3.6万平方米。2004年深秋，曾昌飚率领300名以温州商人为主的供应商，把平壤一百打造成主要以销售温州小商品及中国的轻工产品为主的综合商场。
曾昌飚与朝方签订了10年的承包合同，朝方只征收5%的进口关税和5%的所得税。朝鲜劳动力便宜，营业员月工资只要70元人民币。另外，中国供应商被允许使用持币证，可以将人民币带出境，也可以使用持币证购买易货商品，如换购铜矿石、丝绸等中国市场上的紧俏产品。更大的鼓舞是，朝鲜官方汇率从以前1美元兑换2.15朝元下调到1美元兑换150朝元，这使中国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汇率与朝方结算。
但曾昌飚的浙江老乡陈九松就不大幸运。2004年9月14日下午，在西班牙鞋都埃尔切城中国鞋店附近贴满了煽动游行示威的大标语：“埃尔切市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把埃尔切所有亚洲鞋都赶出去，把运送亚洲鞋子的集装箱全部烧光!”
9月16日下午，埃尔切城的中国鞋铺纷纷提前关门。陈九松也早早关了店面，但他这天刚好有16个货柜的货要进仓库，此时被堵在了路上。一时间，一个个鞋柜被游行的西班牙人践踏、焚烧、哄抢，大火照亮了埃尔切的天空……
西班牙人的愤怒源于中国鞋的廉价。西班牙企业生产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中国人生产同样的旅游鞋仅为3到4欧元，甚至2欧元。西班牙报纸报道，由于中国鞋大量进入，西班牙鞋厂工人失业人数剧增，2002年埃尔切有12个西班牙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个，2004年头7个月猛增到26个，1000多工人失业。
记者宋铁军说，钱要大家赚，上下游都要活，这就是生态圈或价值链。而众多中国出口企业追求的是用最低工资雇佣、用最低价格出卖、满足最低利润，这无疑是对生态圈的滥砍滥伐。
不仅是陈九松，联想也遇到了麻烦。2005年秋，美国国务院决定向联想采购1.6万台电脑，价值1300万美元。2006年5月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FrankWolf提出，“联想是一家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美国国务院应对此笔交易进行调查。”美国人还表示将改变相应的政府采购流程，这对联想的杀伤力极大。虽然联想收购了IBM的一部分，但从IBM继承过来的政府订单将泡汤，联想的海外扩张计划受阻。
中国鞋出口受阻，电脑受阻，但窝在家里也不受用。2004年中国用棉量达到867万吨，占全球棉花消费量的36%，大量棉花进口。中国棉打不过洋棉，不仅输在质量上，更输在价格。2004年国产棉比进口棉每吨贵721元，2005年就更贵了1766元。咱能造便宜的鞋子，种不出便宜的棉花？
据说，这主要是由于进口棉花背后巨大的补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目前占全球的市场份额约42%，2005年美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45%。美棉为什么这么红？因为后面有美元。2004年美国棉花补贴总额达27亿美元，占全球棉花补贴总额的67%。据说，几年间，中国棉农丢了180亿元的收入。
类似的情形还有大豆。
HDI中国排名第106位有车了但到处堵车
经过这30多年的辛勤劳作，大家都觉得自己富裕多了。但就怕认真：拿数字来！以人均GDP来说，中国仍排在世界百名之外。不仅如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核算体系HDI，以此衡量，中国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6位。前面不仅有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等发达国家，香港第25，泰国59，朝鲜75，印尼96，蒙古101——都比咱靠前。
这个HDI不是单单看挣了多少钱，而是把人均预期寿命、扫盲率、社会福利等因素都加入其中。如此就明白了：也许咱有汽车了，但到处堵车、满鼻子的汽油味。如此，生活质量提高了吗？快乐吗？
人们生活得是否幸福，不仅取决于物质是否充足。近年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一方面，收入提高，期望值也在提高，相互产生抵消；另一方面，像环保这样的公共物品，不是哪个个人能够改善的，若由个人选择，几乎人人都选择多赚钱、多消费、多污染，结果谁都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人民的痛苦指数在增长，最后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
相对应，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出现了。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国王提出的，他认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