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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在死刑号的日子

(2014-10-18 16:28:16) 下一个

张郎郎:在死刑号的日子

 

2月,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辞世,儿子张郎郎从普林斯顿大学飞回奔丧。谈论生死,共话往事,原来这个还有些英俊的、喜欢说笑话讲故事的老头儿,曾经是诗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罗克在死刑号的狱友、陈丹青的教员,并与国内地下诗歌运动渊源深切。

 

194311月,张郎郎出生于延安,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在像育才一零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那个饥饿而又狂热的年代,无数少年被压抑住的光芒,他却轻轻巧巧、活活泼泼地如数绽放出来了。

 

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张郎郎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秘书、国务院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

 

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他们享有的书籍、画册、电影等精神资源则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

 

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4年,有关方面发现“X策划到法国去,马上实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时间。1968年,他被隔离审查、毒打,最后坠楼而死。据称死时身体仍绑在椅子上。

 

太阳纵队的命运不比“X诗社强多少。

 

张郎郎因言论罪被抓捕,最后被判了3条罪名: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小道消息里通外国,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

 

就这样,他进了死刑号。

 

后来张郎郎撰文回忆: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说,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奢望。

 

太阳纵队沾边的人,都被批斗、关押、审查。和张郎郎接触较多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结束,张郎郎获得平反,死里逃生。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两年书之后,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后去了美国。

 

他成了一个流浪者。我的心最宁静的时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动旅行,还是被动逃跑。

 

期间,张郎郎曾在深圳驻足。写作的欲望蠢蠢欲动,一气儿写了几篇东西。同时,和日本人合编有关中国商业法律的书。每天,他背着手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两个打字员就疯狂打字记录。上半天,找3个人的饭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梦。

 

在美国时,他曾和两位朋友商量,每人出两万美金,在纽约上州买一个老农场,在那里当专业作家。没事儿就使劲写,写累了就去干农活儿,锻炼身体的功夫,就生产出每日的粮食

 

两位朋友兴奋万般,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么上班,怎么上学?谁陪你们疯啊?

 

不管怎么说,张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块大自然中的、属于我的土地。我将和它血肉相连。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么一块地,你可以从心底自然地、实实在在、时时惦念着它。

 

如今,那么多年波折磨难过后,他还会不时笑出声来。到处有人请他喝酒,健康自在地游历,时不时揶揄荒诞的时光,这是岁月给他的最大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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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

 

太阳纵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个诗歌沙龙。后来,郭路生和另一个朋友郭大勋也加入了。那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他们还是中学生。郭路生很朴实、很谦虚,觉得我们已经算诗人了,很愿意跟我们玩儿,我们就觉得他太小--谁也没想到他以后会变成挺有名的诗人。后来他写了《鱼儿三部曲》,我看了就觉得,哎,这孩子真有点儿灵气。他也特高兴,觉得找到了诗的感觉。

 

太阳纵队还有我的弟弟张寥寥。他跟芒克、北岛他们都是朋友,一块儿写诗,还有鲁双芹。我被抓到监狱后,他们又组了一个沙龙,现在有名的诗人基本都在那里。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们同一拨开始写诗。

 

北岛初期的诗歌,像是格言体,有些愤怒,要讲一些深刻的话语。北岛会写诗,但他是个老实人,特木讷。我们搞活动,一般要有北岛的诗,他是个符号人物嘛,有人会说:郎郎,北岛的诗你来念吧,他念没劲。北岛也没辙。我们是好友,但也不客气,说,这么有名一个诗人,一不会浪漫,二不会幽默,好像惨点儿。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缉令出来以后,我就决定离开北京了。有一阵藏在石油学院附中,郭路生经常到我那儿去。一次他和另一个诗人王东白一块儿来。王东白拿来一个本子,让我给他写首诗带走。我正要逃跑,哪有灵感啊,我说,就给你们写个题目吧,就写了相信未来。后来有一次聚会,郭路生还说那个本子应该给他,因为最后是他把这个题目写成诗的。现在也不知这个本子藏哪儿去了,也许王东白还留着。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后,他们也被抓了,后来精神都有点儿不太健康。

 

我离开北京前,郭路生和一个朋友非要送,约的是在北海见最后一面,喝杯啤酒算是告别。但我没去。满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标语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点儿不太现实。后来郭路生的朋友回忆,他们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没有出现。其实我已经跑了。

 

通缉我的原因一是太阳纵队这个组织,还有一个,是我爱给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多为高干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其成员,被判定为反革命组织,遭到打击。)那些小孩讲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那些小道新闻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小联动到处去散布,江青很愤怒,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查到背后有大学生,说我是联动的思想后台。实际上我只是教他们念诗、唱歌,之前他们接触不到那些。现在,都过去50年了,当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词他们还背得下来。

 

通缉令出来时上面有我的两寸照片。一夜之间,被北京的联动全都划拉下来--就没有照片啦,上头非常愤怒。后来想想,这种古典的情义,现在这个物质社会是不会发生了。《血色浪漫》跟我们那些故事比差远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因为牵扯到很多意识形态。

 

我就和女朋友蒋定粤(抗日名将、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后嫁给万里之子万季飞,生有女儿万宝宝,现定居美国。)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个好地儿,就藏在龙井村,真正产龙井茶叶的地方,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全国那么多村子,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村子里?

 

蒋定粤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她怕父母不放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现在很安全,在什么什么地方。她母亲觉得我们在外边跑不合适,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的,就回信说,你们俩结婚,免得别人说话不好听。我想,没有家里人来参加也不能随便结婚,51号,找一些朋友作为证人订了婚。

 

我们以为通缉我们的就只是联动的敌对派,没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马上被他们拿到,按图索骥,514号就把我们抓了,最后婚也没结成。

 

被抓回来前,全国为这个案子抓了没有1000人也有几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为我逃到国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说的,全都说是我说的,我被抓进去时已经不需要我的供词了。这条说过没有?”“好像没说过……”打!说过说过……”当时讲3条攻击中央首长的就可以判死刑,给我弄了100多条,够枪毙几十次了。

 

他们来审我和老七,清楚地说,那么多反革命谣言,你告诉我们谁告诉你的,你就是传谣者;找不出造谣者,那你就是造谣者。造谣的罪行跟传谣可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会判死刑,觉得要是咬出别人这辈子良心过不去,反正我们是俩学生,顶多判个10年,不约而同咬定是自己编的。

 

马列原教旨主义者遇罗克

 

19686月被关进牢里。

 

关在我旁边那个人是个历史反革命,瘦得很。我刚进去,他就跟我说,你要没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该招就招,因为你受不了刑。我说,好,知道了。结果没两天那人就被打死了,报上去说,这人是自杀。他有了这个经验也没用。

 

那年10月或11月开始和遇罗克关在一个房,到第二年5月,差不多一块儿关了半年。我们是两个阵营里的人,关在一起是有意让我们在争斗中互相揭发,因为我们24小时在对方视线里,比夫妻还亲密。

 

遇罗克身高一米七几,有点罗锅,深度近视,微微谢顶;后脑勺很大,从侧面看,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或一个大冬瓜;长手长腿和大螳螂似的,动作可笑。别人笑他,他也一块儿笑。一看就知道他是很聪明的人。

 

遇罗克笑眯眯走过来:听说你是中央美院的学生?咱们认识一下。我叫遇罗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一走字的遇,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

 

我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他父亲是右派,学习再好他也考不上大学,就感觉这社会不平等。而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美院负责人,没被打成右派过,但文革受冲击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他当年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只要坐过国民党监狱的都是叛徒,反正所有罪名都有了。如果他没出事,我可能也不至于进监狱。

 

熟了之后,遇罗克说,一听我要和他关在同一个房他特高兴:过去在社会上竞争不公平,现在终于平等了,都是犯人。很多干部子弟在外边趾高气扬,他想看看谁厉害。所以一开始他对我不算友好,只是好奇我为什么会被抓进来。

 

他以为我肯定是血统论的支持者。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没同意过血统论。他很意外,问为什么。我说我看过一部德国电影,讲的是二战之前德国排斥犹太人的情况。血统论跟德国法西斯排犹没什么区别,印度用种姓划分人的高低都是错的,现在要以出身来划分,不是倒退了吗?这成了他和我化解敌对情绪的转机,但他还是半信半疑。

 

然后,他就跟我谈人的哲学思想和基本框架。我发现他其实比我马列主义得多,他相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我说,你说的那些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我们都看萨特、存在主义。他根本没听说过,在我解释之后说:这叫什么哲学!这是一帮法国小知识分子的狂热!你根本没有真正读懂过马列。要是想真正了解马列主义,我可以给你补课。他的意思,他是捍卫革命理想的人,马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

 

所以我们没有变成敌人,而是变成了思想辩论的对手。他发现我并不是个以革命贵族子弟自居、被惯坏了的红孩子--他后来和同一阶层的犯人聊不到这层次。

 

当时牢房里很多来自底层的犯人特别崇拜他,觉得他代表他们的利益。我去之前,遇罗克已经给他们办班,普及马列基本原理。我们辩论一紧张,他们以为我们要打架,想收拾我。遇罗克就说,算了算了。

 

牢房有个老干部有一部延安时期出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出版的改了很多。他是个老红军,知道我是延安生的。遇罗克就说:你跟他借,他肯定借给你,他不肯借给我。我就跟老头借,悄悄给遇罗克看。他认真地把两个版本的差别全记下来。

 

在牢里都要学《毛选》。我俩挨着坐,一人一本《毛选》,好像在读,其实在说话。有时其他犯人知道我们要交谈,就把墙角看守看不到的座位换给我们。

 

监狱里的营养是不够的。北京的条件已经比外地好很多,也就是早上两个窝窝头,下午两个窝窝头,偶尔有点盐水煮的菜汤。极度饥饿中,见到任何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东西能不能吃啊?抓到壁虎,大家立刻问:这能吃吗?要是鸟飞进来那肯定要吃掉的,老鼠也一样。但那么饥饿的时候,遇罗克照样聊形而上。

 

他的预审员外号叫丁大个儿。他说:遇罗克是个花岗岩脑瓜儿的狱油子!因为他简直是一个讼棍:了解中共的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所以往往能找出预审员违法、违章的破绽。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背景、性格、脾气,还帮助犯人应付提审,免费当律师。

 

我和他订下合同:每天休息时间,轮流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题目,讲给对方听。我给他讲西洋近现代美术史,抽象派、印象派之类,他全背下来。他给我讲世界电影现状,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说你又不是学电影的,怎么知道那么多?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房从别人那儿换来的。他一直在学,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知识。但我给他讲《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在路上》,他越听越不高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他特别天真,特别爱幻想。有人告诉他,陈毅看了他写的东西,觉得不错。他就给陈毅写了封信,托弟弟妹妹交给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后来他了解了我的案子,说:你的案子很复杂,等我出去了,帮你去找找陈毅。

 

当时我们把可以想到的最重的罪行都加在一起,也没想过对方会被判死刑。客观地说,遇罗克根本不用死,他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经常跟我说,他最喜欢的诗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有种盗火者的心理,觉得像他们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牺牲的勇气。他想做这样一个先例。

 

随时会被枪毙的爱人

 

我们一起呆了半年,1969年夏天,被分到不同监狱。197029日大年初四,又一起到了死刑号。

 

那天晚上,我以极快的速度,在脑子里把一辈子的经历过了一遍。也许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场了,现在不想,以后就没机会了--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死刑号里,每个人都是单间,见不到面,只能通过声音交流。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处在一种强烈的震撼中,竟然用开晚会的方式抵御恐惧。检查的人来了就装睡,走了我们就小声地哼唱。我唱了苏联歌曲《光荣牺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一时之间,一股热血冲到胸前,我不能自已地用意大利文高声唱道:哦,我的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

 

没有人睡觉,因为不久就要长眠了。我们平静地聊着各自的案情,有人忽然说,要是家里人知道咱们最后还开了晚会,乐乐呵呵的,那就好了。于是我们挑了个最有希望活下来的孩子,让他出去后把最后的晚会的情况转告我们的家人。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还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我马上明白了:杀鸡儆猴嘛。

 

那阵,每天除了睡觉时可以短暂地忘怀,醒来一刹那,看到阳光,喜悦了几秒钟,立即明白,我是一个随时要被枪毙的人。

 

睡着也是在做噩梦。黑暗中,被横七竖八的水泥、钢铁碎块夹在缝中,被漫上来的地下水渐渐淹没、窒息,无法逃脱。那种痛苦是非常具体的。

 

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寿(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说,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很多人在垂死挣扎。有人向上面报告说有祖传的秘方要献给国家。写完了交上去,他又报告了,说胃寒的病人才能吃,胃暖的不能吃,就怕弄错了到时候更不行。我们就想,这完全是生死一线的事。有的人当时就疯了,也有可能是装疯,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求生。我当时想,一定不能让人觉得我有多惨,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微笑,优美地走完那一步,保留最后那点尊严。

 

死刑号里有一个女囚叫孙秀珍,长得很美,温柔优雅、毫不张扬。她曾嫁过一个男人。从北京医士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挑花厂当厂医,认识了同是厂医的田树云。田树云展开激烈的追求,立誓娶她。她和丈夫离婚,厂里家里骂声一片,田树云却跟另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文革中,田树云日子不好过,又来找她,说他已经和苏联接上头了,让她帮他定期把信投到苏联使馆的汽车里,以后一起远走高飞。孙秀珍投了19次信,最后两人双双被捕。

 

还在监狱学习班时,我就被她迷住了,开始给她写情书。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在倒土时用图钉把情书钉在装土的箱子下面。

 

她写给我的情书也很热情。我们都知道这种爱没有任何结果。她比我大,还有个孩子--我出来了才知道。她跟同房的李世佺说过,就算我们出去了,郎郎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也不会娶我。

 

但当时我们觉得,至少还有人爱你,是很大的安慰。

 

现在我们已经是死囚了,她给我的感觉是心如止水。

 

她被枪毙的前夕,我们作为同一场批斗的主角,终于有了一次肢体接触--之前我们写了那么多的情书,却没有机会相互触碰--那是在去体育场参加批斗会的车上。我们背靠背坐着,尽量地贴近对方。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惟一的甜蜜。后来我跟北岛他们讲这件事,他们说,这是生命和钢铁机器在作不对等的抗争。

 

孙秀珍,这么美的女性,连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完全是被无谓地牺牲了。像这样傻乎乎的女孩儿,在那个时代死了千千万万,没人为她们说话。最惨的是,李世佺出来以后,去找孙秀珍的父母,说可以申冤。她的父母不同意,说这是个耻辱,我们要永远忘掉。如果我不提,你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孙秀珍。

 

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你牺牲了,当时很多人哭了,完了大家都要过自己的日子,谁还会记得那些死的人?只有他妈妈爸爸才知道。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就被牺牲掉了。

 

我坚信的一点是,要抵抗暴力、抵抗丑恶,而不是比它更厉害,否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得暴力、变得丑恶。

 

你就喜欢那个美的东西,别弄脏自己。你老是要跟它斗争,最后会发现你和它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3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了。

 

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

 

监狱里每年都有一个节目:过年前一天有个宽严大会,枪毙几个,或者提前释放几个。19771231日,正在牢里分糖吃,监狱的人对我说,我可以回家了。

 

我到门房脱下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到了门口,看到一辆吉普车,哥哥和母亲站在那儿。我说,你们已经来很久了?他们说,来了一会儿了。没人哭,也没人说那些伤感的话。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说: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说:没事儿,挺好看的。

 

到了家门口,我爸来开门,说:郎郎回来了。我爸妈很细心,给我收拾了一间屋子,里面是素色的。还买了个砖头式的录音机放在那儿,有两盘俄罗斯民歌的带子。说:你先躺躺,休息休息喝点儿水。就这么到家了。电视剧里应该抱头痛哭,我们家没这事。

 

刚出来的时候不适应的太多了。晚上睡觉,我妈过来看,要给我关灯。我说别关,我10年没关过灯了,突然黑了会不适应,觉得一下陷入深渊。

 

出门根本不会过马路,而且不习惯后边没有人跟着。在监狱里你到哪儿都有警察跟着,觉得他们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突然没了,空荡荡很奇怪。

 

我变得不怎么会说话了。其实在监狱里经常跟别的犯人聊天,只是语速和说话的内容跟外边完全不一样。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饭,他们说那会儿我面色苍白。

 

好在没过多久又没事儿,变回来了。

 

出狱两年之后,1980年,我就离开了中国。原因特别简单:这批案子的几百人到公安局要求销毁审讯记录和档案,就我和老七的他们不肯销毁,说是我们并非判决无罪,而是证据不足。那意思就是这案子还没结。我们当时也想不到中国变化那么迅速,要是过几年又折腾一回呢?就决定,为了安全,合法地飞走。

 

当时很多人出去都是为了安全。出去后大多数人都过得不行,靠各方面的救济,后来允许回来,又大批跑回来。我属于特别能谋生的人,能混入各个大学去教书。一次北岛来普林斯顿,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演讲,他讲的是流浪者的心态。有人说,你到美国了都有饭吃,多好啊。他就说,你不明白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很艰难,活不好。后来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马波)他们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回来?就是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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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一苇如舟 回复 悄悄话 这么厉害。怎么总打错字?
一苇如舟 回复 悄悄话 原来张朗朗这里厉害
满儿 回复 悄悄话 遇罗克这样的人死得太冤了。
jinzhengping 回复 悄悄话 焚书坑儒后的历朝历代都有诛杀民族精英,可是到了文革就非常彻底了。毛和他的党已经把这样的诛杀立成 了制式。这样就无法回头,乃如大江东去一往无返。
mapletea 回复 悄悄话 经典电影的绝好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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