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澄宇：这不是改旗易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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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宇：这不是改旗易帜是什么？

电梯直达楼主
发表于 11-20 18:30:2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按：澄宇同志的这篇文章，根据台湾当局解密的资料，正确的揭示了一个本质和事实，就是特色早已经在本质上改旗易帜了，保留形式上的旗帜，只不过是害怕没有了这个伪装而露出本来的面目而已。可悲的是，那些糊涂的人还在阻止其不要改旗易帜。对于这些人，这篇文章不是一剂清醒剂吗？

这不是改旗易帜是什么？

澄宇

胡锦涛在他的政治报告里，向全党8000多万党员和全国人民宣称他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么，我们这里公布的《蒋经国暗助邓小平改革开放》一文，看看他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还没有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候，偷偷摸摸在干什么？在给改革开放设计一条什么道路？这样的道路是不是改旗易帜？
文章说，1978年到1979年，邓小平就物色财政部长王丙乾的秘书到日本和蒋经国的经济学者刘建仁秘密联系，结果一拍即合。蒋经国和邓小平为什么会这样心心相印？两个人都说他们是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莫非在那个年月他们就有秘密私交，虽然后来各自在对立的国共两党。
刘建仁这个神秘人物在蒋经国的授意下，把有关台湾经济方面的资料整理了6个行李箱，于1980年4月，跑到中国大陆；一到北京，立即与邓会面；接见他的还有邓颖超、王丙乾等中央领导人。这样迅即、这样隆重，使刘建仁受宠若惊。
邓要和刘建仁单独谈话，把一块儿接见的邓颖超也排除在外。邓开门见山说的一句话是：“你我都做过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规矩我们都清楚……”刘当即回答：“出了这个门，我就没见过你。”随即，两人哈哈大笑。这当然是会心的笑。
当刘问：你想听真的还是假的？邓说：“我想听真实的。”他们的真实是什么？自然是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之类的谰言。刘自然要说邓爱听的话：“如果不改革开放，中国只有死路一条。”文章里没有公布邓对刘讲的话，但我们可以想见，邓对这样一位同学蒋经国的密使能不吐真言吗？他的真言自然是贬斥大陆的社会主义是穷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亦即胡锦涛说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经过30多年的对比，人们已经明白，邓小平和他的徒子徒孙们这套攻击诬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天下最无耻的谰言。人们只要看看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再看看邓小平会见卡特的照片，把富有引力的强大污蔑为“封闭”，把低三下四的卖国吹捧为“开放”，颠倒是非能蒙骗人们的双眼么？否！至于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及要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诬蔑为“僵化”，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把按劳分配改变为按资分配以及无限制地诱发人的私心美化为“改革”，那更是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大叛徒的行径。铁的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过毛泽东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给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带来的幸福感，深深埋在他们世代人的心中，岂是叛徒一句“封闭僵化”所能诬蔑掉的。
11月14日这一天，我到医院看病。挂号排队的时候，一位素不相识的病友说，电视台问：你幸福吗？她要问到我，我就说，自打邓小平改革开放那一天起，我就一天也没有幸福过。毛主席给我们工人的福利，都给他们七改八改改掉了，现在连病都看不起。诊室里一位病友说，还开会哩，（指十八大）主席台那帮人哪个不挨骂？净一帮抬桥子，不管老百姓死活。群众的这些发自内心的议论，难道不是冲着你们“改旗易帜”的罪恶吗？
邓在他尚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候，就如此急切地从台湾蒋经国那儿请来高参，为他心目中的改革开放设置蓝图，就说明这个被毛主席定为走资派的内鬼，早就下定决心要走资了。蒋经国给他送来的走资药方，他的爱资病吃了不但很见效，而且他还让这位高参在他主持的一个会上宣讲。第10天，按规定高参要回台湾了，突然，邓的秘书告他，再多呆几天。这位特使吓坏了，以为邓小平要翻脸算他的旧账，不曾想是请他到中共中央党校给省部级官员宣讲。共产党的干部听走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邓小平改革伊始导演的一场闹剧。
邓小平对这样的历史会见，当然是很看重的，但是，做贼心虚，不敢留有文字，只好以几张照片为证，送给特使回去交差。有了台湾国民党蒋经国的支持，有了新加坡李光耀的支持，有了美国总统卡特的支持，有了内外反动派的支持，邓小平改旗易帜的胆子就一天天大起来了。
这份和蒋经国暗自交往的材料，经过台湾方面保密30多年后，“征求国内同意的前提下”，才于今公布出来。这和卡特的保密是多么相像。这些内外反动派深知邓小平改旗易帜的决心，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他们心心相印，全力支持，把毛主席一生创建的世界革命的红色根据地，变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最大附庸国。其罪恶之大，沧海难容！
这份材料最后说：“将来人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旁观者。中国国民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参与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决策。”“蒋经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动作，是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的。”前一句话，揭开了邓、蒋勾结的实质，揭开了改革开放就是改旗易帜，后一句话，则是资产阶级惯用的手法——用民族利益掩盖阶级利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下过这样的断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邓小平和蒋经国在改革开放一开始的勾结，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多么准确，多么富有预见性。
邓小平的继任者一方面同意公布这份材料，企图说明他们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定好了方向；一方面却在十八大装模作样地宣布：“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不是自打嘴巴吗？其实并不奇怪。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就是自相矛盾的制造者。薄熙来事件，他们大叫“路线斗争”，指责薄是“文革余孽”，大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告别的气概。不曾想，全国人民从中受到一次很大的教育。修正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从反面教育群众重新认识毛泽东，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重新认识”，把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保钓游行示威，吓坏了统治者。他们企图用新的决议来压制群众。但是，这样一来，不但会造成新的危机，而且修正主义党因十八大召开而出现的裂痕也难以弥合。于是，离退休的元老们在养尊处优的位置上也饮食不安了，纷纷出笼，做平衡、弥合的工作。本来，彻底否定文革，重评毛泽东，是邓小平的遗嘱，是修正主义集团几代接班人都想完成的任务。新一代交接班人因群众而激怒的行为，是符合邓的遗嘱的。但是元老们毕竟比他们狡猾，他们审时度势，说动了新一代交接班人，在十八大的文件上继续保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并且不触及文革这个地雷。他们用心良苦，只在抬高他们的黑货如“科学发展观”的地方，露一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达到安抚一些人的企盼。
但是，群众的觉悟使他们的新欺骗难以得逞。首先，群众有了历史经验，对这种修正主义换届有了精神准备。当有人散布幻想时，就有人提醒：那个上西柏坡的人如何？其次，听其言观其行是多数人看问题的角度，连在国外的中国人都指责胡的政治报告说，谁要你口头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们要的是行动上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三，有了从路线上看问题的新觉悟。一位女将在看了习近平的就职演说，批判说，习只讲术，不讲道。就是只讲人民，不讲路线。路线不变，把人民讲得再好，也只是欺骗。
魏巍曾感慨地说：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换一届领导，都要乔妆打扮，欺骗一番，革命者就要向人民揭露一番。他老人家要活到现在，看到人民这种觉悟，该有多高兴啊！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看穿了修正主义这一套把戏以后，“粪土当年万户侯”，把我们的眼光移向人民，把自己的希望移向人民，做人民需要的工作，像毛泽东晚年那样，坚定地相信人民总有一天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新一届修正主义领导，新的骗术还会出台的，诸如申报家产。但是，只要人民有了路线觉悟，这些花招都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修正主义前面的路，如一位网友说的：“中国的情况目前还是会继续加速向下，很快就会开始进入另一个状态，一进入只能朝代更替。自下而上相对于自上而下更彻底，虽然死的人更多。”“不知他比崇祯如何，反正历史已经走到这个时候。”（路路边人《历史已经走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这个共识。
蒋经国暗助邓小平改革开放
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参与国家重大决策
中国大陆热火朝天搞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宝岛台湾在热火朝天地搞经济建设。经济成果颇丰的台湾，当时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中国大陆1976年结束文革动荡，又徘徊了两年之后，在百废待兴的经济困境中，再次复出政坛的中共领袖邓小平毅然主导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工程。邓小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使这个饱经风霜的亚洲穷国、大国逐渐变成经济上小康的具有一定综合实力的强国。实践证明了邓小平果断地主导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在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的初期，身在台湾的蒋经国已经知道他这位与自己曾经留苏的同学以及昔日好友在几经政治沉浮之后下决心为中国的未来掌舵，并将中国扭转到正确发展的轨道上。蒋经国对此不仅乐见其成，还在暗中相助。
当时的海峡两岸尚延续国共斗争的惯性，台湾还没有解严，也没有开放党禁和报禁，就连开放老兵回乡探亲也是后几年的事。在那时的封闭和对立的条件下，蒋经国是怎样得知邓小平的心思，以及怎样配合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并在暗中助其一臂之力的呢？曾经在东北领导国民党系统领导地下抗日组织以及指导地下抗日工作的纪刚（赵岳山）先生在保守这个秘密将近30年后，透露了其中一段详情。
在1978年和1979年，正当邓小平再次在中国政坛上复出并主导国家政策的时候已经下决心进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坦途还是沟壑？当时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尚不明朗，邓小平由此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虽然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已定，但怎样打这场经济战役，还需在战术上细细研拟。
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的王炳乾从他派到日本研究经济学的秘书那里得知台湾知名经济学家刘建仁也在日本，并与王炳乾的秘书有同窗之交。
刘建仁年轻的时候在东北是地下抗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其工作范围在黑龙江省，据点在哈尔滨。新中国成立前，刘建仁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撤退台湾并参与了台湾的经济建设，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被李国鼎、严家淦视为不可多得的经济人才。
曾为东北伪满洲国抗日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的刘建仁先生与当时另一位领导人纪刚（本名赵岳山）先生结下生死之交，互称生死兄弟。纪刚先生在东北地下抗日组织的长春及沈阳总部工作，受罗大愚、张宝慈、高士嘉领导。地下抗日工作进入半公开时期之后，地下抗日组织被日满军警破坏得很严重。纪刚先生随即在地下抗日组织中被认定为第四负责人。长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尤其是自己阵营的同生死兄弟，彼此无话不说，但都约定不到时机成熟时绝不对第三人透露谈话内容。
如今，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成果已举世瞩目，邓小平、邓颖超均已去世，刘建仁先生也于3年前病故。2009年9月，已经90高龄的纪刚先生约笔者畅叙，拿出了珍藏近30年的一份资料，嘱附我在征求国内同意的前提下，将这段秘辛整理成文字或留存或公之于世。
1979年，王炳乾的秘书奉中央之命在日本找到了刘建仁，谈起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推行改革开放的设想，还试探着问刘建仁可否秘密去大陆一趟，同时还为他提供来往进出大陆的方便条件。刘建仁虽然是位经济学家，但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还没有结束，尤其是美国已决意与中国大陆建交，同时结束了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使台湾在国际舞台上遭受沉重打击。刘建仁表示个人有这个兴趣，但不便立即做出决定。
随后，刘建仁回到台湾即向蒋经国报告此事。他当时也有两种心理准备，一是蒋经国闻之大怒，彻底否决，二是勉强同意，以不声张也不阻拦的方式默认。没想到的是蒋经国听到这件事，沉思片刻之后，心情复杂地说：“我们的同胞也要吃饭啊！”
刘建仁知道这是蒋经国同意了。不但同意了，还指示刘建仁搜集台湾这些年来搞经济建设的资料，由刘建仁筛选出认为能切实帮助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的资料和数据。刘建仁得此指示后，心情愉快并紧张地进行赴大陆的准备工作，并与王炳乾在日本的代表商定赴大陆的具体行程安排。
刘建仁在动身去大陆之前，特意找到了当时在台湾开儿科诊所的纪刚先生，兴奋地告诉了纪刚有关这次赴大陆之行的历史使命。刘建仁说，蒋经国想在暗中向邓小平提供帮助，有关台湾经济方面的资料就整理了6个行李箱，要刘建仁去大陆时带给邓小平。但这件事不能公布，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5月份，刘建仁回到台湾，除了向蒋经国汇报与邓小平、邓颖超、王炳乾等中共要员见面以及在中共的中央党校开会发言的情形之后，也与纪刚先生详述了整个过程。
刘建仁于1980年4月以经济学家的个人身份秘密抵达中国大陆的北京，并被立即安排与邓小平见面。按刘建仁的想象，进入会客厅后，邓小平见到他，从座椅上站起来打个招呼就已经是不得了的礼遇了，因为当时的邓小平在中国可谓位于九五之尊，是中国未来的实际掌舵人。令他感动的是到了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邓小平与邓颖超两人亲自在玄关迎接刘建仁（见照片1）。在热情的寒暄之后，随即进入正题。邓小平安排与刘建仁单独见面详谈。邓小平的机要秘书为他们拍照留证之后，也走出会议室。这时，在会议室内，只有邓小平和刘建仁（见照片3）。邓小平开言道：你我都做过地下工作。地下工作的规矩我们都清楚……刘建仁接下话茬：出了这个门，我没见过你。 随即，两人哈哈大笑。
刘建仁回忆说，邓小平非常诚恳也非常客气地与他交谈，开诚布公地介绍中国前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当时要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邓小平还简述了他准备推动的经济改革计划。刘建仁问：您是只想听好听的？还是不拒绝听难听的话？邓小平答道：要是听好听的，我们的人民日报可以天天讲我爱听的，那就不需要你来了。“我想听真实的。”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刘建仁说：那我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说了难听的话，您也不要生气。
刘建仁表示，中国大陆前几十年走过的路，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邓先生推动改革开放，以经济为先，确是必须走的路。虽然前景如何不好一一预测，但总体上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一定有危险，但也有生机。邓先生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就是一种一边摸索一边前进的想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预测不到的事。出了事，再说出事的解决办法，但如果不改革开放，中国只有死路一条。
刘建仁向邓小平透露了蒋经国对此的态度，乐见大陆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并表示将台湾这些年的经济建设资料提供给邓小平做参考。这次带来了6个行李箱的资料。如果大陆方面需要更多的资料，可以再由刘建仁回到台湾之后整理出来向大陆提供。刘建仁在与邓小平的单独会谈中还特别提及政治改革的问题。这也是蒋经国的意思。刘建仁说，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先行，但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滞后太久，因为两者既有别，又有关联性。即便两者不能平行地同时改革，也要考虑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和谐性与适应性。
与邓小平单独会谈之后，邓小平又安排邓颖超和时任财政部长的王炳乾一起与刘建仁合影留念（见照片3）。刘建仁又被邀请参加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并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会上发言。在发言中，刘建仁讲了两个主题，一是台湾经济发展成功过程及策略，并建议大陆在经济改革中采行台湾经济建设模式。二是阐述自由市场的经济功能，并建议在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时期后，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刘建仁原计划在北京停留10天。 就在刘建仁准备次日启程离开北京的时候，邓小平的机要秘书来到了刘建仁住的宾馆，请他延长在北京的逗留时间。
刘建仁当时心里没底。心想是不是共产党要算我的老帐？因为国共斗争时期，尤其是三大战役中的东北战役时期，刘建仁若是不混在逃难的人群里，一定会被林彪当成革命对象来处理。多留几天意味着什么？确实没有答案。但这个疑问又不好直接问邓小平的机要秘书。然而，邓小平的机要秘书似乎懂得刘建仁的心思，向他说：多在北京留几天不是他个人能做主的，这是邓先生的意思。
刘建仁问，多留几天做什么呢？邓小平机要秘书答，邓先生希望刘建仁在省级干部会议上再讲一讲同样的内容。
由此，刘建仁在北京期间，除了单独与邓小平密谈之外，还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第一次经济改革会议，并参加了中共中央党校、省级干部的经济改革会议。
在离开北京之前，邓小平的机要秘书送给刘建仁三张照片，并转达邓小平的话。邓小平表示，由于这是一次不公开的安排，文字的东西不必要存留。回到台湾后，蒋经国看到这几张照片，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2009年9月，纪刚先生约谈笔者，叙说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还谈起了他对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人的看法。纪刚先生说，蒋介石没有领袖的肚量，他容不下张学良，更害怕东北有地方武装。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没有放弃三民主义，始终有民族情怀。而蒋经国则比他的父亲做得更好些。尤其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有政治家的气度。国共之争是政权之争，不是国土之争，当然也谈不上民族对立。所以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蒋经国有他的主张和底线。
蒋经国暗助邓小平改革开放，出于民族大义，将来也对历史有个交代。将来人们的写历史的时候，不要以为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旁观者。中国国民党在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是参与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决策。
纪刚先生还说，现在台湾的国民党由马英九领导。马英九非常在意选民的选票，在一些问题上让人看得迈不开步。其实，马英九既然领导着国民党，有理由理直气壮地宣扬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也是三民主义的精髓。蒋经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动作，是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的。
伪共的困境 作者: 无芯
伪共的困境就在于：想无视毛，又怕别人捡起毛，于是无视的路子走不通； 想污蔑毛，坏话说尽脏水全泼，结果发现按其逻辑推理下去毛成了神，还是失败。
于是说自己是继承毛，是实事求是后的与时俱进；可惜毛生前就把话挑的明明白白了，把走资派的画像纤毫毕现的画出来了，人们拿来一对：咦，现在的这些不是“会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的那些人么？于是继承一说也破产了。
毛若没发动文革，现在的伪共就能把毛彻底绑上自己的战车，然后再让其摔下悬崖粉身碎骨。毛就是第二个斯大林，纵然有挽民族陷于危亡之功、开国之业、接手木犁转手原子弹之绩，也不免被大众恨屋及乌：最后结出恶的果实那一定是当初种下恶的种子，苏共最后的特权腐化就是因为从斯大林开始的独裁专制。永远不要期待大多数人有什么唯物辩证和历史辩证的眼光，人们大多是活在现在着眼当下以自我为出发点，并且有种审判情节、归宿情节、一劳永逸情节、大团圆情节。于是制度末期的恶，连功绩彪炳的开创者都要承担，而且还担了最大的一份。因为多数人的逻辑是：你要当初。。。，现在就。。。（王子与公主最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而且将永远幸福，永远永远！）。现在没有。。。都怪你当初没有。。。，你是罪人。什么“不怀念就是没有良心，想回去就是没有头脑”。多冠冕堂皇的话，可惜价值判断上一片混沌，按此标准，历史也好现在也好，都是“善”的（也就是必然的）。如果存在就是必然，必然就是对的，那么我们研究历史又有何意义？我们又如何定义善恶辨别价值？
于是毛做绝了，在其晚年毅然决然的站在了他自己一手缔造的官僚组织系统的对立面，一点念想都不留给那些他认为已经不是革命战友的官僚集团。身后被这些确实不再是革命战友的官老爷们的刀笔喉舌所污蔑，酱油群众一度还跟着对尸体吐口水，转眼间形势大好。
于是自发朴素的热爱毛的群众觉得痛心；理智的热爱毛的小资们为其不能独善其身而扼腕叹息。在论坛上总能看到这个句式：我热爱毛主席，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要是晚年按邓小平的路线发展经济，而不是搞文革搞运动，那么中国肯定比现在发达。这是热爱毛的小资思想的集中体现；当然最后还有那些真的痛恨毛的，肯定对于此欢欣鼓舞，无不带着历史胜利者的优越感的伪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就是你的下场！
若毛真是神，在天上听见这话，我想他一定哈哈大笑：你们呀，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这不，当他们比照苏联来看待现在的中国，发现历史走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却怎么也不能按比照着“捆着斯大林的苏共粉身碎骨”的剧本来演“捆着毛泽东的中共粉身碎骨”了。人民竟然自发的把毛与现在的伪共做了切割。这不是人民突然学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了。而是这种切割毛确确实实做了，不但做了，还被伪共走资派当做罪责毫不掩饰的大力宣扬了30年，弄得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世易时移，晚年的“昏聩”竟然成了（民众审判下的历史） 无罪的证据，还被构陷的人自己广而告之，这如何是好？真真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不过老毛自己不过是站队总站在大多数人的那边而已，这是他认为的正道沧桑，历史评判不过是附带的玩意儿。
但是，毛若不是坚信最大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群众，不是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未来还将是历史评判者与书写者，不是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并信任人民，是不可能如此豁达的看待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如果毛只是口中喊喊人民万岁而心里面坚信人类的未来永远将是精英集团统治，一切的价值由精英统治集团给出判断，一切的历史由精英统治集团书写，那么毛是没有底气也没有动机站在这个集团的对立面的，这种实践需要笃信不疑的价值判断。自我牺牲 ——尤其是在历史中自我牺牲是一种大神勇，因为历史判断中充满了“吃人”。“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字字千钧。
毛在面对几千年“吃人”的历史、面对人类社会组织自诞生伊始就产生分化的精英统治的情况下，还能够完全相信人民，即便人民是由拥有动物性的自私、贪婪、短视的个体的人所组成的。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样的人民终将克服自身的局限，获得自我解放，并创立价值，评判历史，书写历史。毛为这种信任压上自己的生前身后的全部。如此坚定的、自信的、乐观的、利他的、富于牺牲精神理想主义者在人类历史上几可为神成圣。即便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表达相应的敬意也不为过分。当然跟着自己屁股走的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说说“腊肉”也无妨，除了逞一时口快于毛无损分毫，毛自己说“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用封建礼教的葬制规格来套天马行空的毛完全对不上，二维生物又如何知道三维生物的高度是个什么概念。
冷眼看习李新政：中国陷入走不出的现实泥潭 香港苹果日报
曾有人说过，当中国问题专家是最容易的事，因为你不需要作任何研究，无须掌握新课题新信息，中国政治五十年不变，永远拿着内部权争、老人政治、垂帘听政这几道板斧去分析就行了。但每次中共有甚么循例的大动作，社会就会出现一些盲目乐观的分析，比如胡温上台时有人讲胡温新政，十八大又讲习李新政，谈胡锦涛裸退的意义，习近平讲话强调了多少「人民」，他父亲习仲勋又是改革派，习家与胡耀邦、赵紫阳的关系，这些都成为对他的改革的一厢情愿的期望。
但任何对新政的期待都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1，权贵经济的发展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2，官员贪腐成风；3，官员敛财和官商勾结形成了富豪特权阶层；4，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各地群体性抗争越趋严重；5，大量的官员和富豪把家属和财产移往国外。在这些基本现实因素的主导下，改革有机会吗？
今年6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全球财富报告》。报告称中国百万美元富豪家庭数量超过140万户，世界排名第3。家庭财产逾1亿美元的超级富豪有648个，比去年多了110户，增长了20%，排名全球第5。《福布斯》杂志评论称，「2009年中国在超级富豪人数榜上还是第13位，没有一个国家实现过这样的跳跃。」
至于财富的集中度，据2009年《人民政协报》报道，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
过去十多年，财富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高度集中的。1，国有资产在改制中被少数人瓜分成为私家财产。2，官商勾结，少数人利用公共资源和公权力中饱私囊。一些下海经商的官员，利用人脉关系，与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如能源、矿山资源，以及商贸、金融、通讯领域，都有官员或明或暗入股分红。这种官商合作，在股市、房地产中内外勾结、疯狂敛财。3，许多中小企业靠贿赂工商税务官员偷税漏税而盈利，而工商税务官员也常常对企业狮子大开口，然后又以减免税收，接受贿赂从中获利。
另有报道称，在财富一亿元以上的超级富豪中，有91%是高干子女。
中国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指中国基尼系数2004年已接近0.5，成为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国家之一。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一旦超过0.4，表明国民财富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群体。中国基尼系数从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接近0.5，近年相信继续上升以致中国国家统计局再不公布基尼系数。
习近平在当选为总书记的讲话中，重提要走「共同富裕」道路，有人认为他会纠正邓小平「少数人富起来」和江泽民让资本家入党的政策。但在官员贪腐成风的现实中，受各级掌权者的利益牵扯，习近平纵有心，但能作怎样的改革呢？反贪腐？公开官员财产？「共同富裕」？算了吧。
中国已陷入泥潭之中。各级官员对这个国家也无信心，90%的官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大陆的许多官员都是「裸官」。高官和富豪近年也急速向国外转移财产，据英国一份统计，中国富豪转移至海外的资产高达1.189万亿美元，在全球向外转移的隐形财富中占5%，在所有新兴国家中位居榜首。如此大面积的国家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一面在大陆搜刮，一面谋退路，确是世间仅见。
对中国局势，笔者认为最宏观又到肉的评论，是艾未未一位推特粉丝，对他提出「中国的未来如何？」的回答：「在中共国还在的时候，中国的未来就像且战且跌的股市K线图。她每一次救市回升，都将消耗巨大的社会资源，但管理者的获利从未停止。最终资源耗尽，所有的价值观崩塌，连美好的词汇都将消耗殆尽。人们残留的动物性是可以就地复活的唯一希望。我们努力寻找个体间的信任吧。」
记住，这是「中共国」；十八大的人事更替，是消耗巨大社会资源的「救市回升」；执政者（管理者）的获利从未停止：最终是所有美好的东西消耗殆尽；希望只在个体间寻找信任，对掌政者的信任是不用找了。
大陆各地的群体抗争，从十年前的每年八千多起，发展到去年的16万起。丢掉幻想，准备抗争，是大陆的动向。香港的动向是：丢掉幻想，准备自保。（李怡）
亚洲周刊：温家宝事件后北京高层人人自危 作者：呙中校
攻击温家宝的目的不仅要为薄熙来开脱，而且要抹黑党内改革派，为十八大后中共准备进行改革添加障碍，甚至影响改革方向。
十八大在即﹑处理薄熙来案件的关键时刻，《纽约时报》报道指称温家宝家族拥有二十七亿美元隐形资产，北京高层人人自危。北京高层有人认为拥薄势力在背后操弄，高调支持温家宝，立刻加速对薄熙来的严厉处理，并对其採取强制措施。挺薄左派认为温家宝事件“大快人心”，要求中央立即查处温家宝；也有自由派认为薄熙来支持者想混水摸鱼。
蟠桃盛宴还没开始，有人就要掀桌子？中共十八大前《纽约时报》关於总理温家宝家族二十七亿美元“隐形财富”的报道，不但在民间炸开了花，也激起北京高层强烈反弹。挺薄的左派人士弹冠相庆，称“大快人心”，要求中央立即调查温家宝；海外一些中文媒体则质疑报道，甚至力挺温家宝。尽管温家宝儿子温云松通过律师发表声明，但温家宝改革者的开明形象已受到损害。为此，不少学者呼籲，中共应尽快制定阳光法案，公开官员财产，让一切在阳光下运行。
亚洲周刊获悉，不仅仅是温家宝对《纽约时报》的报道震怒，中共高层大多数人都认为该报道极具挑衅性，因为其他领导人也受到威胁，现在北京高层人人自危。北京高层支持温家宝出声为自己辩护，并加速推进薄熙来案的处理，惩戒国内蠢蠢欲动的极左势力。
更重要的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处理薄熙来事件的关键时刻《纽约时报》抛出这个报道，被认为有影响中共政治的企图，更有一种声音认为是薄熙来的支持者想混水摸鱼。
哈佛法律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黄贤认为，这次《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已经不是新鲜东西，对温影响不大，而且也不会对十八大人事有什么影响，一是在这次人事换届中温家宝也没有特别的人要硬塞进去，另外北京对国外的“干预”向来是非常排斥的。所以，这次曝光除了有损温家宝的历史名声外，对温家宝及其家族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
中共高官家属经商已是普遍现象。据悉，一些外媒很早就开始对中国领导人的家族财产进行调查，然后选择时机公开。在《纽约时报》曝光温家宝家族“隐形财富”之前，今年六月彭博社就曝光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所谓“家族财产”。更早之前，二零一零年英国《金融时报》刊发《生而为钱的太子党》，二零一一年《华尔街日报》关於中国太子党与私募基金的报道等，都已经对中国权贵阶层的工作和生活做过具体的描绘。这次《纽约时报》针对温家宝家族财产的报道，正处於中国内政外交非常时刻，因而激发强烈反响，其他外媒在深入调查之后也将推出报道，彰显自己在中国政治报道上的影响力。
下一个被曝光的中国领导人会是谁呢？因此，中国高层很多人有危机感，虽然这些报道可能不会在政治上造成多大损害，但是他们还是会在意自己的历史名声。因此，《纽约时报》“挑衅”的不是温家宝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共决策高层。
面对“挑衅”，北京高层的回应非常激烈，可谓恼羞成怒——外交部发言人严斥有关报道是“抹黑中国”和“别有用心”，《人民日报》批《纽约时报》有“抄袭”、“造假”前科。
说的太对了！
不走“封闭”的老路，就是不回归纯洁打算继续卖；不走“邪路”是因为目前威信降到最低，不敢立马放开选举，必须暂时利用这块幌子缓一口气，等缓过来气后，摘牌子，不是轻易而举吗？
这招真奸！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中共最后一次全国性的大会了，这一点毫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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