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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5月13日 10:31 新浪读书
毛泽东与邓小平何时开始出现了矛盾(图)
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5月13日 10:31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难忘这八年》
作者：程中原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书简介：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党与共和国的历史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转折”无疑是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连载内容]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1975年整顿的挫折，发生在整顿进入科技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开始改变他对整顿支持的态度，他与邓小平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很快尖锐起来。
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情况，谈话中对邓小平主持下的这一段工作颇多否定，并提到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9月28日，恰好是这次谈话后第二天，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满意，并特别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曾经讲过。[1]而恰恰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整顿科学、教育的方针有所不满之时，10月15日左右，邓小平又把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转到毛泽东的案头。[2]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教育的整顿。不想结果适得其反。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并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3]就在毛泽东形成这些看法的时候，毛远新在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于11月2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大谈当前形势，攻击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说现在有一股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形势逆转，一场“批邓、反右击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不过，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这时虽然随之下降，但毛泽东也没有再重用他们。毛泽东对江青依然有批评，也没有让王洪文再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出面主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担任代总理的也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有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此，矛盾不可调和。
其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4]据此，“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5]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他在主持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突出地抓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上去。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进行的种种努力。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后来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6]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
毛泽东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和公，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或容许存在的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四人帮”则把它推到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域把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邓小平则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7]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也不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没有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存在或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没有把一些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8]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1] 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意见，邓小平于1975年10月14日转告胡乔木。据胡乔木当天的日记。
[2] 刘冰等人的信写于10月7日。10月13日晚由教育部负责人李琦交给胡乔木。胡乔木当晚即交给了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
[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21页。
[4]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
[5] 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人民日报》1976年2月29日。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141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页。
[8] 借用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信中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编辑：xiaoting)
文章摘自 《难忘这八年》 作者：程中原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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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何时开始出现了矛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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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中原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书简介：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党与共和国的历史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转折”无疑是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连载内容]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1975年整顿的挫折，发生在整顿进入科技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开始改变他对整顿支持的态度，他与邓小平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很快尖锐起来。
9月27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辽宁情况，谈话中对邓小平主持下的这一段工作颇多否定，并提到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高度。9月28日，恰好是这次谈话后第二天，邓小平把经过修改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满意，并特别指出，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曾经讲过。[1]而恰恰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整顿科学、教育的方针有所不满之时，10月15日左右，邓小平又把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转到毛泽东的案头。[2]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教育的整顿。不想结果适得其反。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而且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并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3]就在毛泽东形成这些看法的时候，毛远新在新疆参加庆祝活动后回到北京，于11月2日上午到毛泽东处大谈当前形势，攻击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说现在有一股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形势逆转，一场“批邓、反右击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不过，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同“四人帮”的矛盾这时虽然随之下降，但毛泽东也没有再重用他们。毛泽东对江青依然有批评，也没有让王洪文再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出面主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担任代总理的也不是张春桥，而是华国锋。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政治路线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有矛盾和分歧。
其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确实是在总体保持“文化大革命”外壳的情况下，从工交、文艺、科技、军队等方面，局部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到11月中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时，毛泽东还希望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但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推辞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由此，矛盾不可调和。
其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4]据此，“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5]其实，邓小平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他在主持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突出地抓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和破坏活动，促使安定团结的实现和把生产搞上去。他甚至对本应允许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一些表现，也进行了批评。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经济建设，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进行的种种努力。问题的焦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否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了“八大”的路线，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后来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6]
其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
毛泽东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纯和公，而不大注重社会主义的富，忽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或容许存在的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不是致力于促进其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是强调进行限制。对按劳分配也不是促使其充分实现并臻于完善，而是着眼于限制。“四人帮”则把它推到极端，在上层建筑领域鼓吹“全面专政”论，在经济领域把商品经济、按劳分配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反对，把发展生产力视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邓小平则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7]后来，他更进一步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搞平均主义也不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没有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或社会主义社会容许存在或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或限制；也没有把一些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做到的东西，当作现实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的来要求。
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一九七五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8]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
[1] 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意见，邓小平于1975年10月14日转告胡乔木。据胡乔木当天的日记。
[2] 刘冰等人的信写于10月7日。10月13日晚由教育部负责人李琦交给胡乔木。胡乔木当晚即交给了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
[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21页。
[4]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
[5] 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人民日报》1976年2月29日。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141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页。
[8] 借用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斐·拉萨尔信中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编辑：xia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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