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坛太抖的博客
没啥说的...
象郑耀先这样潜伏在国民党中的地下党为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多人也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革命胜利后中央的对地下党却是极不信任。就象老大姐对郑耀先一样，对他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怀疑和警戒心。很多人被归入“历史遗留问题”而终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郑耀先就是这样一直悬在那里。那怕他不惜把自己打成右派，共产党也没有给这些人一个明确的答复。一直都说建国后中央对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党有个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就说明了党中央对这些人极度不信任和卸磨杀驴的态度。只有个别人除外，牺牲的除外，活着的都归于不再被信任的阶级异己分子行列。几乎所有人在历届运动中都被揪出来批斗，打成右派反党反革命份子。也有不少人死在了自己党组织的枪口下。
也难怪，中央觉得既然革命胜利，这些人的身份也暴露了，失去了本来应有的价值。而且，当时他们能打入敌人心脏，也难免不会被策反，回来再打入新政权的心脏，为“蒋家王朝”卖命提供情报。
从胜利后和建国后领导干部的提拔上看，只有从红色根据地和解放区来的干部才能得到中央的信任和提拔。地下党基本都被边缘化和降级使用了。韩冰这个结果估计是剧情的需要，按理讲她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革命，仅仅被敌人抓住过一次就彻底失去了组织上的信任。估计柳云龙也是在映射中央对那些曾经被敌人俘虏过干部也同样再不信任。对战俘的不信任属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特别是共产党军队。一旦被俘活着回来还不如死了更好。后来抗美援朝那些被俘的部队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宁死不屈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坚定信仰，这种信仰里没有人性存在的空间。每个党员都是组织上的一个螺丝钉，生死自己没有决定权，只有党组织说了算。
可这样对地下党的的处理后来让很多人失去了对组织上的信任，彻底伤害了他们曾经有过，对党坚定不移的信仰。 《风筝》对后来人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傻乎乎地为了某种虚无的信仰，去给别人当什么卧底特工替死鬼。忽悠别人去可以，但千万别让人家把自己忽悠去。为信仰而献身这种高大上的忽悠，还是留给那些忽悠别人的人吧。
中共对地下党16字方针曝光
据新华社原副总编辑穆广仁披露，大陆政权即将易手之际，中共曾对在南京的地下党员采取“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受当时客观条件影响，原件很难见诸于世。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以前，人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的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是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但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有一位作家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这位作家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这位作家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这位作家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党员，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