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寻常的忠诚——两名中情局间谍在中国的二十年(ZT)

（溪边愚人注：因为这个转文已经丢失了用于参考的公开资料的信息，我就把原文中的脚注去掉了。

记得曾在什么地方读过美国军方给士兵的被俘训练，告诉士兵主动交代敌方已经知道的信息以博取对方的好感和信任。对真正的秘密，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这样战友或指挥官就有时间采取应对措施。记得还有一个时间界限，不记得是24小时还是48小时了，反正是说，过了这个时间界限，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不必再煎熬自己，只要能让自己少受罪，都招了吧！更重要的是，军方和政府都不会以招不招供或是什么时候招供来做道德评判，所有的人都是英雄！我当时很为政策的人性化感动，也为其实用性感慨。我的想象，当你有一个时间界限时，也许更容易坚持。）

 

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特工唐尼和费克图，第一次到中国执行任务即被击落，从此开始了20年漫长的服刑历程。这份由中情局历史专家根据大量内部资料所写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这两名间谍的故事。（本文译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

 

中央情报局解密报告：两名间谍在中国的20年

译者：异议 原文作者：Nicholas Dujmovic

非同寻常的忠诚——两名中情局间谍在中国的二十年

 

“唐尼和费克图第一次执行任务即被击落，从此在中国监狱里度过了20年。”

  本文参考了大量中情局内部仍未解密的有关行动文件和其他记录。这两名中情局官员的真实故事本身非常引人注目，但在许多公开记述中有所误报。因此尽管能够公开引证的资料非常有限，我还是力争在这里做到尽量详实。在有公开资料可以佐证的地方，我都用脚注的方式表明了出处。

 

    中央情报局人员约翰·T·唐尼（John T. Downey）和理查德·G·费克图（Richard G. Fecteau）在中国被捕、被监禁，并被最终释放的经过，是一段在今天已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这两名年轻人在1952年首次执行任务时，便在红色中国的境内被击落。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且经常是被单独囚禁。但是美国政府在正式场合却一直否认他们是中情局人员。费克图于1971年被释放，唐尼则在1973年被释放。他们返回故乡时，美国已经和他们离开时完全不同。不过他们俩人都调整得非常好，至今仍过着充实的生活。

    虽然30年前，唐尼和费克图被中情局大家庭作为英雄欢迎回来，并且他们的故事已经在公开的文献上被报道过（通常这些报道都是寥寥几句，而且叙述有误），但中情局内部对这两位勇士的记忆从整体上已变得有些陌生[1]。当中情局的历史学者们在内部讲座和培训课上讲起他俩的经历时，遇到的反应通常是惊讶和怀疑。由此可见，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对如今的中情局人员来说已经相当陌生。

    这个故事在美国情报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它展示了行动的风险性（以及行动失误造成的恶果），也展示了忍受磨难所需要的性格品质。而且它还表明，不断重复为掩盖过去事件而捏造出的故事，有可能对声誉造成损害。最重要的是，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的传奇故事彰显了非凡的忠诚。这种忠诚不仅体现在这两名被剥夺了自由的人身上，而且还体现在中情局始终未放弃营救他们这一点上。虽然是由于行动部门的误判，使得这两人在中国监狱里度过了他们成人后的很大一部分时光，但中情局在此后对这两人的照顾，至少部分地补偿了它对此应负的责任。

 

行动背景

    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是中情局内年轻的准军事人员：唐尼出生在康涅狄格州，1951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情报局。费克图比唐尼晚了几个月，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在马萨诸塞州加入中情局。这两人在大学里都是橄榄球运动员，性格外向，幽默感极强。他们是在海外执行第一项任务时被击落的。

    到1952年年底，朝鲜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在有关唐尼和费克图的报道中，经常将这场战争说成是他们那次任务背后的原因。虽然这种说法大致也算正确，但他们那次的飞行任务，其实是早在1949年红色政权夺取中国后，美国所做出的反应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美国政府的政策，中情局采取措施，试图利用经其训练过的中国特工，与大陆上某些心怀不满的将军们联手，在中国发展起“第三势力”。这第三势力虽然反共，但与国民党无关，因为在大陆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已被认为是名声扫地了。

    在新中国入朝参战后，这个“第三势力”的项目得到了新的重视。在当时，该项目旨在通过煽动中国国内的反政府游击战，分散大陆对朝鲜战争所投入的资源。其手段一般是借助中国籍特工组成的小分队，通过空投进入中国，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收集情报，还可能会搞些破坏和心理战，并通过无线电台向总部报告。这种行动模式基于战略情报局（OS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的经验。它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沦陷区人民愿意配合行动。而事实证明，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普遍。

    在唐尼和费克图参与“第三势力”项目的时候，它所取得的成果寥寥无几，但又命运多舛。由于资源有限，在中情局亚洲基地对中国特工进行训练的行动被推迟，第一批“第三势力”的小分队直到1952年4月才被空投进中国。这支由四人组成的小分队空降到中国南部，从此杳无音信。

    第二支“第三势力”小分队由五名中国人组成，于1952年七月中旬被空投进东北的吉林地区。由于唐尼亲自训练了这些特工，因此他们对他很熟悉。这支小分队很快与位于中国境外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单位建立起无线电联系，并且在8月和10月接受了空投的补给。第六名队员在9月被空投进中国，作为小分队和中情局上级指挥单位之间的通信员。11月初小分队报告说，他们与当地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并表示已得到了所需的行动文件，比如官方的证件等。他们要求将通信员用飞机接运出境。他接受过被飞机接走的训练，但中央情报局尚未在实际行动中使用过这种方法。

    当时，空中接人的做法是飞机做低空飞行，然后用钩子勾住横挂在两根柱子之间的一条线。那条线连到固定住特工的安全带上。一旦他被带到空中，飞机上的绞盘就会把他收进机舱。无论是飞机的飞行员（由中央情报局下属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AT）提供），还是两名操纵绞盘的人，都需要针对这种技术进行专门的培训。飞行员诺曼·施瓦茨（Norman Schwartz）和罗伯特·斯诺迪（Robert Snoddy）曾在1952年秋天接受过空中接人技术培训，并愿意执行这项任务。11月20日，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单位通过无线电回复小分队：将于11月29日“约24时进行空中接人”

    但谁来操纵绞盘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初打算使用中国籍的人员，但唐尼所在单位的领导认为时间太短，来不及充分培训他们。取而代之的是两名接受过此项培训的CAT人员。但那位领导在行动开始4天前决定弃用这两人，因为他们没有参予秘密行动的足够资格。结果唐尼（他加入这个单位已大约1年）和费克图（他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刚刚加入）被命令来填补这个空缺。在11月24日开始的那一周时间里，他们匆匆进行了有关的训练。

    11月29日晚，唐尼和费克图登上了由施瓦茨和斯诺迪驾驶的褐绿色C47飞机，从朝鲜半岛的某个机场起飞，前往约400英里外位于中共东北境内的接头地点。这段不到三个小时的航程一路平安无事。天上挂着将近满月的月亮，能见度良好。飞行中费克图打开了一个救生包，发现其中的.32口径手枪没有任何子弹。于是一路上他们就一直在拿这事开着玩笑。

 

任务出现意外

    这架C47飞机，连同来自CAT的飞行员和来自中情局的机组人员，其实正在飞进一个陷阱。他们并不知道，那支小分队要已被中共的安全部队抓获，并已被策反。要求空中接人只不过是一个诡计，所谓的文件和与当地反对派领导人的联络都是诱饵。小分队的队员们几乎肯定已向中国当局做了坦白，交代出他们所知道的关于这次行动及中情局有关人员和设施的一切内容。从伏击的方式判断，很显然中共十分清楚当C47飞机抵达接人地点时，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飞机在午夜前后到达指定区域，看到地面上出现了正确的识别信号。唐尼和费克图推出了给小分队的给养和物资，包括食品和空中接人所需的设备。然后，施瓦茨和斯诺迪驾驶飞机离开那里，让小分队有时间架设起接人用的柱子和绳索。约45分钟后，飞机折返回来，看到了一切就绪的信号。C47先在接人地点预演了一次，这既有助于飞行员进行定位，同时也提醒那名被接的人员，下一次就轮到他了。副驾驶斯诺迪来到飞机的后部很快看了一下，以确保唐尼和费克图准备好了。在月光映照下，可以看到地面上有四，五个人。有一名男子身上系好了安全带，面对着飞机飞来的方向。

    当C47以接近失速的大约60节的速度做超低空飞行来接人时，雪原上覆盖住两门高射炮的白色伪装布被掀了起来。就在飞机本应该接到人的那一刻，高射炮开火了。这两门炮横在飞行线路上，组成了凶猛的交叉火力。此时，从树林里冲出一群人来。不知是条件反射还是有意如此，飞行员拉起了飞机的机头，避免了当场坠毁。但是，发动机已经失灵，飞机滑行了一段距离，坠毁到树丛中。机身断为两截，机头朝天。

    在此之前，为了防止操纵绞盘时摔出飞机，唐尼和费克图已系好安全带固定在飞机上了。飞机坠落时，他俩沿着机舱地板滚了起来，身上厚重的冬衣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费克图的安全带断了，使他撞到了驾驶舱和机舱之间的隔板上。他后来说，这一下给他头上撞起一个大包，大到“你都可以把大衣挂到它上面了。”

    除了受到些擦伤和震荡，唐尼和费克图非常幸运地没受其它伤。中国人显然是瞄准驾驶舱开的火，炮火穿透了飞机前部的地板，但没有打到唐尼和费克图所在的位置。只有一颗子弹擦着唐尼的脸颊飞过。与此同时，曳光弹把燃料点着了。这两人都试图去查看驾驶舱里的飞行员。他们没有回答唐尼的呼叫。他们所在的那部份飞机烧起了大火。这两人不得不撤开。不管是由于炮火还是撞击或大火，总之两名飞行员当场死亡。费克图后来回忆起与唐尼一起站在飞机旁边的情形：当时两人都非常震惊，但神智很清醒。他们互相告诉对方：这回他们“麻烦大了”。中国的安全部队“连呼带叫”地冲了过来，他们俩人放弃了抵抗，束手就擒。

 

评估外勤部门的责任

    多年以来，中情局内部出现了各种说法，解释唐尼和费克图为何会参予这项夭折的行动。派两名熟悉任务、地点、人员的中情局人员参加这项有可能被中共俘虏的行动，这有些让人难以置信。流传最久的一种说法是，这两个人肯定是打算去兜兜风，因为他们的参与在有些人看来，属于违反规定的行为。事实上，记录表明他们是接到命令参加此次飞行的，并且为此专门接受了培训。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唐尼和费克图的上级、即他们在中情局的单位领导判断失误：他避免了一个战术问题（机组人员缺乏安全资格），却制造出一个战略弱点。——在事后看来的确如此。无论如何，在飞机出事之后有关规定被进行了修改，不再容许中央情报局人员飞入中国大陆领空。

    一名外勤部门的前高级官员曾宣称，该部门除了在安排唐尼和费克图参加这次致命任务的方面有所失误之外，还有可能事先忽视了小分队已经被共产党策反的征兆。在1952年，此人（当时还是年轻人）曾和唐尼与费克图在同一个单位供职。据他表示，在11月那次飞行之前的夏季，通过分析小分队传回的两条消息，他认为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该小分队已经变节。他向单位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担心，但领导反驳说他缺乏进一步的证据。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被调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部门。在唐尼和费克图的飞机没能返回之后，那名单位领导把这位军官召回，并告诉他不要谈论此事。他遵令而行，但后来十分后悔。

    没有记录显示，中情局曾对派遣唐尼和费克图上飞机这个决定进行过调查。很显然，也没有人因此得到过纪律处分。这可能是因为它仅仅是战争时期在外勤地的一个决定而已。此外，8月和10月对小分队的成功补给，也可以说明他们并未被策反。多年以后，唐尼向听取他汇报的人员表示，他对派遣他参加此项任务的人并没有心存怨怼：“我能理解他。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变成了一件非常倒霉的事情。”

 

没有前途的人    

    中国的安全部队很粗暴地将唐尼和费克图绑了起来。他们被带到附近一个村庄的建筑物里，可能是靠近接头地点的安图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小分队已经变节了：唐尼看到那名他们本该接走的通信员，在房间的另一侧看着他，并对一名穿着皮夹克、挎着手枪的中国军官点着头。那人用英语对唐尼说：“你是杰克。”费克图则记得有人对他说：“你的前途一片漆黑。”那人记下他们的名字。费克图给出了自己的全名：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一旦中国人以他和唐尼的名义发出虚假的信息，这可以给潜在的救援人员发出警告。随后，这两名中情局人员被十几名武装警卫坐卡车和火车押送到奉天（沈阳）监狱。沈阳是将近300英里以外的东北最大城市。在那里，他们被戴上沉重的脚镣，分别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

 

总部的反应

    在预定接人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中情局的外勤部门收到了小分队发回的消息，报告说接人行动已取得成功。然而，由于C47飞机没有能按时在1952年11月30日上午返回，中情局与CAT合作编造了一段谎言，称：一架CAT的飞机在12月3日执行从韩国到日本的商业航班时失踪，并已被认定于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唐尼和费克图被说成是陆军部的文职雇员。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海上和陆路进行了密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中央情报局局长（DCI）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签署了慰问信发给这两位的家人，信中说：“我获悉[您的儿子/丈夫]乘坐了一架在韩国和日本之间进行商业飞行的飞机。现在该架飞机逾期未归，极恐可能已经失事。”

    到12月中旬，中情局正式确定这两人属于失踪人员。但是，中情局远东司更倾向于认定唐尼、费克图以及飞行员们，都在接人地点当场死亡。他们认为，如果这两名中情局人员哪怕有一位还活着，中共肯定会已经拿出来宣传。仅仅基于这样的信念，中情局于1953年12月4日宣布唐尼和费克图“推定死亡”。宣布这一结论的信函经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签字后，寄给了这两人的家人。

 

审讯

    当然，与此同时这两人仍然健在，不过只有俘虏了他们的人才知道这个事实。自从在沈阳被分开之后，唐尼和费克图要等到两年之后才会再次见到对方。审讯开始了。通常每次会持续4个小时，但有时甚至长达连续24个小时。剥夺睡眠的事情司空见惯：白天他们不容许睡觉，而晚上刚刚睡半个小时之后，中国人总是会把他们拉起来，半夜进行审讯。中国人审讯技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告诉唐尼和费克图，没有人知道他们还活着；而且在中国决定宣布这个事实之前（宣布与否并不确定），永远也不会有人会知道。同时他们被告知，美国政府十分邪恶，不关心他们。他们应该忘记自己的家人。唐尼后来说，“我当时非常害怕...。我们被孤立起来，不清楚自己将会如何，也不清楚外部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

    在被俘后的最初两年里，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别人知道他俩的命运。这两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被逼坦白他们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并且对他们的“罪行”表示悔过，还要交代他们知道的，有关中央情报局人员、运作和地点的一切信息。中国当局胸有成竹，因为他们已经从小分队和其它俘虏那里知道了第三势力的情况。唐尼和费克图受到过的培训，涉及了“抗拒”和“警察手段”等科目，但远不够应付这样的难题。实际上，费克图曾经哀叹过缺乏相关的培训：“我们一点（培训）都没有，这真的让我很苦恼。我只能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但我一直不知道我做的是对还是错。”他甚至记得，当初在训练时曾被告知：“如果你被共产党人捕获，你不妨告诉他们自己所知道一切，因为他们早晚都会从你身上榨出来。”同样，唐尼的教官也曾告诉他：“如果你被捉住就招供。”这两人知道如此多的内情，显然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唐尼有着过去一年的经验，深知第三势力的活动情况; 费克图虽然加入进来只有3个星期，但他按照上司的命令，曾每天阅读两三个小时的业务文件来熟悉这个项目的情况。

    两人起初试图坚持自己事先编好的故事。不幸的是，他俩在飞行前都被告知，说他们要自称是CAT的雇员。而这与官方声称的他们是进行商业飞行的美国陆军文职人员的说法不符。中国的审讯员揭穿了他们的瞎话，随后的审讯变得更猛烈和更具对抗性。

    这两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肉体折磨。而且，除了他们最初被捕获时以外，也从未被殴打过。费克图报告说前10个月里，他经常戴着脚镣。他被强制站在那里接受审讯，尤其是被识破了在撒谎或虚张声势之后，更是如此。有时他会站到因精疲力尽而摔倒。唐尼也记得脚镣，还有审讯所带来的强烈心理压力，以及在编造的故事被揭穿后，炮制新故事所导致的精神紧张。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说假话需要超强的记忆力。

    由于两人无法彼此联系，从心理上被反复摧残，并受到酷刑和处决的威胁，最后他们都做了交代，但两人交代的程度有所不同。唐尼面对经他所训练的小分队的证词，到第16天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属于中央情报局人员。他后来回忆说，坦白交代之后他有种解脱的感觉：“我不再有负担，他们也该让我清静一下了，这消除了因抗拒而带来的心理压力...。[他们]在精神上不能再对我施加压力，因为我知道的都说了。”

    由于被中国所抓住的那个小分队队员不认识费克图，因此他的日子相对好过一些：

    我决定编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故事，然后一口咬定不再更改。这就是说，只告诉他们我参与这项任务所需要知道的最少事实。除此之外，我决定绝不多说一个字。我决定把自己加入中情局的日期从1951年11月改为1952年6月，使我在中情局的服务期缩短为5个月，这样一来向审讯员解释起来更省事。因此，我略去了我所接受的很多训练，也减少了他们盘问我所接触的中情局人员姓名的数量等等。我的原则是，我只知道为执行任务所必须需要知道的内容。

    他们不停地让我交代名字，名字，名字。我决定，除了训练班里同学的名字之外，对于其他中情局人员，我只告诉中国人他们的名而不提他们的姓。我自始至终一直坚持这种方式，无论是培训的教官，还是华盛顿的人，我都只说名不说姓。对于在外勤地的那些人，我告诉中国人，我刚到那里三个星期，只知道那些人的名，不知道姓...。至于同学的姓名，我知道他们会不只盘问姓名，也会让我描述那些人的性格和相貌。于是我决定用我在波士顿大学橄榄球队队友的姓名来代替，这样我能够很好地描述他们的性格。

费克图在被捕13天之后，交代了他前一天晚上构思出来的“坦白”。费克图的这种策略，唐尼几乎肯定无法效仿，因为那会与中国已经知道的内容有所冲突。费克图依靠它，在服刑期间保守住了信息的安全。他还发现，这样做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支撑我熬过这19年的最重要信念就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每当我感到沮丧时，这个信念都会帮我很多忙。”即便如此，这两个人都为自己所做的交代产生了负罪感。唐尼尤其如此。

    他们前五个月被关在沈阳，然后被转移到位于北京的监狱里。他们仍然分开被关押，并且还戴着脚链，仍在被不断审问。每间小小的牢房里都只有一个照明用的灯泡，还有一张稻草床垫。费克图记得自己被吩咐坐在地板上，凝视着墙上的黑点，并思考他的罪行。从他搬到北京后，足足有五个月，他没能洗上一次澡。他的体重下降了70磅;唐尼则减了30磅。

 

死而复生

    被捕两年之后，他俩才再一次见面。当时他们被同时送上一个秘密的军事审判庭，显然当局对从审讯中得到的信息已经感到满意。费克图记得走进法庭后，被告知站在唐尼身边。后者穿着一套新的囚服，看上去有些沮丧。为了让唐尼高兴起来，费克图站在他身旁时低声说：“谁给你裁的衣服啊？”唐尼微微笑了起来。在面对逆境时，这种幽默是必要的。军事法庭最终裁定唐尼为从事间谍活动的“首犯”，而费克图为“从犯”。唐尼被判无期徒刑; 费克图被判20年徒刑。唐尼的最初反应是解脱，因为他曾以为自己会被处决。费克图觉得即使10年的监禁都已经长得无法想象，但他更为唐尼感到难过。费克图说了句：“我老婆看起来要到死也没有小孩了。”唐尼忍不住笑出了声，惹恼了警卫。

    这一天是1954年11月23日，离中情局宣布唐尼和费克图“推定死亡”已经过去了几乎整整一年。当天，北京方面宣布他俩还活着，被关押在狱中，作为中情局间谍在服刑。中情局最初是通过一条中新社的广播知道此事的。与此同时，中国也宣布了对美国空军一架B29飞机上的机组人员的判决。他们是在唐尼和费克图的C47之后几个星期在中国被击落的，同样被定为间谍罪。

 

努力营救

    中情局迅速成立了一个由小理查德·M·比塞尔（Richard M. Bissell Jr.）牵头的特别委员会。比塞尔当时是中情局局长的特别助理。这个委员会认为中国宣布的消息是真实的，因此把这两个人的状态从“推定死亡”改变为“失踪”。此外，委员会还决定继续坚持当初编造出来的故事，即唐尼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文职人员，作为乘客乘坐包机往返于韩国和日本之间。这要求与五角大楼进行必要的协调，并与政府以外知道这两个人属于中情局的二十多个人打好招呼。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三家保险公司和两家银行里的人员，几名律师以及遗瞩执行人。尽管冒着被泄漏的危险，当局对两人的真正身份保密多年，在20年里一直没有改口。

    在公开的历史中，有人说中情局在这两人被囚禁期间“抛弃”了他们。但恰恰相反，中情局一直力主美国官方不断努力，促使中国释放他俩，并关注着国务院和其他机构在这方面的努力。1954年底，一旦得知这两人还活着之后，比塞尔随即建议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施压，力争北京放人。比塞尔被授权召集起一个工作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但他的建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其他美国政府机构都反对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其中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按国际法，北京有权对唐尼和费克图进行审判。

    在这两人的囚禁期间，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定期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同行会晤，讨论此案的情况。1955年，在关于释放与朝鲜战争有关的全体战俘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讨论中，中情局试图把唐尼和费克图也包括在战俘中。但是，尽管中央情报局派出高层进行了强有力的阐述，说明这两名囚犯应该和其他被中国击落并俘虏的美国军人一样对待，这个提议还是在美国政府内部被否决了。

    区分这两类人员的理由是，如果对军人和文职人员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北京有可能会否认前者为战俘，他们会像文职人员一样继续被关押下去。因此，华盛顿把其军事人员的情况向联大做了提交，但在其要求释放的名单里不包括唐尼和费克图。

    在美国政府中，只有中情局在不断努力推动这个事情。中国在1955年释放了美军战俘，但继续声称唐尼和费克图所执行的任务与朝鲜战争无关。而且，尽管中情局有所抗议，华盛顿官方继续说着瞎话，称他们两人是军队文职人员，误入中国领空飞行。在接下来的15年里，美国外交官在日内瓦和华沙同中国同行进行会晤时，常常提到此事，但美国所采取的“不讨价还价，不妥协，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政策，使得此事一直没有进展。

 

漫长的等待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人可以想像被囚禁20天会是什么样，也许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想像一整年被剥夺自由，没有机会接触别人的滋味。但谁能想象20年如此是什么感受？唐尼和费克图一直试图淡化其监禁过程; 他俩谁也没有将这部分经历写成书出版——如今，可以说有太多的前中情局官员热衷于出书，虽然他们写书的理由远不如这两个人的充分。唐尼说，如果他写书，那么这本书里将包含“500页空白”。而费克图说，整个经历其实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无所事事”。

    毫无疑问，无聊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显然这两个人也是在尽量淡化他们经历过的重大考验。据我们所知，在最初几年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劣。到审判之后，条件有所改善，但仍非常简陋。他们狭小的牢房里没有什么家具，凉风阵阵，通常总是很冷，很少能接触到外部刺激——窗户被刷上了白灰，牢房里总点着一只暗淡的灯泡。食物很简单，几乎完全是米饭，蔬菜，馒头，节假日里也许会有些肉。这两人都被单独囚禁了多年——有一回单独囚禁时间长达6年。虽然最激烈的审问在1954年底他们被审判和判刑后就结束了，但这两人自始至终受到言辞辱骂和精神虐待。费克图把中方的一种典型手段称为“拉锯式”：监禁他们的人先改善条件——提供更好的食品，提供书籍和杂志，或肥皂之类的奢侈品——然后又取消这一切。

    最糟糕的是暗示他们能够被提前释放。例如1955年，唐尼和费克图被安置进一个大的牢房里，与被击落的B29飞机上的空军军官和机组人员关押在一起。这群美国人在一起生活了3个星期，几乎没受什么监视，享有的权力也增加了一些。中方让中情局的这两人相信，他们将和空军那批人一起被释放。唐尼回忆说，随后“斧头砍了下来”，他和费克图突然又被押走，改成单独监禁。

    这两人都发现，抱怨通常是适得其反。有一次，费克图说，食物里的西红柿让他得了消化不良。随后三个星期里，他顿顿都只能吃未熟的青西红柿。此后，每当有人问他：“食物怎么样？”费克图总是回答说：“还行。”如果他抱怨说，在每周一次的洗澡时没有足够的水，那么下一次水会更少。同样的，这两人也学会了除非病情严重到明显需要治疗，否则不要去要求医疗服务。

 

囚禁中得出的经验

    尽管唐尼和费克图认为他们被长期囚禁的经历不适合写成书，但他们面对困境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对当今的情报人员还是有巨大价值的。在这两人被释放后不久，印象还很鲜明的时候，曾对被囚禁的经历做过一些反思，提供了一系列“经验教训”，对于面临长期囚禁的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很有用的。

    永不放弃希望。唐尼和费克图始终坚信，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营救他们，而他们最终会被释放。他们都拒绝接受中国人所说的他们已被抛弃，没有人再关心他们遭遇的说法。事实上，费克图甚至说他从来没有办法忘记他是一名美国人，一名中情局特工，因为关押他的那些人经常当面这样称他，以至于他从未失去他的身份和归属意识。这两人都从来没有考虑过自杀。

    降低期望值。虽然从战略上他俩一直没有失去重返家园的信念，但在战术层面，他们学会了对过于美好以至于不太可能的事态发展保持谨慎态度。例如，在单独监禁一段期间后，他们往往会被与一个或两个中国同牢犯人关在一起。如果唐尼或费克图与中国籍囚犯相处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又会被单独监禁一年。有一次在经过这样“拉锯”之后，一名看守问费克图：“你现在寂寞吗？”因此，这两人强制自己降低期望。当费克图在1971年12月被带到中港边境时，直到他实际上过桥进入了香港之前，他依然在告诫自己，他们答应释放他只不过是又一次“拉锯”而已。同样，在1973年，当有人告诉唐尼他即将被释放时，他对此表现得并不感兴趣，只说他想继续看完电视上正转播的乒乓球比赛。他回忆说：“我严格控制自己的期望。”

    建立一套固定的日程。这两人都表示，有必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时间表，让自己每天都有事可做，哪怕是很小的任务都可以。当然，监狱环境本身就要求有一定的例行公事。但用唐尼的话说，在这个总体框架之下，还是可以“把每一天的计划安排得很满。”

    我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非常紧——如果我错过了自己指定的某项任务，就会觉得不安。这样一来，那些日子会一直不停向前走。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想家，顾影自怜，那么时间就会过得很慢。

    监狱的起床号一响，唐尼就会从床上跳下来，开始新的一天：先是健身操，然后打扫他的牢房，吃饭，读书和学习，收听广播，然后是“自由活动”——阅读家里寄来的信，书籍以及杂志。费克图也制定了类似的日程表，但不同的是，他还按星期计划每天做不同的内容。他后来说：“每个星期过得似乎很长，但每个月反倒过去得很快。”中国人有时允许他们阅读像《纽约客》和《体育画报》这类的期刊。除此以外，祷告与查经，以及学习中文和俄文，也构成了唐尼的一天中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情报局在1951年曾对唐尼进行过评估，认为他既不喜欢呆在室内，也不喜欢按固定的时间表做事。

    坚持锻炼。这两人都认为用锻炼来对付监禁期间的无所作为非常重要：每天做两三个小时的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慢跑，还有其他健身操。费克图说：

    我发现，虽然有时要费很大力气说服自己去这样做，但锻炼对我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特别当我很沮丧的时候。如果我起来，逼着自己做运动，它会使我的精神状态有巨大改观。它也会让我感觉更好，让我睡得更香，但它带来的好处远远不仅是身体上的。它会影响到我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只是想增强意志，但是效果非常大。

    给自己保留一个隐密空间。很明显，这两人所拥有的重要应对机制之一，就是他们有能力维护心中的某些秘密，不让关押他们的人知道。这给了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好处。费克图不仅因为能够编造出滴水不漏的“供词”而提高了斗志，而且他也一直在心中保持这样的想法，即，作为一名美国人和一名中央情报局人员，他要与看守、监狱和中共政权一较高下。这有助于他保持自律，从不大叫或抱怨，而是默默忍受。这两人都报告说，他们喜欢跟关押他们的人说些与自己实际想法截然相反的话。

    这两人都利用他们的想像力取得良好效果。唐尼喜欢想像自己的薪水是如何越攒越多，特别是当审讯员、看守或监狱的官员在场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他知道，他那4000美元的年薪，是这些人一辈子也见不到的数目。费克图则说，他把自己训练成为了“白日做梦专家”：

    我努力回忆出自己六年级的那个班里每位同学的样子，和他们每个人坐在哪里。我想象自己从位于林恩市的家里出来，开车去格洛切斯特市上班，以及一路上能看到的每一处景象...我可以这样消磨掉4个小时。

    费克图还在他的头脑里用一些虚构的人物构思出复杂的故事——拳击手，棒球球员，橄榄球运动员，演员和作曲家——这对他来说几乎就像是在看电影。随着他想象能力的提高，他甚至可以在头脑里更换“胶片”。

    牢记大脑是不会被洗的。1952年，由于从中国遣返回美国的朝鲜战争战俘们的种种行为，有关“洗脑”的传闻甚嚣尘上。因此唐尼和费克图在被俘最初的几年里对此感到害怕，也就并不奇怪了。他们不想被变成满脑子某种主义的怪物，或成为美国的叛徒。中国方面要求他们必须表现出真正忏悔并改造自己思想，这些言论更让他们对此不安。虽然他们被允许阅读与共产主义无关的内容，但在大约1959年至1969年期间，他们每天都要参加学习讨论，内容涉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共产党的理论等。开始的时候，唐尼对这很厌烦，但他并没有抵制，因为他想着可以假装做出了足够的思想转变，也许在1962年他们被捕10周年时可以得到特赦。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奢望。无论如何，他发现自己担心太多了：

    当我最后发现一个人不可能真正被洗脑之后，就放心多了...有些事他们改变不了，而我出狱时基本上跟我进去时没什么变化...他们可以唬得你把什么都说出来，甚至可以说让我感到害怕，但实际上真正相信那一套要困难得多。

    同样，费克图也指出，“除非我自己变了，否则他们不可能把我洗脑，或改变我想法。”

    这两人都认为从学习班得到了至少三个好处：使他们的日子过得更有规律，并可以消磨时间; 为他们提供了人际交往，尽管非常的生硬和不自然；让他们获得了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正如费克图所说：“我开始理解了他们是怎么想的，以及当他们对我说这个或那个时，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于是我开始把学习班看作一个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好机会。”

    相互关照。虽然在那20年里唐尼和费克图很少见到对方，但他们研究出了一套联系方式。在最初几年里，他们用独特的咳嗽声来跟踪对方的位置，或在对方可能看到的地方，在尘土上写下一些单词或体育比赛的分数。后来，他们想出了方法传递纸条。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压低声音彼此沟通。他们总是被关在同一监狱中，彼此相隔不远。假如他们被分别囚禁在不同城市里，其精神状态不会这么好。

    即使他们被单独监禁多年，“自己的同志就在不远处”这样的想法，总是会让他们得到安慰。当费克图被告知即将获释后，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唐尼是否也会被释放。获释后，费克图并没有被高酬所诱惑，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以获得名利，因为他知道那样做可能会影响到唐尼的命运。直到现在，这两人依然是亲密的朋友。

    尽量保持幽默。在招聘唐尼和费克图时，中情局曾注意到这两人都有极强的幽默感。这种品质对他们熬过这段岁月的帮助，远远超过任何培训的效果。他们的处境很少能有什么笑料，但他们能够从不协调和荒谬中看到幽默。唐尼相对比较严肃，但他对自己在学习班里做180度立场转变的经历感到很好笑。当时他按苏联的观点阐述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看法，但随后却意识到中国的新立场是反对苏联的！费克图则反复回想从同牢犯人那里听来的幽默故事。有位犯人是因为算命被抓，在牢房里自制了一副纸牌。另外一位相信地球是驮在一只大乌龟背上的，因而受到其他犯人的嘲笑。他还被狱方给他的一本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写的书逗乐了。那书中把中国监狱里的条件写得天花乱坠，跟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形成鲜明对比。

    要有耐心。因为缺乏足够的训练，这两人都承认自己在过了好几年之后才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会疯掉。费克图说，他开始出现“精神异常”：“墙壁好像在向我挤过来。我得把脚伸到面前，量出距离，以确认墙壁没有真的在动。”唐尼除了“非常害怕”之外，还曾沮丧到了绝望的地步。他认为在监狱中的每一天，都相当于从生命中被抢走了一天。随着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自己的命运，日子慢慢变得容易起来。起初费克图的想象力并没有那么生动，但他把它作为一门技能加以培养。唐尼认为，如果他仅仅被关押5年后就被释放，那么他那时的情况将比关押20年后再释放更糟糕。

 

国内方面的情况

    中央情报局总部对唐尼和费克图事件的出色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当初导致他们身陷困境的灾难。一旦中国透露出这两个人还活着的消息，中情局迅速恢复了他们的现役人员身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将他们的行政关系从远东司转到由人事处掌管的一个特别名单上。在1957年之前，人事处官员乔治·卡里（George Cary）一直在负责处理这件事。此后，由本·德费利斯（Ben DeFelice）负责。

    虽然没有管理联邦文职雇员被别国长期囚禁的先例，但人事处创造性地运用现有法律，在工资和养家费、级别晋升、以及管理不断累积的资金这三个主要领域进行了处理。此外，人事处的代表还担负起了与这两人的家庭进行沟通的微妙任务。在有必要代唐尼和费克图做出决定时，人事处按照原本用于部队失踪人员的《失踪人员法案》（制定于1942年）和随后的中情局有关规定做了处理。

    工资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保持这两人的工资帐户长期有效，将使得他们可以累积薪水，并使得他们一旦获释，立即可以支付这笔资金。人事处还确保他们能得到分居津贴和岗位津贴，以补偿这两人在执行“境外任务”中所处的“极端不利”境地。这两项都具有追溯性，在他们整个监禁期都有效。他们的工资预扣了联邦收入税，所扣税款存入托管账户，直至他们能够报税之时为止。

    1958年，当看起来这两人好像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被释放时，局长杜勒斯批准了人事处的一项计划，将两人的级别从GS7晋升到GS11，并将它按时间表平摊在过去5年的时间里，逐级晋升。等他们的级别达到了与同龄人一致之后，中情局官员还保证了此后他们定期得到晋升，并逐步提高了工资，就如同他们的职业生涯仍在继续一样。最终，人事处主任决定唐尼和费克图在监禁期间应该被提升到GS13级的熟练工（journeyman）水平，并在此级别上再加一级，以弥补他们被囚禁的困境。因此，这两人的最终级别达到了GS14。他们是在1971年晋升到这个级别的，费克图在此之后几个月就获得了释放。这两个人获释后，都对他们得到的晋升和每年约两万两千美元的年收入感到惊讶，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自己1952年时GS7的级别和刚刚超过4000美元的年薪上。

    对人事处来说，负责地管理两人不断累积的资金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德费利斯后来总结了他的观点：“我们不能追回他们多年被监禁的时光，但我们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未来在财务上不用发愁。”做到这一点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心血。最初的累计资金被用来投资在E系列储蓄债券上，但数额很快超过了每年一万美元的上限。从1960年到1963年，这笔资金用假名存到了储蓄账户上，但当国税局开始要求银行向存款人报告利息收入时，人事处不得不放弃这种方法。然后有大约一年的时间，中情局自己按当时的现行银行利率向这些帐户支付利息。最后，在1964年年底，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批准将这些资金通过一个秘密的下属公司进行投资。当费克图在1971年获释时，他的帐户里累计了近14万美元; 而唐尼在1973年获释时，他的账户里面有超过17万美元。这两个数字差不多是这两人当时的GS14级别年薪的7倍左右。

 

家庭问题

    照顾好两人的家庭也需要管理部门动动脑筋。中方允许唐尼和费克图的家庭每月给他们寄一个包裹。这对他俩的士气和身体健康都很重要——食物和维生素补品可以补充他们单调的饮食。虽然唐尼的母亲能负担得起寄给他的包裹费用，但是对费克图的父母来说，这构成了经济上的困难。在法律上，中情局不能直接给他们钱支付包裹的费用。从1959年开始，德费利斯创造性地想出一个办法，即中情局替这两人申请“均衡津贴”加到他们的工资上——这项津贴通常是被用来抵消岗位所在地过高的生活费用的。把它用来抵消中国监狱里的生活费用，说起来比较勉强。这笔钱每年数百美元，以养家费的名义发给了这两人的家属，而且是从他俩被逮捕之日开始补发。

    给他们家庭的养家费，是在假定他俩同意的基础上被授权执行的。例如，费克图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双胞胎女儿的教育费用，即从他的工资帐户以养家费的名义拨款支付。当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探望了费克图的父母，看到他们依靠固定的退休工资维持着微薄的生活水平后，便决定从费克图的工资帐户中增加养家费的拨款给他的父母，因为中情局假定费克图本人也会作出如此决定。

    中情局还资助这两人的家庭成员几次去中国探望他们。从1958年开始，他俩的母亲和唐尼的兄弟都去探望了他们。中央情报局无法正式出面安排这些探监之旅，因为当时不存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外交关系，而且美国的政策要求不能暴露这两名囚犯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中情局向去探监的人通报了他们可能会见到的情形——主要是关于中共当局和囚犯的可能态度，以及应该避免什么样的话题和行为。因为这样的旅行超出了这些家庭的经济能力，同时也为了避免这两人的工资账户数额剧减，局长杜勒斯授权通过中介机构，用中情局的资金支付了这两个家庭的旅行费用。

    作为中情局和这些家庭的联络人，本·德费利斯多年来跟他们——尤其是唐尼的母亲——进行过成千上万次的电话交流。玛丽·唐尼是位意志坚强的人，她能当面教训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的历届政府最高层行政官员，告诉他们美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使她的儿子获得释放。德费利斯报告说，他至少每周都会跟玛丽·唐尼通电话，有时一次通话会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些电话费总是由中情局支付的。德费利斯和其他的人事处官员在这些年期间，也曾给两人的家庭写去数以百计的信件，并做过数十次登门拜访。

 

获释与调整

    当然，到最后这两人终于恢复了自由。而中情局也继续做出大量努力，保障这两人得以正常退休，将一个悲剧变成了大团圆。费克图于1971年12月获释，而唐尼在15个月后获释。大约在此期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逐渐升温。尤其是1971年出现了“乒乓外交”，美国取消了贸易限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那年秋天，这两名俘虏第一次被带到了北京的百货公司购买包括外套在内的新衣服。费克图对唐尼说：“要么是咱们快出去了，要么是他们打算再关上咱们20年。”

    1971年12月9日，费克图被传唤到法庭，通知他即将获释。费克图询问他们，唐尼是否也会被释放。他们说唐尼的情形比较严重，他不会马上被放。他们允许费克图把他的一些物品留给唐尼，但由于一名警卫一直站在唐尼的牢房前，费克图无法与他交谈。费克图坐火车前往广州，然后步行穿过罗湖桥来到香港。一名英国军官给了他一支香烟和一瓶啤酒，他对此用“难以置信”来形容。费克图在狱中服了19年零14天的刑，而他的刑期是二十年。

    中情局随即启动制定于1955年的疏散计划，很快费克图便被送到福吉谷军医院接受身体检查。他的身体状况让医生们吃惊，但他的举止非常内向，不习惯与人交往。只有在别人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才会用低沉的声音开口说话。而且他宁愿别人替他作出决定。但是在几天之内，他变得开放起来，主动适应起新生活。不久，他便重新开始工作，向别人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出于担心唐尼的安全，费克图在公众场合说话非常小心，声称他对中国人民或他们的政府没有任何仇恨。

    在费克图获释时，北京宣布唐尼的刑期已从无期徒刑减至从该日起5年——这对于中情局和唐尼的家人来说都非常失望，特别是他那当时已经七十多岁而且身体不好的母亲。尽管有很多高层的会谈和干预，但实际上是由于她在1973年3月上旬严重中风，才最终促成了她儿子的获释。尼克松总统向北京发出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呼吁——而他在前一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承认唐尼是中情局雇员——这使得唐尼在被监禁了20年3个月又14天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在3月12日穿过边境进入香港。他说，在过境点一名英国士兵向他敬礼，那是他在20年里第一次感受到尊严。第二天他就来到了自己的母亲身边。玛丽·唐尼当时已经恢复到能够认出他是自己的儿子。她告诫他说：“你现在是个名人了，但不要让它冲昏你的头脑。”

 

适应生活

    两人重返故乡时都有着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胸无怨气，对他们GS14的职级和积累的工资感到惊讶，对美国的环境和文化的变化感到震惊，并且对中情局在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上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两人以行动人员的身份回到中央情报局的东亚司工作，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情况汇报。他俩都因“英勇表现”而获颁杰出情报勋章，以表彰他们在经受“几十年的困苦中所体现出来的毅力和不可动摇的生存意志，以及对自己国家的坚定信念”。费克图在获释后为了保护唐尼的出狱机会，拒绝了媒体和出版商为让他讲述自己的经历而许诺的高额报酬。为此，他还被授予了情报功勋奖章。

    两个人都希望自己已经达到了退休的资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算进在监狱中的所有年份，他们也还是没有到退休所需的25年服务期。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德费利斯设法使这两人都重新获得超过20年期间内的所有年假——此前其中90%都算做自动放弃了，但现在被重新恢复有效。人事处还尽力帮助这两人统计他们应得的政府服务期——他们都曾在20世纪40年代在邮局做过临时工，费克图还曾在商船局服务过一年。德费利斯的最后一招，是他根据五角大楼处理回国战俘的先例，提出为这两人增加一年的“康复假”。这使得唐尼和费克图在返回家乡后，有一定时间来照顾自家的事情，同时照常领取中央情报局的工资。唐尼利用这段时间去了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书，而费克图则在家进行装修，照顾他的父母，并找了份假释官的工作。费克图在1976年取得了退休资格; 而唐尼于1977年也取得了这个资格。

    理查德·费克图和约翰·唐尼实践了他们自己的愿望——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纠缠于过去。他们没有把自己局限于过去的经历中，而是自从返回美国后便一直过着充实的生活：

    唐尼成为一名受到尊重的康涅狄格州法官，专业处理青少年事务案件。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根据需要，他还在每星期工作3至4天，继续处理案件。位于纽黑文市的“约翰·T ·唐尼法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于1975年结婚，他的美籍华裔妻子奥黛丽，就出生于中国东北，离他的飞机被击落处不远。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成年。

    费克图回到他的母校波士顿大学担任体育事务副主任，在1989年退休。他和已经成年的女儿们重新恢复了联系，他被击落时，她们才两岁。他还与前妻复了婚。他在牢里时，她一直都在为他祈祷。

    这两人都和以前的同事保持着友谊，而且对中情局有着归属感。

    在1998年，唐尼获释25年后，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把唐尼和费克图请回到中情局，向他们颁发局长奖章。特内特说，他们的事迹“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在典礼上，费克图明确表示：“这里现在仍然是，今后也永远会是我的单位。”唐尼则表示：“我很自豪能够成为你们中的一员。”特尼特赞扬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忠诚”——他们的奖章上也刻着这些词——并告诉他们：“不管愿意不愿意，你们都是我们的英雄。”唐尼代表自己和费克图回答说：“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如果你们非要把我们称为英雄，我们也没有力气再和你们争论，[但]我们心里有数。”

    约翰·唐尼被俘时22岁，获释时将近43岁，如今已是76岁了。理查德·费克图被击落时25岁，重回故乡时44岁，到明年8月就满80岁了。他们的故事以及我们从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将长久地流传下去。他们在中国的经验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在外勤地点做出正确决定十分重要，错误的决定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要具有当前途渺茫的时候，仍然相信“一切还没结束”的能力；要有熬过连续七千个不顺利日子的韧性；要坚信自己会得到关照，并因此而获得力量。然而，他们归来后的经历对我们也同样很有启迪，因为它印证了一个久经考验的道理：绝对不要虚度生活在自由中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