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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sa Liu\' Dad

(2019-01-28 12:35:23) 下一个
世界日报:六四人物-刘俊国 天降大任於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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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六四」的枪声响起,造成一大批中国大陆知识菁英及学子去国离家,流亡海外成为他们的宿命。一批年轻的学运领袖经过漂流岁月的锤炼,学有所成,其中几位成为美国执业律师,他们共同的心愿是有朝一日利用法律为武器,帮助母国健全法制和法治精神,为同胞贡献力量。

    「六四」事件14周年将届。当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到来时,当年的学运领袖、今日的美国律师刘俊国(又名刘俊)等人,14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呐喊和枪声似乎又在耳边响起,东西长安街上的烽烟和鲜血犹如历历在目,许多人或许对「六四」的记忆已现模糊,但更多人的「六四」情结犹在,刘俊国等人永远忘不了,当年北京市民和学生为此流血,世人为此流泪。 (博讯boxun.com)


    刘俊国现在旧金山主持「刘俊律师集团公司」,问他为何来美国後改名刘俊?他说:「因为离开大陆後,我就没有了『国』」。」他原为广东省广州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八九民运时任广州学自联主席。可是,「六四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

 

    刘俊国为四川重庆人,20岁在四川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华北水电学校当了四年教师,再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攻读硕士。由於出身「根正苗红」,原为共产党重点培养对象,「我曾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风起云涌的1989年,因追悼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掀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当时在广州的刘俊国,「出於爱国热情,义无反顾站出来」,并被推为广州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那段时间,他天天带领学生上街游行,住的宿舍也成了学生联络总部。

    刘俊国回忆八九民运,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最让我感动的是,北京当局在6月4日血腥镇压学运後,第二天(6月5日),广州仍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冒著危险上街游行,使我深深体会到『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六四」後几天,刘俊国继续在广州组织「空校运动」,以抗议当局镇压。当时他罹患肺结核,身体非常虚弱,容易疲劳,但一股精神力量和满腔热血支撑著他,他似乎是拼了命地高呼「反对六四屠城」的口号,走到後来,「已感觉不到眼睛存在,只看到两个黑洞」。

    不久,形势逆转,他成为被广东当局通缉的四个「头头」(其余三人为陈卫、陈破空和李正天)。最初,刘俊国不想逃亡海外,「因那时脑子还转不过弯,总觉得不能『叛国』。有人劝我向当局自首,但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错的是政府,如果我去自首,等於承认自己犯罪,做人要有基本原则。所以我跟学校领导讲,我绝不会去公安局自首。」

    一些同情学运的教授开导刘俊国说:「你身体弱,如被抓去关起来,健康一定会被彻底摧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此机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未尝不是好事。」

    刘俊国觉得整天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而且还会连累收留他的人。他经香港地下通道出逃,1989年底到了美国,那时海外民运高潮已过,刘俊国虽然是广州学运领袖,但在海外缺乏知名度,没有北京「学运明星」的光环,也没有鲜花和掌声,所有的「好处」都轮不到他,一下飞机,他在逃亡途中病情加重,不但没时间治疗,立即面临生活难关。

    他自我开解说:「各人有各人的命运,所谓同人不同命,不要羡慕或嫉忌别人,而且,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实现民主、为人类作贡献就成了一句空话。」他决心「不吃民运饭」,凭双手养活自己。他说,在出逃当日,他就发誓「一定要有所成就,否则愧对六四死难者和江东父老」。

    要想「有所成就」,当然要「武装自己」,他决定排除万难继续学业,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他一头钻进中餐馆打工,并从读夜校开始,半工半读。

    由於刘俊国身体患病容易疲劳,开车上路时,眼皮就不停打架,很容易发生危险。晚上回到家中,经常连吃饭也没力气,累得瘫在床上就再也不能动弹。「那时觉得民主离我是多 的遥远,似乎前路漫漫,看不到曙光。」

    刘俊国觉得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为了八九民运,他付出极大代价,在大陆,他是「天之骄子」,前程似锦,被迫流亡海外後,一切连根拔起,一无所有,从零开始。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回。他永远的痛,则是在大陆老家的父亲患病直至去世,他因是「六四通缉犯」,不能回国尽人子之孝及送终。

    他说:「我不在乎别人怎 看我,有人可能会认为,堂堂一个大学教师,今天在美国沦落到在餐馆打工,如我跟他们一样想法,是跟自己过不去。在海外,最重要的是放下身段,要学会自我安慰: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以此自勉。

    经过许多一言难尽的辛苦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他考入加州州立大学希活(Hayward)分校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2年6月毕业,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同样由於他是「六四通缉犯」的背景,在大陆拿不到大学本科文凭,「因档案被当局查封了」,即使他在美获得硕士学位,并且是以政治难民身份获美国庇护,但美国许多大学硬性规定,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入学前必须至少受过四年大学本科教育,刘俊国无法出示证明。头一年,他申请了十多所大学想读金融,到处碰壁。

    「这件事对我打击相当大。但我不气馁,1993年继续申请攻读政治学博士,但又是没有一个学校肯要我,理由同样是我拿不出大学文凭,这对我无疑是沉重打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刘俊国重新振作,再接再厉。第三年,他申请的是法学院。他解释,第一年申请读金融,是因硕士念的是工商管理,所以顺理成章想再拿个博士学位,但因无法出示大学毕业证明文件和成绩单未能如愿,第二年尝试念政治,是考虑可能校方会因他过去的民运背景,而以为他是「搞政治」的,较容易批准,後来他才知读政治学的人也很专业。

    至於产生学法的念头,是因考虑到美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而且很多政治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国会参众议员等,原来也是学法律的。中国大陆基本上仍是人治社会,有法不依,大陆司法系统问题成堆,没有独立的司法权,法官专业素质低劣,有的人量刑轻重,不是根据犯罪事实和法律条文,而视乎送礼多少,「吃完原告吃被告」。基於这样的想法,刘俊国决定改读法学院,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利用所学帮助大陆的法制建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但这一回,刘俊国又险些被「三振出局」,申请结果几乎是重复前两年的命运。他一度非常绝望,想到投身八九民运以来的种种艰难困苦,来到自由民主的美国,却求学无门,有志难伸,他实在不甘心,决定孤注一掷,亲自跑到加州大学海斯汀(Hastings)法学院的招生录取办公室据理力争,他「逮」到招生办的主任,一口气诉说了他的遭遇和苦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没想到竟打动了那位主任。两星期後,刘俊国终於结束三年来的奔波焦虑,被加大破格取录。

    「我一直深深感谢那位主任,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此後,刘俊国踏入坦途,於1998年5月顺利拿到法学博士学位,7月他就去考加州律师执照,加州和纽约州是全美国公认最难考律师执照的两个州,报考门槛相当高,但刘俊国一次考取。

    在攻读法学博士期间,他在律师事务所兼做法律助理,积累一定经验。1998年12月,他与一位有多年经验的美国律师合夥开设律师事务所,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则与四、五位律师建立合作关系,业务范围包括民事诉讼、刑事辩护、移民、政治庇护、商业合约和公司法等。

    回首来时路。刘俊国说:「往事不堪回首,几乎笑不出来。」当年在餐馆打工的经验,使他对「 食(谋生)艰难」有更深的体会,即使现在名成利就,他对餐馆仍有特殊感情,平日光顾「给小费特多」。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奋斗成果,更不能忘记倒在「六四」血泊中的死难者。在做执业律师之余,他不忘继续参与及推动民运,最近当选为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国大陆反对党组织──中国共和党主席,该组织的成立宗旨是「结束专制,创建共和,完成民主革命大业」。

    他说:「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共和」两字明白告诉世人,中国共和党人追求的目标是创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实行多党相互制衡的共和型国家民主体制。他希望集合志同道合者「先走一步」,招揽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一旦时机成熟,就「打回老家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泰民安的民主共和国。

    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天起,虽然将自己的名字去掉了「国」,但他一直「人在曹营心在汉」,渴望早日回去「报效祖国」。不过,他强调,「爱国家和爱政权是两回事」。

    问他做律师做得好好的,海外民运目前陷於低潮,一些人对民运人士印象不佳,此时此刻他却挺身而出,会否影响他的生意,甚至「吃力不讨好」?他说,做人不能忘掉根本,要正直善良和正义、正气,这些年他从未忘记自己为何会去国离家,不忘自己是走过「六四」的幸存者,所以他不改初衷,矢志促进中国民主人权,期盼大陆同胞生活在一个清廉、公义、有尊严的社会。

    刘俊国说,他的客人多是在美国的华裔,即使他们「亲共」,但他为他们在美国法庭争取权益,而不是跟中国大陆政府打交道,而且他的客户来源大多是因他办事认真负责口碑相传,他继续从事民运活动,相信对他的生意影响不大。唯一有影响的,就是他宁愿少赚些钱,也要抽出时间来参与民运。

    「即使有影响,也是值得的,我自认这些年来,个人形象还不错,民运需要正面形象,也需要更多有专业知识水准和民主风范的人站出来,我不能明哲保身,虽然已有爱护我的朋友提醒我,可能一出来就会被人泼得一身污水,但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曾慧燕)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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