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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太， “梅”， 由于脑退化症住在护理院（Assisted Living）已有三年半（她患脑退化症已有九年的历史）， 她很习惯。 由于在护理院生活比较规律，营养也足够， 她体重增加， 气色也比原来红润些， 只是记忆， 认知能力越来越差。
三年后的一个周六晚上， 护理院打电话给我说：“她走路身体往左侧偏斜，是否有脑血管意外， 即小中风的可能。”我立即驱车前往护理院， 给她测了血压， 正常；反应也还属正常。 那时已经晚上九点， 要去急诊那就可能整夜不能睡觉了， 我说等到明日再看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护理院，看她情况有所改善， 我就没有在意。
到周一早晨去看她时， 她显得疲乏，的反应极差。 原来一见到我就显得十分兴奋的样子， 那天见到我竟然不认识我了。 我感到有些不正常，没有要急救车， 请一个护理员帮助我，把我太太抬上车去，驱车前往附近的一个急诊门诊（UAB Medical West)，一个偌大的医疗中心。
急诊室里十分清闲， 好像只有两个病人在等待就诊。填好一份简单的表格之后，等不到十分钟， 一个护士就要对“梅”进行初步的检查， 包括体温， 血压，脉搏， 血氧饱和度的检查。 她发现“梅”的脉搏只有40次， 血氧饱和度偏低（她没有告诉我多少）， 立即转入急救病房。我和那个护理员还在候诊室等待。
约有半个小时左右， 一个护士通知需要有一家人陪伴， 我就请护理员自行回护理院。 我就跟着护士上楼， 进入急诊病房。 急诊病房时一间很大的房间， 带有各种急救的仪器设备。 “梅”那时已经吸上了氧气， 她的血压， 脉搏，呼吸，心电图全部自动监护。 当然， 已经抽取许多血样，尿样， 做各种生理生化分析，她在沉睡中。
下午， 一个女医生来到病室， 询问我有关她的病史， 我简单介绍了有关她的病史， 另外， 告诉大夫因为她患有脑退化， 语言功能丧失，不能表达她的主诉， 实际上完全不能表达。 大夫告诉我没有关系， 看过生化检查的报告再说。 期间，除了血常规， 尿常规， 肝功能外，还做了脑部核磁共振（MRI）和X光胸透。
过不了多久， 一个医院行政人员来到病房， 又一次核对了病人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地， 宗教信仰， 语言等资料， 然后， 问我是否有医疗保险。 “梅”住过几次院， 我早有准备， 把两张医疗卡递了给她。 她将卡复印后还了给我， 很客气， 对我说了声谢谢！ 五分钟后又来一个中年妇人， 她声称是医院的神职人员， 称她会给我太太每天祷告， 愿她早日康复！当我说完谢谢之后她转身就走， 可能又去找另外的病人， 我想。
由于她的血压， 血氧饱和度都不稳定，护士告诉我“梅”需要转入病房住院治疗。 我就跟着护士， 将“梅”连床推入四楼的一间病房。 病房很小， 但是单人间， 有卫生设备， 还有一只沙发，陪伴的人可以坐坐。 到病房之后继续吸氧， 护士川流不息， 一下测血压， 脉搏；一下测血糖， 一下又采血样。 当然， 心电图一直随时记录，并将信号传送给监护中心。
到晚上8时，我告诉护士， 她已有12个小时没有尿液了。 护士报告给了医生， 很快就输上了生理盐水。同时， 插了导尿管， 记录尿量排出。 我看着输液量， 一直输了2000毫升之后， 才有尿液排出。“梅”有时昏迷， 有时清醒， 当天并没有发烧。夜间， 我就坐在沙发上陪伴她。 睡觉是有困难的， 一是不习惯， 二是似乎每小时都有护士进来查看， 有时抽血；有时测血糖；每两个小时检查血压，脉搏， 血氧， 体温； 有时又来检查排尿量等等。第一晚，“梅”睡得挺好，一夜无事。
第二天早晨， 有我儿子来接班， 我就回家睡觉了。 到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 我接替儿子。 我上夜班， 他上白班。 我发现她面色潮红， 我问护士她发不发烧， 护士说她体温正常。 大约晚上8时左右， 我感到她肯定发烧，脸色通红， 用手触到她脸上感到烫手。 我立即请护士测量体温， 果然， 102度， 发烧！ 护士说：“我马上给她退烧药（Tylenol).” 我说：“慢！ 我想见你们的值班医生。” 她就立即打电话， 告诉值班医生病人家属想见他。 约有半个小时后， 一个年轻的医生来到病房。我告诉他病人在发烧， 我要求他解释发烧的原因， 并且， 入院后做了这么许多检查， 我需要了解其结果。
他告诉我， 生化检查只见血液浓缩， 未见其他阳性发现； X胸片检查结果隐性， 颅脑MRI发现有遗留中风痕迹， 不过不是新鲜的。 现在，还不能确定发烧原因， 还须做进一步检查。因为“梅”有些咳嗽，他重新做了胸透；又取了尿样做培养， 因为插了导尿管怕有感染， 此外， 又抽取大量的血液（约有几十毫升）， 我问护士为何抽取如此大量血液， 她告诉我要做抗菌素的药敏试验。 从8时怎么一折腾， 到晚上12时才安静下来。 “梅” 一直昏睡， 我， 又坐等天明。
第三天白天， X胸片显示肺底部分有炎症，明确是由于肺炎引起的发烧， 给她用上了抗菌素。 大约又过了三天， 慢慢退烧， “梅”的精神也显得有所好转。但她无力站起， 更不用说走路。 由于床上睡了多日，防止褥疮发生， 护理部来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专门检查褥疮。 检查还是很细致的， 从背部， 臀部， 到足跟部都做了详细的检查。 没有发现有褥疮的生成。 他们通知管床护士， 每隔两个小时要给她改换睡姿， 但事实上没有做到每隔两小时更换睡姿， 由于没有褥疮， 我也没有和护士计较。 由于她不能站立， 无法洗澡，每隔两天给她擦澡， 换衣。 拔掉导尿管之后，尿片湿了随时更换。 由于“梅”意识缺失， 她根本不知道是否排尿，不会主动要求护士帮忙处理。 所以， 像她那样的脑退化病人最好还是有家属陪伴。
几天之后， 在我们要求下换了一个病房， 这个病房比原来大多了，除了病房之外， 还有一间会客室，会客室里有一只长沙发， 夜间陪客可以在沙发上睡觉。 我一共赔了8个晚上， 到最后的一个晚上出了点故障。 那天下午2时左右， 护士通知我她的肺炎基本痊愈， 要转到6楼老年精神病房， 给她一些体力和智力上的康复训练。
护士将她从床上抱到一只轮椅上， 推着她向电梯走去。 刚刚走在4楼的走道里，特然“梅”发生全身抽搐，头向后仰， 角弓反张， 眼球上翻，手脚不停大幅抖动，大约有5 秒钟自行停止。 间隔2分钟又来一次。 这下真把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癫痫发作。 “梅”当时语言功能已经全部丧失，在癫痫发作时她勉强挤出一个字来“怕！”。 我眼泪都掉出来， 抱住她的头喊着“别怕！ 别怕！”但我无所作为。手推轮椅的护士也手足无措，她说暂时不能转送上六楼， 回病房！ 然后， 她立即通知医生， 请医生来病房处理。 5 分钟之后， 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来到病房， 就问了我一句以前是否有过类似情况发生， 我说没有。 她也没有做任何检查， 只告诉护士她会给病人加用抗癫痫药物， 只此而已。我想大概脑退化病人经常会发生癫痫， 所以医生也并不紧张。
当晚陪伴“梅”， 我就睡在套间的沙发上， 睡到半夜， 我听到一阵咳嗽把我惊醒。 我极怕她再发生类似下午的癫痫， 急忙在沙发上从平睡的体位一跃而起，顿时我感到一阵眩晕， 站立不住，自己很快意识到，位置性低血压造成暂时性脑贫血。 我赶快躺平，好在“梅”并没有发生癫痫， 我比较放心就没有敢再起床。 只待到天亮， 我缓缓起床，刚跨一步，差点跌跤， 还好傍边有只椅子， 我的手紧抓椅背， 才稳住自己。 我感到眩晕， 走路不稳， 连忙打了个电话给我儿子， 要他快快前来接班， 我得回家休息。他到医院之后劝我先去急诊室，我感到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休息而不是去急诊室， 我勉强开车回到家中，稍稍吃了点东西就上床睡觉， 一直睡到下午2点才醒来。 同时， 我要儿子连上夜班， 我可以再休息一个晚上。 也许， 我陪了8个晚上， 睡眠不足引起眩晕也是有可能的。 经过白天晚上的休息， 精神明显好转， 走路也不再有不稳的情况发生。
经过两天的观察， “梅” 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 护士确定可以转送到6楼， 这是一个老年精神病区。 这里有一些特殊的治疗项目， 比如训练应答， 训练走路， 加强肌肉强度等等。 这里病区大门是关闭的， 进入病区是要得到允许的， 另外， 也不能再陪夜了， 探视也只有在规定的时间。 又经过了3-4天， 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梅”可以出院了。 我要了一辆救护车，很方便把她转送会Nursing Home。
这次陪“梅“住院， 感触良多。 首先，感到UAB的教学医院要比这里正规得多，每天早晨的查房都由上级医生带领实习医生和学生， 解释病人的病情。 实习医生和学生可以提出问题，上级医生给予解答， 或进行临床讨论。即使在国内的教学医院也是如此。 这个医院虽然叫“UAB Medical West”， 其实原来是一个教会医院， 被UAB收购过来的。 每天的医生查房不像UAB那样认真，好像走马观花一样， 转一圈，2- 3分钟了事。 其次，“梅”的发烧是我最先注意到的， 护士原想简单地给她用退烧药就算了事， 是我坚持要医生解释发烧原因才有了后来进一步的检查， 明确是肺炎。还有，如果像“梅”一样， 神智不清， 或昏迷的病人， 最好有家人陪伴， 因为在紧急情况下，这种病人无法呼叫护士， 毕竟， 护士不能24小时都在病房守着病人。这次陪伴“梅”急症住院，给我一个启示， 不要迷信美国的医疗条件， 不是每个医院的医疗服务都很到位的， 还是教学医院比较正规。当然, 在美国看病要比在中国方便得多, 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对所有体弱多病的老年人，肺炎都很可能危及生命，何况是梅这种无清楚意识、又不能说话的情况。多亏有你的细心照护，发现异常，及时与医生交流，梅才能逃过这一劫。真是辛苦了。
读完此文不由得悲从心中来：晚年没有亲人在身边可咋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