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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的最后八年是在UAB的儿童医院度过的。那时， 她已经是Research Associate了。 老板是一个儿科医生，S博士。 他对一支肺炎病毒感兴趣， 此病毒可以引起小儿肺炎， 死亡率极高。 临床医生搞科研， 一般对于科研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手段并不熟悉。 他把实验室交给了“梅”， 她除了进行必要的实验以外， 还要管理好这个实验室， 从采购简单的设备， 订购实验试剂， 经济上的预算，以及帮助进修生做一些基本的实验，等等。 S教授挺和蔼， 对于“梅” 高度信任， 给予“梅”的能力极高的评价。常说他很幸运， 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开始，实验室就只有一个老板，一个“梅”， 挺简单。 老板放手，加上“梅”的尽力， 使这个实验室慢慢地走上正轨。 S 博士前后又从英国，智利，中国招来一些免费的进修生为他工作。这些进修生一般都是医生，对实验并不熟悉，所有的进修生都由“梅”手把手教他们基本实验。“梅”和这些进修生关系良好， 他们对“梅”也十分尊重。 尤其来了中国的进修生， 在工作之余， 聊聊家常，增加一些中国元素，使她精神上有所放松。应该说来， 十分幸运， 她得到这样一个工作环境。
开始几年，她精明， 记忆力超强，即使样品已存放了多年，只要老板开口，不用翻看笔记本， 能快速地，精确地拿到老板所需的样品。每逢这种情况， 老板总是赞不绝口。
实验设备有时需要维修，“梅”总是和设备科联系，自行解决，不用老板操心。 上面讲过新来的进修生对本实验室的基本实验不熟悉， 总是由“梅”带着他们做。 老板希望开展一些新的实验， 一概由她试做，她总尽力而为。
老板对她的信任，进修人员对她的尊重， 科研上的压力又不很大， 忙是忙了点， 但忙得她很开心， 她本来就是闲不住的人。这种情况大概维持了6年。
最后两年中，她的记忆能力逐步减退。 开始只是记亿不清， 需要翻翻笔记本。 没有人会注意到她记忆能力有问题。 后来， 有些她自己存放在冰库的样品， 要花些时间才能找到， 这也是常有的事。慢慢地她开始埋怨自己， 有些该记住的东西老记不住。 我就宽慰她：“年龄大了， 人人都一样， 记忆力总要衰退的， 别放在心上。”
在家里常常找她的眼镜， 临出门上班或出门旅游时， 眼镜找不到不能上车。 有时我已经把车发动了， 不得不熄火， 下车帮她找眼镜。 有一次找来找去找不到， 她从楼上找了下楼来， 我从楼下找了， 准备上楼去找，就在楼梯口遇上， 哎！ 眼镜原来就带在她脸上。其实， 已经显出了疾病的先兆，我忙于工作， 加上对她以前的记忆能力的信任，始终没有往疾病上去考虑。
有一天下班后开车回家，在路上她对我讲：“不知怎么搞的， 今日老板问我一个问题， 我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他问了些什么， 更不知如何回答。”她显出了无奈的神情。以往，她一般都显示强势的一面， 那天看上去她显得无能为力。
我说： “‘梅’，你快66岁了，该退休了。 你已经辛苦了一辈子， 为这个家做出了贡献， 该休息了。”她很平静地问我：“申哥，你呢？”
“你先退，半年以后， 我也退。 我们可以到处旅游， 天天逍遥， 成天摄影， 享受生活。”我比她小半岁。
“我说过， 那怕走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你伴着我，我就安心。 你愿意退，好！ 我们退吧。”她同意了！ 一反她执拗的性格，原来她对工作近乎有点偏执狂。
我们在车上这段话，离她满66岁还差一个月。 她提交了退休申请上去， 老板很快就同意她退休了。一个月后， 她正式退休了。
在离职的欢送会上， 隆重而热烈， 他们系里不仅把一间会议室布置得深红浅绿，几乎系里所有和她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来为她送行。她也高兴地应付所有的来客，许多人为她拍照留念，祝贺她光荣退休， 解甲归田。 我手中拿着一杯香槟， 慢慢地呷着， 他的老板走过来对我说：“你太太和我一起工作了八年，为我的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感谢她！ 希望她退休后生活愉快。 我顺便告诉你，一年前开始，我发现她记忆力有明显衰退。” 他是个医生，由于职业的敏感性， 可能已经感觉到“梅”有脑退化的可能，但是没有和我直说。 我也没有认真地听他的含义， 只应付着说：“是啊！ 我也有点感觉。”
真正感到“梅”的记忆有问题，有脑退化可能性，我不是第一人，而是她的老板， S博士，尽管我天天和她生活在一起。
近两年来， 我感到严重的不是她的记忆力的衰退， 而是性格，情绪上的变化。 她有时激动，有时沉默，有时兴高采烈， 有时长吁短叹，情绪上的变化十分强烈。我总是设法给她一些缓冲，看她情绪低沉，和她一起上电影院看个喜剧片， 或陪她去商场挑选她喜欢的衣服， 也常常去餐馆品尝异国风味（她喜欢法式餐厅）。有一次去堵城（Las Vegas)一家法式餐厅， 吃到一只法式烤鸭腿， 和一只法式酥皮洋葱汤兴奋不已，对我说：“为了吃这两样东西我们值得再来玩一次。”后来回伯城后常去植物园内的一家法式餐厅，但味道就远不如赌城那一家。
一般在我努力之下， 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但这仅仅是疾病的早期， 到疾病的晚期，即便我十分努力让她高兴也不管用了。 实际上， 这种变化正是脑退化症的前奏。在没有认识到她有脑退化症之前， 有谁会去查阅有关医学文献， 或教课书呢。而且， 我总以为， 这是女性的生理变化，即更年期所引起的性情波动。 回想起来， 我感到内疚， 感到是我的失误， 我没有及早地给她作出诊断。
其实， 即使早期症断， 早期治疗， 最多延长了她的发病期， 并不能避免这一场劫难。
我选择了室内安放的那种, 连遗体告别仪式, 一共花费约$16,000.
以前好像听说你在UAH，看此文，你夫妇原来在UAB工作。
你认得81年前后起在UAB的原北京儿童医院医生陈国凤（英文名大概是Doring Cheney）吗？
如果人生重走一遍，你是否会选择早点退休享受生活呢？退休后为什么不回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