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剥夺他人尊严的人，都不可能是个体面的君子。
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军人子弟，他的父亲大概很早就退伍了，所以没有领到太多的长俸和福利，后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辛苦。
虽然贫困，但他家的桌子总是擦得一尘不染，厕所地板亮得反光。每次到他家吃饭，我都震慑于老伯伯一口洪亮的山东腔，以及他那威严的仪容。
而他的孩子，我这位同学，尽管一身旧衣早就洗得发白，却永远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最近偶尔忆起童年往事，念及他家那极尽简朴的陈设，窗明几净，堂堂正正，我才赫然想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清贫”。
清贫，也就是贫而不贱，且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气。这种人穷则穷矣，然尊严所在，绝不容人轻视贬抑半分，不食嗟来之食，不以媚色示人，任何人见他，都还得敬他三分。
幼年在台，成年在港，我都曾见过不少这种清贫寒士，或者是朝气勃勃的菜园老农，或者是精神抖擞的焊铁工人。他们面目明朗，好像自己正在干一件天下间顶重要的事似的。
上个月我与陈丹青先生参加一场活动。活动快开始了，门外还站着一大堆人。陈丹青问场地经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者说是为了安全，不能让人人入场。进得会堂，我们发现空间其实多的是，于是陈先生出去交涉，要求放人进来，我则请前排观众一起挪椅子，好腾出位置让其它人有地方站。
正当大家开始动手搬座椅之际，现场的保安人员突然用手按住站起来的观众，同时大喝：“干什么！统统不许动，回去！回去！”态度相当粗悍。不论我如何解释，他们亦充耳不闻，场面开始变得有点混乱。
然后管理人员闻声而至，看看里头究竟在闹什么。动气的我告诉经理：“你的保安骂人呀！”于是她对着一位保安随手一指：“你！撤！”这时，一位冷静的观众适时指出我的错误：“他并没有骂人。”
没错，那位保安的确没开口骂人，他只不过是气势有点凶、语气有点暴罢了。说他骂人，只是我自己实在看不惯。然而，我又怎么会看不惯呢？全国各地，这类保安人员的粗野言行我早就碰到过不知多少回了。他们似乎只有两种态度，不是对着贵客恭敬行礼，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声色俱厉，几乎没有任何中间地带。
又有人提醒我，城里这些保安多半是农村来的民工。我也晓得，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每次遇到问题，他们只能依照上级指示维护“安全”，不敢自己做主变通。
因为他们从来不被赋予这种权力，他们的工作就是听话。每次执行任务，他们的方法往往就是高声斥喝越出界限的人群，甚至动手拉扯不守规矩的家伙。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其它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因为或许他们自己平常就是被人这样子对待的（我想起了那一声“你！撤！”）。
几天之后，我在一家餐馆晚饭，去洗手间的时候路过一间房门半开的包间，里头传来阵阵怒吼。我本能地走慢几步，看见房里一位喝红了脸的人正在痛骂一个低着头的服务生，他叫道：“我这身衣服你赔得起吗？你老板还得叫我大爷呢！你这XX混蛋！”我马上就想起那天那一位尽忠职守的保安，不是因为他当时的态度很接近眼前这位“大爷”，而是他的样子很像这个吓得缩起了身子的服务员。
两年前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目叫做穷人的尊严与不羞辱。他认为贫富差距的恶化，使得很多弱者根本连饭碗都很难保得住，更不用说要保住自己的尊严了。
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够维护他们吗？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嫌贫爱富的时代，城市主流如此，甚至连公权力也是如此。在车站广场前驱赶民工的公安可曾显示过尊重？在街道上追打小贩的城管可曾表露过善意？这种分野还不只是权力与财富的区别，更是尊严分配的区别；穷人与弱者的尊严，就和他们的财产一样稀缺。
然后，无情的市场竞争就进来了，情况只有变得更坏。
有意思的是，尊敬一定是双向的：“以敬待人不能单靠命令就会自动出现，它还是种互相承认。互相承认则需要协商的存在，它涉及个体人格与社会结构的庞杂性”。用大白话讲，这就是面子。
当那位“大爷”觉得服务生不给自己面子、因而当众羞辱他的时候，他也许不知道这种粗暴本身就是很丢脸的行为。弱者饱遭欺凌，并不表示欺人的强者就因此得到尊严；恰恰相反，尊严与面子是人际的舞蹈，任何一个剥夺他人尊严的人，都不可能是个体面的君子。
难怪这个社会不只再也看不见“清贫”，而且连“富贵”也几近消亡。富贵也者，既富且贵；今日中国有多少富人身上带着贵气呢？
所以我愿意为孙立平的观点添上一笔注脚：
除了穷人与弱者，现在的富豪和强者也不见得很有尊严。
孙立平：穷人的尊严与不羞辱
在一个贫富分化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当穷人与富人的分野已经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存在的时候，穷人的尊严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了。在最近的感恩门、穷人富人关系等事件或问题的讨论中，穷人的尊严成了一个不断浮现出来的话题。
穷人的尊严首先是一个现实的而不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穷人也应当有尊严，社会应当维护穷人的尊严，在道理上，这似乎都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但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毋庸置疑的道理，在现实中却在不断遭遇问题。这就是穷人尊严问题的现实性。
一位自称也是出身穷人的博客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穷，但我也是有尊严的！”这种曾经的自励，现在已经褪色成了一种自慰，一种自嘲，甚至是一种自欺、自悲。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观念不断飞跃的现代社会，“生活不相信眼泪”已全然不是台词，“穷人的尊严”已经大面积贬值，甚至根本没有价值。一个在社会贫困底层心力交瘁挣扎不休的穷人，倘若站出来要高呼“尊严”，是断断不能赢得半点敬重的。要得到些许怜悯还需躬着背做出一付乞讨相，否则只能引得旁人一片嗤笑冷眼，或是一付逗猴般的神情唾骂一声：“神经病！”这段话可以说概括出了穷人尊严问题在现实中的真实遭遇。
穷人尊严的脆弱，无疑来自社会为其留下的能够维护尊严的空间的狭小，甚至是有意无意的羞辱。评论家何三畏先生提出一个观点，穷人需要一个保底的尊严。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有感于来自社会的这种羞辱。他举的是一些商场或厂家策划的以优惠价卖鸡蛋，结果，在商场里，许多人包括许多老人仅仅为了买几个便宜的鸡蛋就挤得一塌糊涂，尊严尽失。其实，更有意的、更赤裸裸的超越底线的羞辱也并不鲜见。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讲的是他自己的经历，即有钱的老板请他到洗脚城洗脚，令他目瞪口呆的是，盲妹竟用舌头舔脚。“张老板把另一只脚抬起，在哪个小姑娘的脸上随意的蹭来蹭去！小姑娘很不舒服，但还是用力的吮吸着他的脚趾。把脚趾全部吸吮完成以后，小姑娘可能口干了，从胸前掏出一个水袋喝了几口。并用牙齿轻轻地在脚后跟上轻咬按摩”。这样的羞辱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但更让人深思的是背后冷酷的逻辑：没有这样的服务形式，这些双目失明的女孩就可能连生活都维持不了。
徐贲在介绍马格利特《正派社会》一书时，用了这样一个说法，“正派社会与不羞辱”。马格利特把“羞辱”定义为“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马格利特忘记说明了，一个羞辱的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强制使被羞辱者接受羞辱，并对不接受羞辱者有能力进行惩罚的社会。前些年在南方某外资企业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外籍老板强令打工者下跪，几十个工人都跪了，只有一个人没有跪，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愤然离去。人们都会知道，如果这个离去的人不主动离去，结果将会是什么。这就是羞辱本身具有的强制性力量。中国自古有句名言，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实际上真要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这样的原则，是很困难的。如果上述打工者的家属要依靠他的工资糊口，他的孩子要依靠他的工资上学，事情就远非是一个气节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个他个人的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弱者本身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显然是不现实的。
上面所举的舔脚的例子也许是极端的，甚至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社会中的那些渣滓所为。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这样极端的、无意识的、散射性的羞辱则是更加常见的，有时这种羞辱已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仪式。
日常性的羞辱往往与嫌贫爱富、势利、歧视等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往往与社会不公平联系在一起。最值得引起人们警觉的是，嫌贫爱富、势利、歧视等这样的一些字眼儿，又不时与公权力相联系。有人曾发现某大都市公安网曾刊登出一幅公告，公告是漫画形式，题目是：露宿街头勿同情。漫画上是两个时髦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驶过上海城郊地带，看到路边的无家可归者，女的说，“这些外地人真可怜啊！”。男的说，“小芳，你不能同情他们，他们露宿街头，影响我们城市的文明形象。”漫画下面的提示是：在车站码头、高架桥下或偏僻路段，以及城郊结合部地区，露宿着一些拖儿带女的外地来沪人员。他们衣衫褴褛、脏乱不堪、好逸恶劳，靠拾荒、乞讨混日子，严重影响了大城市的文明形象，给这个城市治安带来了很多问题。公告最后提醒市民，对此类人千万莫同情，不要给予施舍。在这里，公权力的嫌贫爱富表露得淋漓尽致。
现在人们经常议论势利的问题，并指势利在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病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势利在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一种市井文化。大学在为企业造势，政府在为企业家护航，官员见到富人笑脸相迎，媒体对社会中的富人充满溢美之词等等，但在另外一面，则是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的冷漠甚至不屑。而且，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不时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对某些特殊群体给予特殊的照顾甚至赋予某种特权。有的公安机关明确提出为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有的省公安厅为企业家专门开设24小时热线，有的对投资人子女入学实行加分照顾，有的甚至政府明文规定，对投资超过多少的企业家交通违规从轻处罚。对强者和富人的特殊照顾甚至提供特权，同时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的歧视与羞辱。政府所要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而这种公共服务是以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主体为基础的。
羞辱存在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社会对穷人的看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对穷人的看法，至少无意识的羞辱是无法避免的。就此而言，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的穆罕穆德?尤努斯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机会。尤努斯是因小额信贷而获奖的，但它的真正的成功，是对穷人的尊严已经这种尊严的力量的发现。尤努斯认为，贫困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只要给穷人机会，他们就可以致富。他甚至认为，任何人都具备企业家精神，甚至是一个乞丐，他也具有企业家的潜力。但问题是，他们往往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许多金融机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他们不会把钱借给那些没有担保、不具备任何还款能力的穷人。这就造成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尤努斯所致力的小额贷款，本质上是一种对穷人的制度性支持。而这种制度性支持又是与穷人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尤努斯在调查访问中看到，很多贫穷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往往身无分文，她们没有担保人，没有抵押品，无法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得到哪怕是几十美分的贷款。于是他创立乡村银行，在小额贷款的实际运作中，坚持不用抵押、不须担保，向处于生活危难中的穷人、大多是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他有一句名言，穷人的尊严就是他们的担保。事实是，乡村银行不仅使500万赤贫的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乡村穷人改变了生活困境，有尊严的活下来，而且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银行不但顺利能运做还有赢利和业务拓展。
反观我们的社会，不仅是对穷人，就是对相对意义上的弱者，歧视与不公平也无处不在。现在许多人在谈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简单说就是钱多了。但在流动性过剩的另一面，众多的中小企业却缺乏资金支持，更不用说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有数据表明，近5年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比重只有10%左右，国内81%的中小企业一年内流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60%没有中长期贷款。而正是这4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中国近六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七成左右的城镇就业机会，研发了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专利和新产品，对税收的贡献也占到近五成。
可以说，穷人或弱者的尊严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社会公平，而这种社会公平首先来自于公权力。
来源：梁文道《清贫已少见 富贵近消亡》 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由复旦人文课fudan_renwen（咨询电话：李老师13917693629 ）整理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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