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山陇西郡

宁静纯我心 感得事物人 写朴实清新. 闲书闲话养闲心,闲笔闲写记闲人;人生无虞懂珍惜,以沫相濡字字真。
个人资料
  • 博客访问:
文章分类
归档
正文

Complimentary East - West

(2017-03-11 16:12:49) 下一个

中西方 -互通有无,相互补充

已有 11 次阅读 2017-3-11 16:05 |系统分类:海外观察    推荐到群组

China and West exchange, compliment, compartmentalize each other - 中西方 -互通有无,相互补充 Reading the following two articles got me intuitCively think co-habit model of humans like ecology and system.  Competition is a waste ! Arm race is a killer for all - all peace-lovers should stand up against arm race !

##

转载]最初相互印象:美国人谦卑恭敬 中国人宽厚                            

已有 114 次阅读2017-3-11 05:32|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推荐到群组

 

中美国民最初相互印象:美国人谦卑恭敬 中国人宽厚


来源:澎湃新闻网

 
 

核心提示:山茂召在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提到:“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田甜,原题:《第一艘从美国驶来的航船:中美贸易是如何开启的》

1784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帆船由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驶向中国,打开了中美贸易的大门,而这一年正是乾隆四十九年,也是中美贸易开启新纪元的一年。

第一艘来自美国的航船

清朝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将原来的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只留广州一处口岸进行对外交往。当时在广州经理贸易事务的是广州十三行,管理进出口广州的货物,西方各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无不在此地进行。

以往美洲对于亚洲东方的认识主要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往波士顿口岸运茶叶的船,以及海上的海盗们。进入美国的中国货物则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而美国自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就迫切希望能够直接进行对华贸易,但在独立战争后能够到达亚洲的美国人屈指可数。

发起“中国皇后号”来华的建议是一名叫做约翰·雷亚德的传教士,他原本是北美开往英国的一艘名为“决心号”航船上的伍长,看到美国西北海岸的商人将六便士的皮毛以一百元的价格卖给广州人时,他便极力劝说美国纽约、费列得尔菲亚和波士顿的商人进行对华贸易。1784年“中国皇后号”终于起锚,但是他的发起者雷亚德却并没有参与其中。“中国皇后号”商船是由费列得尔菲亚的纽约商人购置的,船长曾经在独立战争时指挥过巡逻工作的武装民船,航海经验丰富。船货管理员山茂召是陆军少校,在独立战争中战功显著。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帆船在纽约港起航,它经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终于在8月28日进入广州黄埔。这次航行最初载有12万美元的货物,包括473担人参(折合40多吨)、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胡椒、476担铅、361担棉花及43名船员。中国对于这个远来的航船非常友好,尤其是美国商人的谦卑恭敬与傲慢的英国商人完全不同,这给中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山茂召将航行的情况记录下来,回到美国后将广州的情形和对中美贸易的展望写成长篇报告,交给外交部长,议会顺利选举山茂召作为驻广州领事。

山茂召在写给华盛顿的信中提到:“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高兴。”1785年“中国皇后号”回到美国,船上的中国货物立即被抢购一空。“中国皇后号”商船事务长约翰·怀特·斯威夫特(他也是费列得尔菲亚的商人,是“中国皇后号”出资人之一)兴奋地说“中国人的新奇玩意儿吸引了整个城市的人来看我们……我给妻子的丝绸会让妈妈和姐妹都感到羡慕”。巨大的利益驱动导致更多的航船在美国起航,驶向东方。

事实上,在“中国皇后号”返回美国后不久,“智慧女神号”商船就载着满船的茶叶归来,曾经为“中国皇后号”出资的商人罗伯特·莫里斯买下“智慧女神号”的整船货物,并且十分看好对华贸易的前景。中美贸易的航路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通航口岸有纽约、费列得尔菲亚、波士顿和巴尔的摩以及马萨诸塞等,先后有“华盛顿夫人号”、“哥伦比亚号”和山茂召主持建造的“马萨诸塞号”等商船来往于中美之间。

“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贸易新纪元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的美国,刚刚脱离被殖民的命运,在经济实力上远远无法和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英国相比。但拥有优秀的航海技术和勇敢的冒险精神的美国船员足以媲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航海大国的船员。美国来往中国的船只大多是吨位较小的,商人自筹的小型船只。搭载7个成年人和两个儿童的“实验号”商船成功往来中美,另有“希望号”商船仅有77吨,而1803年载有一万多张海豹皮抵达广州的“香客号”也仅有六十二吨。美国水手出色的航海技术使他们驾驶着只有英国商船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大小的航船,也能顺利到达。对华贸易的巨大利润是美国商船乘风破浪的动力,在鸦片贸易之前,毛皮贸易是扭转中美逆差的重要贸易手段。与之前的人参贸易相比,皮货贸易更能满足美国易货贸易的需求。美国来华贸易换回的重要货物是茶叶,而且他们将茶叶由一种奢侈品变成了普通家庭的消费品。1792年,中美通商尚不到十年,美国在中国的贸易额便跃居第二位,仅次于英国。

美国对华贸易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鼓励和商人的支持,来自中国的货物一直在美国大受欢迎,其中茶叶和瓷器更是备受青睐。就以茶叶这一项货物为例,美国政府一直坚持茶叶低税率的政策,对于美国开往中国的船只征税较低,还允许办理保证手续延期交纳茶叶税。商人非常热衷于进行对华贸易,去往中国的“中国皇后号”就是商人集资购买的,并且在中美政府之间还没有官方正式往来、签订外交文件时,商人一直充当驻华领事的身份,他们被称为“大班”,管理美国对华贸易。

美国人谦逊礼让的态度给中国官员和商人留下了好感,这对于中美贸易能够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中美贸易中一直存在货币和税收等矛盾,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国商人坚持和平方式解决矛盾,遵循中国的制度规则。来中国的很多船员是美国北部人,来到中国,对黄色人种没有歧视,“并且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私人关系是互敬的关系,甚至是爱慕的关系”。(泰勒·丹尼尔《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廣译)

“中国皇后号”来华开启了中美贸易的崭新时代,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两个土地广袤、物产丰饶的大国终于能够互通有无,至此之后中美之间贸易量激增。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以往只能够通过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转运至北美,数量有限并且价格昂贵,美国打破英国的贸易垄断,促进了中美之间的直接交流。当美轮美奂的中国瓷器和神奇的东方树叶——茶叶进入美国的大街小巷时,中国也随之进入美国人的视野中。美国总统华盛顿就对中国的货品尤为喜爱,曾经托前往中国的商船订购瓷器。来往于中国的美国船员将中国的风貌和情况介绍到美国,加强了美国对于中国的了解。“中国皇后号”开辟了去往中国的航路,激励了一批批航船前仆后继的驶向中国,在中国建立众多商行,其中著名的旗昌商行一直到美国公使顾盛来华时还在运营。这些商行的经理人和船员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信息和依据,为美国对华政策指明了方向。山茂召的航海日记是那个时期美国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风俗和文化都做了详细描述,他带来的中国印象颠覆了以往人们从马可波罗那里得到的对于中国的认识,也奠定了美国对华认知的基调。

在中美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美国后来无力用银元支付中国货品,逐渐效法英国,铤而走险到中国贩卖鸦片。虽然美国人贩卖鸦片的数量和频率上都远比不上英国,但也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鸦片贸易流毒无穷。在同中国贸易的过程中,一口通商制度也越发不能满足美国的需求,渐渐地,美国野心开始膨胀,终于在英国的坚船利炮攻破中国大门之后,美国也跟随英国与中国签订损害中国权益的《望厦条约》,开启了美国作为列强进入中国的时代。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马石庄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75795-1038911.html

上一篇:[转载]贝淡宁:我不是“洋五毛”

 

转载]贝淡宁:我不是“洋五毛”                            

已有 311 次阅读2017-2-28 01:45|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推荐到群组

 

“第一个在中央党校开讲座的外国学者”贝淡宁:我不是“洋五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当贝淡宁放弃香港教职,前往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理论的时候,他的西方朋友都觉得他疯了。2016年,他在新出版的著作《贤能政治》中提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更适合中国,引起了很大争议。

贝淡宁(Daniel A. Bell):政治学者,生于加拿大,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多年,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成名作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后来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哲学、社群主义、儒家。2016年,出版著作《贤能政治》。其他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

在北京市东城区二环内的一座四合院,身材纤瘦、个头高高的贝淡宁打开了自家的大门。他拿着一千元出头的乐视手机,穿着深色中式立领服装。

这座院子的房檐被重新上过漆,保存完好。会客室承载了客厅、餐厅与厨房三项功能,除了开放式厨房中的欧式橱柜,其余的家具都有着浓郁的中式色彩。柜子、沙发、茶几、餐桌、椅子,都是统一的深红色,厚重的木料上有着繁复的雕花。

早晨的阳光斜斜照进来,整间屋子都泛着古旧的气息。

贝淡宁趿拉着拖鞋,看起来比较随意。53岁的他有着典型的西方面孔,却能说颇为流利的中文。偶尔不确定某个词的用法时,他原本就不大的声音会更轻,用征询对方的语气来确定自己的语法是否正确。

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时,不会言辞凿凿地侃侃而谈。他常常垂下眼帘,很少直视对方的眼睛;加上常引用儒家经典,贝淡宁颇有些儒家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味道。

在过去的十三年间,这位政治学者一直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2016年,他在新出版的著作《贤能政治》中提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更适合中国,他理想的中国治理模式是“基层民主、中间实验、上层尚贤”。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关注,也引发了争议。

在写这本书之前,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并与中国的官员多次交流。但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基层。

2017年,他拥有了一个新角色——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实践自己理论的新机会,也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他积累“外王”经验的机会。

探寻边界

2005年,贝淡宁到北京的第二年。那年秋天,他第一次走进中央党校作讲座,讲座主题是怎样学英语。

已经有人向他讲过中央党校区别于其他高校之处。他知道,党校内的研究生多数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邀请他去作讲座的是一名党校学生,这位官员学生在他为北大开设的一门课上旁听。这名学生告诉他,在贝淡宁之前,还没有过外国人被邀请到中央党校作讲座的先例。为了使这个讲座成行,他们费了很大力气,争取到了副校长的同意。

贝淡宁在校内看到一群说藏语的年轻女性,这名学生解释说,这些人是西藏未来的领袖。而当贝淡宁这张西方面孔出现在党校的学生餐厅时,很多人看他的表情,用贝淡宁的话说,是“只在中国最偏远的乡下才能见到”。

他在讲座上谈了自己学习语言的技巧。他开玩笑说,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会有帮助。而在BBC和VOA之间,应当选择听BBC,因为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在讲座后的交流中,学生们询问贝淡宁有关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儒学的观点,贝淡宁小心地让自己的回答不涉及政治内容。

这是贝淡宁在中国小心探寻边界的一次尝试。这类尝试的开端,是他选择来北京。

2004年,当贝淡宁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前往北京讲授政治理论的时候,他的西方朋友都觉得他疯了。

贝淡宁于199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系,毕业论文以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写就,题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凭借该文,他在西方学界一举成名。

他的太太是中国人,夫妻俩商讨毕业后的去向,希望能在兼容中西方文化的地方定居,于是他们选择了新加坡。

贝淡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但三年的教职经历并不是很愉快。他回忆说,系主任会审核并规定他的授课内容,要求他多谈社群主义。有的时候,贝淡宁在课上谈马克思思想,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旁听。当地的同事在与他交流时,十分谨慎。合同期满,贝淡宁没有续聘。

他仍然想研究西方思想,但也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996年,贝淡宁任香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在香港的八年,贝淡宁得偿所愿,做了比较研究。在这里,他还有一份意外收获,接触了儒学。身为政治学者的贝淡宁在研究儒学后发现,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正是他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因此,当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贝淡宁欣然接受。他想深入中国内地,进一步研究儒学。另外,作为政治学者,进入全中国最好的学校执教,对他也很有吸引力。在他看来,这所学校培养的都是未来的政治精英。

让他吃惊的是,他向清华大学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获得了批准,并没有曲折的探讨、妥协的过程。他被允许讲授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任何课程

虽然他不被允许开课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但如果他在哲学理论或类似的课程中偶尔提起马克思主义,并阐述自己的理解,并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因涉及敏感话题,他的言论没有被全面刊登,报纸的编辑特意向他致歉,并表示,这些言论可以全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这让他很惊讶。

不过,他仍然严格地自我审查。一名学生邀请他参加一个沙龙,谈论民主话题。贝淡宁咨询身边的朋友,朋友都劝他离这种活动远一些。他后来发现,沙龙实际上是哲学系几个研究生的讨论会,自己多虑了。

第二年,他受北京大学的邀请,在北大开课,同样没有受到太多的干预。而一名来自中央党校的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

第一次课程结束后,这名学生用流利的英语问他,是否可以旁听他的课程。贝淡宁同意了。但他心中略有担心,去问自己的朋友,这个人是否有可能是被派来的间谍,朋友笑他疑神疑鬼。

不久后,这名学生就邀请贝淡宁去中央党校作了上文提到的讲座。

2006年,贝淡宁在美国“左”派杂志《异议者》(Dissent)上发表文章《在北京教政治理论》,他在里面将自己描述成“对于政治正确的边界不清楚的初来乍到者”。

他写道:“如果审查以公开的和表示歉意的方式,如果有别的方式在国内或者国外发表全文,那么对于写作的限制比较容易忍受。如果你曾经有更严厉限制的经历,那么对于教学的限制会比较容易容忍。”

“中国化”

贝淡宁有个妹妹。兄妹俩小时候争论时,总是直来直去。现在,贝淡宁不再这样做,他会想一想有些话怎么表达更得体,他变得委婉。这份委婉,是贝淡宁一点点摸索到的。

刚来中国后不久,他被邀请去做有关社群主义的报告,主办方的一位教授对他的观点作出评论,提出西方的社群主义应被看做西方自由主义的延伸。这恰恰是贝淡宁试图区分开的。他打断了那位教授,说他说的不对。后来,贝淡宁再也没有接到过这位教授的邀请

上他课的学生,不会在课堂上对他提出批评性意见,他们通常选择在电子邮件中表达。有的邮件内容很严厉,但措辞很礼貌。

贝淡宁很快学会了这样的表达方式。

在北大的政治理论课上,他和一名教授合作授课。对方会说,需要补充一些贝淡宁所说的东西,然后开始批评贝淡宁的观点,接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贝淡宁也会说,自己同样想做一些补充。就这样,双方开始有礼貌地争论,在这样的争论中把对方“撕成碎片”。在这个过程中,贝淡宁从来不会直呼对方的名字,一直称呼他“老师”。

身为教师多年,贝淡宁明显感觉到,这个称呼在中国收获的社会地位,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他提出过一些很有趣的观察结论。比如,教师证享受全国各地的一些旅游优惠,他觉得,这是国家正式承认教师社会贡献的方法。每年的9月10日是教师节,学生常常给教师送花,校园便道两旁都是卖花的人。

他当时的汉语还没有那么流利。课下,他会让自己的研究生帮他学习古汉语。当他提出要给学生付出经济报酬时,学生怎么都不同意。他后来也理解了,教师付钱给学生,与中国社会对师生关系的认知相差太远。

对贝淡宁来说,公私生活的界限模糊了。他和学生单独见面的时候,需要询问学生的生活和家庭成员情况,因为他所观察到的教授都这么做。学期结束时,他邀请学生到他家做客,学生也会问许多关于他的家人的问题。

在课堂上,他习惯于尽量不让自己的观点影响讲课内容,而让学生自己辩论,自己作出判断。但这样的做法让中国学生失望。他们一再提问,希望老师能发表权威意见。

贝淡宁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魁北克省是众所周知的北美地区法国文化中心,官方语言是法语。贝淡宁的母亲说法语,信奉天主教。而贝淡宁的父亲是犹太人,母语是英语。这份文化冲突伴随着贝淡宁成长。后来,他娶了一位中国女性,开始适应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事实上,他有时会带着“中国化”的思维回到加拿大,并有些不适应。他在过去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和自己的母亲告别时,母亲送他到家门口就转身了。对已经习惯了中国送客方式的他来说,不能理解母亲为何不送自己去机场

当然,被儒学影响的他也有遗憾。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远在中国的他,无法在母亲生病的时候照顾她,在床前尽孝的,是他的妹妹。

与官员对话

在北京的长城附近,贝淡宁面对同处一室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中国,招聘和提拔政府官员的过程中,评判能力和品德的标准是什么?

这是2012年5月,贝淡宁被中联部邀请,参加首届和平发展论坛。和他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等二十余位中外学者。

在论坛的最后一天,学者们受邀与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对话。

从成为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到参加这次和平发展论坛,八年间,贝淡宁的政治制度理念发生了变化。

在香港时,贝淡宁及身边的人仍然倾向于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他们争论的焦点往往是怎么样能更好地抵达这个目的,但从不会有人质疑这个目的本身。

而到了清华大学,身边的同事、朋友更多地在讨论贤能政治,包括怎样甄别领导人,领导人身上的什么能力、品德更加重要。

贝淡宁知道,中国对政治制度的讨论当然不会同于西方,但他过去最多只是用儒家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真的置身于这个舆论场中,周围的人都在探讨自己从未思考过的某个问题,感受就不同了。

他说,自己到北京后,逐渐更正了自己自小受到的政治价值观的教育,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把握主流价值观,方法论就不一样了。”他说。

过去,他研究政治哲学,主要还是接触学者。但到达北京之后,他通过一些场合结识了官员,与他们讨论,并与其中的一些人有了私交,私下的讨论也就更开放一些。

他非常欣赏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潘岳。他们相识于七八年前,那时的潘岳是环保部副部长,他们二人讨论环保、教育、恢复经典等问题。贝淡宁认为,这些讨论让他深受启发。

类似的接触、观察、讨论与研究,帮助贝淡宁陆续出版了新作,其中,在中国出版的有《超越自由民主》《中国新儒家》等。

他在《超越自由民主》中提出,选举制的民主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选举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倾向于关注公民利益,而忽视外国人的利益。小国家的领导人这样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像中国这样大国的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会影响世界。他认为,就中国而言,有理由期待有比西方国家运转更好的模式。

他观察中国的执政者正在复兴一种精英文化,包括挑选优秀的学生,鼓励他们入党。他认为,应该对此进行更多体制上的试验,然后推广到全国。

或许是他的立场与观点被关注,如前文所述,2012年,贝淡宁第一次参加了有高层领导人出席的会谈。他对这位中央高层的提问,可以看作是对自己贤能政治理论的验证。这位领导人回答说,官员选拔的标准取决于政府层面。在基层,与民众的亲密联系十分重要。在高层,重点会更多地放在理性思考能力上,因为干部需要考虑多样因素。另外,这位官员还提到了关心民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以及廉洁自律。

这位官员向贝淡宁举了个例子,谈有关中央某部秘书长的选拔程序。在提名程序之后,获得最多提名的十多个人会进入笔试阶段。笔试后,前五名进入面试。面试由部长、副部长和大学教授组成的考核小组主持,为秘书长工作的普通官员也可以监督整个面试过程。前三名会进入下一轮,由人事部门率领的考察组考察他们的政绩及品德,后者是重点。前两名再次胜出,由12名拥有投票权的部长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投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8票。如果第一轮投票无法达到所需票数,部长们会持续讨论,直到三分之二的人对某一个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

贝淡宁认可了这个回答。在四年后出版的《贤能政治》一书中,他记录了这段对话,并专门用了一小节来探讨这个问题。他评价说,西方所认为的用同一个选举过程——民主选举来选拔各级政府领导人,过于简单化了。中央层面的领导人确实需要高超的能力和品德,政治选拔体制应该对此予以设计。这也恰好是他所认为的贤能政治的核心:低层民主,高层贤能。他将之描述为“中国模式”。

自2012年后,贝淡宁每年都会参加一次中联部组织的针对外国学者的座谈会。某一年他恰好在国外,错过了与王岐山的会面。他后来想,如果再见到王岐山,他一定要问问对方,解决腐败的问题,是用法家的方式还是用儒家的方式。

贝淡宁所持有的学术理念,让一些官员了解到,他并不是找麻烦的人,这些人愿意和他探讨问题,尤其是在吃饭喝酒的时候。

贝淡宁发现,这大约是中国特色,官员平时相对谨言慎行,但在喝酒时却非常开放,愿意讨论一些话题。不过,因为酒量不好,他常常在第二天醒来时,就忘记了头天晚上的细节。

“洋和尚”的“投名状”?

一次,贝淡宁受邀在复旦大学作讲座。讲座后,一名学生对他说了些不客气的话。贝淡宁不愿意对《中国新闻周刊》复述当时的场景。他只说,自己还不够理性,但尽量控制住了自己。

不难想象这名学生说了什么。至今,仍有人这样评价贝淡宁:“洋五毛”。

《贤能政治》一书的译者,是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吴万伟。在译后记中,吴万伟将贝淡宁此书归类为“吃力不讨好型”。他认为,这本看似为中国辩护的书,恐怕西方读者讨厌,中国读者也未必领情。因为“这本阐述中国模式优越性的书在某些中国读者看来,不过是被当局收买的‘外国辩护士’的‘投名状’而已。他们不仅不会充满感激地接受,反而会用嘲讽的口吻说,这个‘洋和尚’到中国‘骗吃骗喝’。”

吴万伟将此比喻为“开着豪车的人对一心想买轿车的人大谈特谈开车的烦恼,让人忍不住想叫他赶紧闭嘴”。同时,他也认为,贝淡宁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事实,也可能让人将其归于精英的行列,在草根文化盛行的当下,遭受奚落和嘲讽或许在意料之中。

贝淡宁确实对中国最基层的地方没有自己的经验。但他辨称,有关基层政府的民主选举已有很多开放且透明的研究,他基本上不需要再自己去做研究,他看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贝淡宁似乎已经习惯了别人针对他的不客气的言论,“洋五毛”这个词,也是他主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的。

有人认为他被“洗脑”了,失去了中立性。贝淡宁则反驳说,自由主义者应是开放而宽容的,但批评他的人却往往用自由主义的标准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如果不按照这个思维考虑问题,那这个人就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就是个“洋五毛”。“我也有批判的精神,但我是用主流的价值观来批判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我一直在批判中国的所有制度,中国的领导人不愿意跟我讨论问题,我的学术会更好吗?不一定。所以,你还是要看我的学术水平,你可以反对,那应该说说你为什么反对。而不应该说,我跟谁谁谁见过面,我不是中立的,所以你反对我。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贝淡宁说,他也碰到过很多中国学者在用西方价值观判断中国的问题,他愿意与这些人讨论,毕竟一个国家需要多元化的环境。“如果大家都是统一的思想,对国家也不好。”贝淡宁口中的“国家”,已习惯性地指代中国。

尽管他不看网上有关自己的评论,也尽量不让陌生人的抨击伤害到自己,但他仍避不开身边的学生、朋友的伤害。他的一个学生,与他有着长期的交流,对他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贝淡宁觉得很受伤。

不过,贝淡宁认为,现在的学界讨论比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要好一些。他的夫人毕业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贝淡宁认为,那时的大部分学者,喜欢用全盘西化的思维研究政治哲学,把西方视为理想,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学习西方的经验。

而现在,有很多人按照中国思维来思考问题了,包括他本人。“现在的学术环境是多元化的。”他说。

“外王”

一年前的冬天,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党工委书记孔令栋来北京拜访贝淡宁。

他们认识已有七八年了,孔令栋也是一名政治学者。他们相识于一次孔令栋主办的讲座,贝淡宁陪同“软实力”的提出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耐拜访山东大学。出生于山东的孔令栋觉得与推崇儒学的贝淡宁有许多共同语言,日后成为了朋友。

五六年前,孔令栋向贝淡宁提出邀请,希望他考虑去山东大学工作,可以担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孔令栋本人曾担任过这个职位,他觉得贝淡宁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外的影响力,都十分适合就任这个岗位。

贝淡宁始终对此不置可否。但在一年前,他告诉孔令栋,自己正在考虑去山东大学的可行性。当时,贝淡宁与清华的合约只剩一年多就到期了。

山东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是正处级岗位。孔令栋立刻向山东大学校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对方的支持。校方提出,希望贝淡宁能为学院带来国际化,以及“儒化”。

这对贝淡宁来说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对他本人来说,山东大学之所以吸引他,除了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提供的这个行政岗位。

过去,贝淡宁一直在看书、研究,从未尝试过任何行政工作。让一名外籍人士成为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院长,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他已有一套关于中国贤能政治的理论,包括怎样培养领导人,怎样衡量领导人的能力等。而此时,他有机会去亲身体验这些理论。“内圣外王,我现在没有外王的经验”。

他提前了解了一下自己可能就职的学院。该学院有四位副院长,制度比较齐全,没有烂摊子或遗留问题等待他去解决。

孔令栋说,清华大学努力挽留贝淡宁,提出双聘制等解决方法。贝淡宁亦希望与清华保持良好的关系。目前,清华大学为贝淡宁保留了教职。贝淡宁很在意这份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希望与周围人和谐共处的人。

有人告诉他,成为院长之后,最有可能伤害他的情况是,也许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若是陌生人,或许不会影响贝淡宁的行事作风和心情,但如果是朝夕相处的老师,贝淡宁说,“恐怕会觉得不太舒服。”

他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是请客吃饭。贝淡宁曾在以色列待过一个学期。他在那里作一个讲座,一位教授对他的讲座内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导致两个人关系紧张。贝淡宁打算写一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当他知道这位教授是唯一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时,贝淡宁请他吃了顿饭,以舒缓关系。

请客吃饭是中国人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方法,贝淡宁如法炮制。他觉得,这个方法或许会用在他担任院长期间。

2017年1月,寒假开始之前,贝淡宁在山东大学办公了一个星期。孔令栋观察到,贝淡宁在这一周里见了学校的主管领导,也见了学院的一部分老师,听取不同人的建议。他觉得这是十分中国化的上任方式。他认为,贝淡宁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过多年的研究,适应这个岗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他们也担心过多的行政工作会分散贝淡宁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为此,校方为该院配备了一名常务副院长。

当《中国新闻周刊》问他,是否了解这个岗位的行政级别时,对中国官场有着多年观察的贝淡宁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纳入体制,我不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现在还不清楚。我感觉我应该是有档案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写什么。

他强调说,中国应当开放公务员考试,允许外籍人士参加。一个崇尚贤能的官员选拔体系,不应以种族、肤色、国家背景来区分候选人。更何况,在中国的历史上,本就有外国人成为朝堂上的官员。

同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也应允许外籍人士入党。但面对“你是否希望入党”这个问题时,贝淡宁立刻予以否定。

贝淡宁希望自己被认同为中国人。“这个人了解中国文化,在中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会说中文,为什么不说他是中国人呢?”他拥有中国的绿卡。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拥有中国和加拿大的双重国籍。

在采访的末尾,贝淡宁援引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来回答《中国新闻周刊》有关他是否期待当副校长、校长等职位的问题。他说,最有资格当领导的人并不是想当领导的人。如果一个人追求真理,则他当上领导后会愿意为别人服务。

“我不想说我想当副校长。如果有机会,我当然会考虑,但是这不是我的期望。”说这话时,贝淡宁措辞谦虚、眼帘低垂,神情里有几缕不好意思,几乎就是个中国意义上的谦谦君子。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马石庄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75795-1036669.html

上一篇:[转载]冯骥才对话诺奖得主:在创造性上科学与艺术没有不同
下一篇:[转载]最初相互印象:美国人谦卑恭敬 中国人宽厚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847277-1038956.html

上一篇:[转载]Living in the present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