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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要从生活本身获取快乐——比如花一上午烤一块味

(2016-08-14 11:49:33) 下一个

在美国女友眼里,中国男人都是“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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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打来那个电话之前,我和女友简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

那阵子,我在美国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于是就有了回国发展的想法,可简死活不同意。污染、教育、医疗……甚至连肯德基被包围,都能成为她打击我回国意愿的理由。

去年春节,我带简回了趟东北,老家的亲戚们像招待外星人那样招待她。每天下两顿馆子,吃得她上吐下泻。我想带她去医院,可家里人唯恐县医院条件太差,春节值班的医生水平不行,坚持要开两个小时的车,送她去市医院。

就在我们为此吵来吵去的当儿,简吞下一粒从美国带来的止泻药,没跟我商量,就改签了她返程机票的日期。

这件事过后,我总有些忐忑。

“你会不会跟我去中国成家立业呢?”我想问,却一直问不出口。

简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中西部女孩,幼儿园老师,家里的冰箱上贴满了班里孩子的照片。她希望我留在本地大学任教,和她结婚生子看棒球什么的。而我却希望在堕入那种由啤酒、遛狗和修剪草坪构成的“美国式”中年之前,再努力拼一拼。

对于我热血奋斗的想法,简却不以为然,她笃信要从生活本身获取快乐——比如花一上午烤一块味道刚好的香草蛋糕。

我想反驳说,我重视的是生命,而非生活——可惜这两个中文词在英文里都是“life”。我始终说不清自己想说的话,最后不无气馁地承认: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的母语却没法和身边这个人说。

渐渐地,简失去了耐性。

2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跟国内的人聊微信,想预热下人脉。简洗完澡走出来,一边敷面膜,一边自言自语:“中国女人都是虎妈,男人都是虎妈的儿子。他们不懂怎么区分工作和生活。”

“你说什么呢?很好笑么?”我有些恼怒。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为什么会有手机在我的床上吱吱乱叫?”简一把撕掉面膜,“我明天要早起,烤蛋糕,班里两个孩子过生日!”

我放下了手机,不是屈服于她,而是为了专心和她吵架。午夜十二点用外语吵架,总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我们越吵越兴奋,越吵越丑陋。正当我夹起枕头,准备去客厅的时候,手机铃声大作,我俩都愣了。

她先反应过来,继续冷嘲热讽:“接吧!中国那边正在吃饭、喝酒,在饭桌上编造梦想,多了不起的传统啊!”

“得了吧你,是托德打过来的!”我反击道。

托德是简的二哥,在本地警局工作。平时我们很少见面,顶多是圣诞节、感恩节在简的父母家打个照面,每次寒暄过后,我和托德就坐在各自的沙发里,摆弄手机。他深夜打来的电话让我很意外:半夜十二点,公事还是私事?
 
“家暴,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网络图)

“家暴,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网络图)

“嘿,哥们,你讲汉语吧?”托德来自美国南方,口音浓重。

“汉语?当然会讲了,我是中国人嘛。”我瞄了一眼简,她比我还要不知所措。

“听好了,哥们,我现在当差,在一对中国夫妇家里,学生公寓,妻子报的警,丈夫现在被捕,明白么?”

午夜,寂静。电话那端的警笛声,对讲机的“嘟嘟”声,嘈杂而急速的说话声顺着信号传了过来。我深吸了一口气:那边不是在拍警匪片,而是货真价实的犯罪现场。

“电池,你明白么?”托德重复一遍,他用的词是“battery”(法律英语中battery是指以暴力攻击他人身体或造成他人身体的伤害;而在日常生活中,battery指电池)。虽然我在美国待了很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连枪都没养过,所以我以为托德说的“battery”,是电池的意思,便问道:“嗯,明白,是电器引起的失火么?”

“什么?火?简在么?”托德警官发现我不是在不懂装懂,就立刻转向了他的妹妹。我摁下免提,简接过手机,兄妹俩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

“家暴,家庭内暴力,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简递给我手机的时候,脸上居然是克制不住的兴奋。

而她这种兴奋,我并不陌生。

她曾偶然发现班里的一个中国男孩胳膊上有淤青,就询问是不是家长打的,孩子摇头不说,简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孩子的父亲。

那位父亲开宝马车,英语很溜,应该在美国混得不错。他犟嘴说是孩子自己碰到钢琴弄的,简二话不说就了报警,理由是“很难想象那个部位会是孩子自己碰伤的”。

这个父亲被警车带走了,接着传讯母亲,一个家庭主妇。案子很简单,当天就审出了结果:父亲打母亲,儿子在中间挡,被父亲推了一把。虽然这位父亲最后没坐牢,但是被剥夺了子女监护权。

“真不理解中国人,妈妈和孩子为什么要替那个畜牲遮掩!就因为他支付了所有的账单?”简跟我说起这件事时,一脸的义正严辞和兴奋。

当然,还有掩不住的胜利喜悦。

3

简那两张兴奋的脸渐渐重合,托德的话把我拉回了现实中。

“哥们,你帮我问他:到底有没有在身体上侵犯妻子?”这是托德警官让我翻译的第一个问题。

“对不起托德,你是说他强奸了他妻子么?”紧张的我居然联想了到婚内强奸,赶紧跟托德确定。

“不对,托德问的是他有没有揍她,”简越来越兴奋,这个幼儿园老师在一旁对我做着击打的手势,“侵犯你不懂么?身体上的,揍!”

案发现场,中国丈夫接过了托德警官的手机,对我说道:“喂?你是中国人么?会讲鸟语么?告诉他们,我不讲鸟语,也别欺负我不讲鸟语。我老婆能讲鸟语,一直都是她在跟他们说,哭天抹泪!妈个×的,欺负我不会讲!”

我一下子就听出了对方的口音,这个语无伦次的家伙跟我一样,来自大男子主义横行的东北。

托德接过手机,问我嫌犯说了什么,一旁的简也拿出她的手机录音。

“这家伙很紧张,他说他很感谢警方能提供翻译帮助。”我想缓解一下气氛,其实紧张的人是我。我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唯一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简给我讲述她怎么将中国宝马男绳之于法。

想到这个陌生人接下来的命运就落在我手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

托德在那边快速做着笔录,又提出了那个可怕的问题:“他到底有没有对妻子施暴?”

“我没打她!谁也没打谁!我脖子是被抓了几道,但那是她抓的!要说动手也是她动的手!”东北男人在电话里喊了起来。

“他说他谁都没打。”翻译时,我壮着胆子把“脖子抓了几道”略掉了。简在一旁摇头,嘟囔一声“骗子”,好在电话那头的托德警官没听见。

男人用我熟悉的乡音说自己姓王,老婆在国内是副教授,这次出国是做短期访问。他们俩今晚只是“很正常的争吵”,是由他们离婚后,孩子该怎么判这个问题引发的。

他认为儿子应该判给他,但妻子坚决不同意。“这个女人啥都想要,儿子、钱、还有房产”,于是两个人便吵了起来。他承认是他先“嘴里有一点不干不净的”,然后妻子就爆发了——哭、喊、掐他、挠他,最后还用英语报了警。

男人越说越镇定,不再冒脏字了。

“他说他和妻子只是有一点争吵,关于离婚后孩子应该怎么处理。就是一点争吵,不涉及暴力。”我有限的同情心愈发地偏向这位老乡了。简还在用手机录音,那副怀疑的神情愈加让我厌恶。

“问问他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托德问。“啊,抓痕!这些中国男人!抓住他,这里是美国,容不得他们撒野!”简被“引爆”了。

东北男人在那边又接过电话抢道:“警察说什么了?太欺负人了!没翻译之前,警察全听我老婆的,把她说的全录下来了。他们为啥这么偏向女人?就因为她会讲英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都有说话的权力,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对不对?是,我在美国谁都不认识,不会英语,但也不能让他们欺负了对不对?我在国内是开公司的,挺大的生意,啥时候吃过这种亏?美国的法律不就是拼律师么?你告诉他们,咱啥律师都请得起……”

“大哥,我能做的只是帮你翻译。警察想知道你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面对他那一大堆的反问,我有些无奈。

“我不告诉你了么?是她先挠的我,还想把我掐死呢!”

一个想掐死自己老公又主动报警的女教授?我毫不客气地把这话翻译给了托德。托德警官又把这句话转告给了其他在场人员。我听到电话里有女警官说:“老婆掐死老公?想想老公那块头吧!”

“胡扯!”简也大声说。她是故意想让电话那边的二哥听见。

我关掉免提,她劈手就抢过手机,打开免提:“托德,他有些词还是不熟,需要我帮忙,可以开着免提让我旁听么?”

“当然可以,谢谢你帮忙!”

简把手机递了过来,一脸的“磨刀霍霍”。

4

托德警官继续发问:“请解释你妻子手臂上的淤青。”

“我不知道,她上来掐我,我把她胳膊扳开,应该就是那么弄的。本能反应,至少也是正当防卫。”我给托德翻译时,简对着我的手机竖起中指。托德又问,“他是否强迫过妻子发生性行为?”

婚内强奸?这是要判重罪的!我的太阳穴猛然间涨了起来。警察能当场问这个,肯定是他妻子在那边说的。这真的是要置人于死地啊!

“他们问,你有没有强……强迫过妻子……”我没法把那个字眼儿说出来。这座大学城有上千中国人。公园,超市,教堂,图书馆,停车场,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或许在公交车上,或许在人行道上,我和这个姓王的东北人擦肩而过也说不定。如果面对面,谁能问出“你强奸过你妻子”这样的话?

“婚内强奸?中国男人死定了!”简压低声音,拍手道。

“强迫过她?你是指那个么?美国警察脑袋里想啥呢?她胡说八道!她出国一年多,我他妈一直没碰过她!还我强迫她?她不强迫我就不错了!”

东北男人又大吼起来,跟着就是往外倒出一堆婚姻细节,“你以为她出国是为了学术?是想嫁老外想疯了!天天摆弄她那破手机,和老外发鸟语。她觉得美国啥都好,不是老外,有绿卡也行,绿卡往床上一摔就行!”

“中国丈夫没有强奸他的妻子。”我只翻译了一句话给托德,还有简。

简在卧室里来回踱步,越走越快,她摇头,脸上闪烁着鄙夷、正义和兴奋的光。仿佛中国男人婚内强奸已经被定罪,而且被强奸的不是中国女人,而是和她一样的美国女人。

“他们吵架时,孩子在干什么?”托德警官提出了最后的问题。孩子成了问题的关键。

 在我的老家东北,父母们会毫不遮掩地在孩子面前吵架,孩子对此也是习以为常,要么回屋继续写作业,要么就像看电视剧那样,看爸爸妈妈动粗。可是在美国,父母即使是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都会被剥夺监护权,老王和他的妻子,竟然还当着孩子面,用肢体点燃对彼此的仇恨。

“警察想知道你们吵架时孩子在干啥,这事儿你不能瞎说,美国法律往死里收拾这个。这关系到以后孩子的监护权。”我偷偷嘱咐道。

自从和简在一起以后,我用汉语的机会就更少了,偶尔讲两句,也夹了英文单词,不伦不类的。电话里,老王的东北话唤起了我的乡音,作为翻译,我早就越权了,可我却说不清自己为何要帮他。

沉默数秒,“儿子当时在卧室睡觉,啥都没听见。”

听了我的翻译,简叫道:“见鬼吧你们!上次跟你去中国,你家人当着你,还有我的面吵!”

我慌忙捂住了手机,因为这个电话可能是老王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电话了。打完这个电话,他可能会坐牢,也可能会失去儿子。一个毫无理智的念头瞬时占据了我的心:跟交往一年多的简相比,我更在乎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乡。

“好的,我会和负责问询他妻子的警官核对,然后由你来把我们的决定通知给这位丈夫。”托德想必对案情已有了判断,他的声音开始透出午夜应有的疲惫。

“警察要怎么处理?我儿子怎么办?”老王接过手机问,“他们会信谁呢?她先报的警,她还讲他们的鸟语。公平么?”

“应该没事儿,美国警察基本按规章办事。”我安慰道。

“规章也是他们的规章,对不对?”老王的话,我无言以对。

“你跟他说什么呢?你只是给警方做翻译的吧?”简越发愤怒了,恨不得把手机抢下来,“看着吧,他们会抓住那个混账的!”

电话那头传来几声嘶喊,是汉语,老王和他妻子。没等我听清,托德和其他警官就阻止了他们。那个“想留在美国想疯了”的女教授开始后悔了么?

“喂,你在么?”托德给出最后决定,简也屏住呼吸听,“告诉那个丈夫,他今晚会被监禁,现在就跟我们走。明天上午我们带他回来取衣物行李。他有权保持沉默,但他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审问前他有权与律师谈话,受审时有权让律师在场,如果他无法聘请律师,法庭将为他指定一位律师。你都听清楚了么?”

“听清楚了。”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没法用它组织语言。

“好样的托德,你们干得漂亮!”简对着手机竖起大拇指。

“依据他们的法律,你今晚会被带到监狱。明天带你回来取行李,花点钱,找个好使的律师,不用怕。”这是我能想到的给老王最好的翻译了。

“我他妈就这么坐牢了?在美国坐牢?”他一时难以接受。

“就是监禁,拘留一下。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国家,得守他们那套规矩。”

“我儿子呢?”

托德说,这个七岁的男孩会被转移到一个政府办的领养所,因为“他的监护人在他面前使用暴力”。

电话那头,老王在骂,女教授在哭,不出声响的反倒是他们的儿子。三口之家瞬间瓦解,简在旁边点着头。

“谢谢你,哥们,”该收工了,托德的疲惫中透着满意。“也谢谢简。那家伙已经坐上警车了。祝你们晚安!”

5

第二天,简起得很早,她要给班里过生日的两个孩子烤蛋糕。黑色巧克力蛋糕给黑人男孩Ricky,白色奶油蛋糕给白人女孩Mandy,摆在烤盘里,活像太极图。

我昏沉沉地给自己煎着鸡蛋,想着简肯定会跟她的美国同事大讲特讲。冰箱上贴了一张简班上的集体照,十六个孩子,我仔细数着,有九个白的,六个黑的,只有一个黄的。那个黄的,就是曾挡在爸爸和妈妈中间的那个男孩。

一整天,我都无法专心备课,想给托德打电话问问那中国人怎么样,却知道自己不该问。打开本地报纸,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想想也是:一个中国男人揍了他的中国老婆,一个中国男孩进了领养所,谁会在乎呢?

混到下午五点下班,我去了中国学生和学者聚居的公寓小区。

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住在这里。这儿有隔音效果极差的木质小房,一东一西两间公共的洗衣房,阳台上晾晒着贴身衣物,每月只要六百美元的租金……

到了第二年,为了逼迫自己提高英语水平,我搬出去找美国人当室友。一晃五年过去了,毕业,工作,和简交往,我差不多要把这个小区彻底遗忘了。

三三两两的中国老人在小区里散步,低语,用着天南海北的中国话。东洗衣房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几个黄皮肤的男孩儿挥舞着紫色的塑料棍,嬉戏玩耍。那是荧光剑,电影《星球大战》里的道具,在美国家喻户晓。

我下车问他们:“你们有谁认识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吗?”他们停下,疑惑地看着我。

“Do you guys know a boy with Wang as his last name?”(你们知道一个姓王的男孩么?)

“Nope.”(不知道)男孩们一起摇头。他们听不懂中文。

小区里,美式小房的门牌号已排到了三位数,但全是按一个模子造出来的。我继续开车转着,想窥探出昨夜警车到底停在了谁家的门前。可是每家门前都那么静谧,邮箱的影子被阳光拉成一个令人舒服的角度,我降下车窗,中餐特有的炊香传了进来。

回到家,简已经健身回来了。“中国女人撤回了昨夜所有的指控,那个男的,那个混账,被放了出来。”她说。

“孩子呢?”

“不知道,收容所那边找了儿童心理医生,得看他们的报告。”简往冰箱上贴她和小寿星的合照,一边欣赏,一边自言自语,“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放过那个混账?”

中国人到底怎么想的?我实在没法告诉她,连我自己都想不明白。一个星期后,我就正式往国内投简历,并和简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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