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情况外，我在新德里采访时还了解到了第三种说法：杨家仑独自一人躲藏在原始森林里，被巡逻的印度边防军俘获，所以有报纸称杨家仑为“隐士”或“平民”。马胜龙则被印方怀疑为情报人员。刚被捕时，他们的身体都很好。后来他们佯装自己得了精神病，在监狱和精神病医院之间往返几次后，他们真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位资深医生说，“他们总在隐瞒自己的身份，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人格分裂。”
自从两个人转移到中央精神病院以后，他们几乎被印度情报人员遗忘了。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是印度最老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每年平均接纳两千五百名住院病人和两万五千名门诊病人。中央精神病院的病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躁狂者、痴傻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精神变态者。值班医生对这一类病人看管得较紧，因为经常有精神病患者逃跑，自杀事件经常发生。马胜龙和杨家仑所居住的病房曾被安排进来一位叫尼扎姆·阿郎的精神病患者。这个病人刚住进来一个星期，就在卫生间上吊自杀了。估计这一事件对两位老人的情绪也有一定影响。在精神病医院里，还有一类病人没有攻击性。他们听从命令，只是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值班医生负责定期给他们服药，他们可以在院子里四处闲逛。马胜龙和杨家伦就属于这一类病人。马胜龙总是穿着黄色的“古尔达”上衣和“帕加摩”裤子，习惯性地站在两堵墙中间，两堵墙之间有很多杂草，经常有蚊子和爬虫出没，马胜龙总是盯着小爬虫出神，又表现出对这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盯着自己的手心。杨家仑习惯坐在图书馆的门廊里，终日望着随太阳缓慢移动的光影，安静得几乎可以与周围建筑融为一体。他在一次活动中不慎跌伤了右腿，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而落下了终身残疾。
《印度先驱报》记者曾经通过个人关系进入了精神病院，并接触到了杨家仑和马胜龙。记者问杨家仑，“你知道中国吗？”“你是中国人吗？”“你知道毛主席吗？”记者多次重复这些问题时，杨家仑只是用双手击打脑袋，嘟囔道：“中央监狱，中央监狱。”监狱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了。一位护士对印度记者说，两个人生活标准是每月6.5美元。马胜龙喜欢一种叫“宾迪”的印度烟卷，当记者把一盒“金片”牌香烟放在他面前时，他灵活地从里面抽出了一支，等着记者给他点火。记者附近有一个电扇，马胜龙挪了一下身子。这个动作表明他意识到了风扇让记者不容易点烟。记者能感觉到两个人有时很清醒。记者握手与他们道别，对方伸出来的手却毫无感觉。
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说，两位中国人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说印地语。马胜龙只会说两个印地语单词：茶和饼干。他们通常用手势与员工沟通。医院主管说，他们的房间十分整洁，衣服﹑床单﹑床垫和枕头也很干净。一名多年照顾他们的护士说，“他们两个人都像绅士一样，都喜欢大米、牛奶和饼干。”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是用微笑表示回答。“你好吗？”“你们想回中国吗？”回答都是微笑。根据印度医生的诊断，由于两个人长期出于自闭状态，他们的语言功能几乎完全丧失了。
马胜龙和杨家仑被安排在了同一间病房里，据说他们很少交谈。医院主管说，“医生们从没有见过两人在一起聊天。”杨家仑睡觉时十分安静，经常在半夜里醒来，呆呆地盯着天花板。马胜龙睡觉时常发出噩梦般的呻吟，低沉而痛苦。中央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尼扎米说，由于长期被囚禁在病房里，他们感到十分压抑，最后连回家的希望也放弃了。杨家仑和马胜龙都是来自四川农村。也许他们的角色巨大转换和落差让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这就使他们难免要经历恐慌、愤怒、木然的心理变化。估计这也是导致他们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因素。
现在，两位中国老人已经温暖地生活在了自己的祖国，过去的孤独经历已经被亲情和友爱所取代。他们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份，怎样的过去，这两位老人在我的眼里永远是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