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当代受冲击，出现倒退现象。从哲学上讲，这种倒退是有原因的；因为全球化的本质以及它对文明的诉求并非清晰，从而使得人们困惑于文明潮流。同时也不理解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讲，二十年前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经济，科学，体制，文化， …）之大，无论从那个“术”的角度分析，都无法论证中国能有赶超的可能性。战略家们更从“术”角度来谈论大国博弈。时而制度决定论，时而金融统治论，时而科技主导论。作者认为这些都不是决定因素；并在这篇文章里，从“道”角度探讨全球化下的人类文明之路。人类工业化发展，触发了全球化潮流。贸易流通使得各经济体之间出现利益交融。这种交融产生的大市场又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它对文明的促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全球化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人们也许很少深思，或者思考了却没有得出正确结论。让我们从近代哲学方法论的变迁引申出全球化本质。
上世纪中叶，三个哲学方法论的出现孕育着全球化的产生。它们是：统筹学（Operation Research）， 系统工程（System Engineering）， 控制论（Cybernetics）。统筹学研究如何在实现整体目标的全过程中施行统筹管理的有关理论、模型、方法和手段，属于方法论的分支。它起源于二战中盟军跨大西洋战略物资的运输。如果没有系统策略来减少由德国潜艇攻击所造成的损失，赢得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系统工程从整体出发，合理开发、设计、实施和运用系统的工程技术,及科学方法论。据说系统工程产生于冷战中米格25的出色性能，它使得西方误认为某种新技术的应用。然而在肢解样机后发现并不存在新技术，而是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出色以至于整体性能超越。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从整体去关注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提高整体效率。1948年，诺伯特-维纳发表著名的《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它开启了研究复杂未知系统在动态变化下如何探索与掌控的方法论。其核心的信息与黑箱理论。尽管这三个哲学方法论产生于局部领域，但它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即，人类面临的课题已经是超大型， 超复杂的体系。这种复杂性渗透到各国的经济， 政治， 科学， 教育，生产力， 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中。它以国际化形式交融在各民族文化中，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传统的线性问题，如物理学谐振子（以弹簧为例子）的运动轨迹可被理论精确测定。而非线性体系如同很多捏合在一起弹簧网，而线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因此，国际贸易造成的利益交织只是全球化的表面现象；而全球化的本质是人类研究对象从线性体系到非线性体系的跨越，出现了一种质变。而这个质变的特性预示着人类文明进入新时代。
时代的变迁呈现出人类面临着新的挑战，并对文明形态产生新的诉求。进一步说，研究对象的本质改变要求人们的哲学方法论也必须改变，以应对时代挑战的需要。这样，此前以分解，静态认知的方法来研究体系已不适应时代需要。那么，什么是与全球化本质相适应的哲学方法论呢？ 如果仔细分析上面三个方法论，结论是明确的，自然的。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应当是整体论与动态论。整体论是指整合被研究体系的所有价值参数，并明确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作为控制与调节体系的平衡，对称，和谐以及具有可持续性的指导原则。这个价值参数的完整集与它们的可控性就是整体论的基础。动态论是指在体系运作中，运用参数的组合调节，以探索非线性黑箱的结构与性能；使得控制向期望的方向发展。在运用整体论与动态论于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中，人们不由得会注意到，对立理念的边界已经由过去的清晰走向现代的模糊。黑白不再是以前那样分明。从整体看人们可以说，生产力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经济形态作用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能主导经济形态。而且，人类以前总结的哲学规律，如:对立统一，相互制约，否定之否定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元素，相反，体系的对称，平衡，与协同（Symmetry, Balance and Coherence）却成为关键。这种从动态整体出发，以价值参数的完全集来调控体系的方法论并不是新东西，它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 中庸之道。易经就是这个道理。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是这个意思。借用IT产业的最新理念 – 云计算；我们可以将全球化哲学方法的精髓定义为：云协调。即在整体论与动态论的基础上，调节体系使得其更具有道德。从这点出发，人们也可以说，着眼于整体谓之道，良性互动谓之德。这个哲学原则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每个领域。如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前沿科研的系统展开，国民保障体系的健全，军事战略体系的部署，…等等。在全球化的超大型，超复杂的非线性体系面前，脱离了整体论，动态论这样的中庸哲学观，体系就不可能有高效率。
当明白全球化本质，以及它所需求的哲学方法论；我们就有了探索大国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具有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参考体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民经济几乎破产。在这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谈何容易。而且，它还面临如此大国的低效率结构转型，以及转型中产生的巨大社会问题而无任何经验可借鉴。历史上，任何大国在这种问题面前，只有国家分裂的唯一可能。苏联就落入这个结局；而中国避免了这样的灾难。回顾这四十年的历程，可以说步步惊心。执政党在“术”的角度上犯了许多错误。每当这样的错误产生时，中国崩溃论就被人捧出来。但是，那些人最终失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执政党只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从“道”的角度，把握了整体论，动态论的精髓；坚持了中庸为根本的云协调。不断地局部探索，然后整体推广；小步调整，持续纠正。不纠缠于意识形态，不折腾于概念差别。只关注体系的效能，并坚持不懈。让我们再看看那走过的历程；从解放思想到真理标准，从摸石子过河（小岗村）到杀开一条血路（经济特区），从国企改制到引入市场，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价格闯关，从与国际接轨到世贸谈判，从工业化规则完善到私有产权确立；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这过程无法能用“偷西方技术，占贸易便宜”解释得通。相反，这过程中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尽管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民主很不充分， 权力腐败等等；但是只要不走极端，坚持改革没有终点。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国的事情会越来越好。当前，中国又面临某些“术”的困境，如贸易战。但是，当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现在很清楚；只要中国按中庸之道，其他的都不是决定因素；都不能阻挡中国的发展。然而，有一种偏执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崛起是西方文明的结果。这是一种将现象当本质的哲学误读。中国工业化道路有西方“术”的痕迹。但推动它的“道”却截然不同。它没有血腥的原始积累，没有为市场的殖民扩张，更没有为资源的侵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工业化道路上的道德硬伤。中国的工业化展示了自己文化传统；是防止极端，逐步良性改良的过程。这个过程用东西文明融合来定义更为准确。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是开放型的；海纳百川，厚德载物。我们学习各种文明的精华，并融入自身的文化。为什么能如此，因为中华文化有深刻的求“道”传统。中庸早就渗透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它，圆融外来文化是不可能的。佛教产于西域消失于西域，却在中原大地有了发扬光大。中国人很少拘泥于意识形态。即使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革命也充满了妥协的中庸味道。这使得那些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们抱怨，“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也正是这种“四不像”的实用主义，才使得纠正极左，改革开放成为可能。
作为参考，我们反观西方。为简化探讨，就以美国为例子。但这是个敏感话题。有朋友建议，最好少说或者不说。作者在此，点到为止。自文艺复兴的个性解放以来，西方文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尽管资本主义道路上充满问题，但是市场的自由还是对经济与科学有极大的促进。改革开放前，中美差距之大使人无法想象有实力超越的可能。因为，中国在发展；美国也在发展，而且在高科技上迅速发展。那么中美差距迅速缩小的根源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东西方都有启示的哲学课题。许多人都在作这样的研究；结论各异。作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权力精英缺乏哲学视野，不懂全球化本质，及它所诉求的哲学方法论。因此在全球化复杂体系面前，国家战略短视，调控手段贫乏，却经常自相矛盾。于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上出现一系列与时代挑战不相适应的政策。最终，成本巨大，效率低下。为避免碰撞玻璃心，作者在此仅仅探讨经济；而将其他留给读者。首先因错误的视野，美国精英对市场与经济问题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误差。工业化初期，自由是市场效率的关键。但是在全球化的复杂体系里，自由已经不是最主要因素；相反，市场因协调而繁荣，经济因整合而稳定。在这方面企业有天生的劣势；许多这样的工作需要政府来进行。于是，这就与美国政治经济的伦理产生矛盾。即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也就是说，政府只应该制定规则，而不应该干涉经济，让供求关系通过资本流通而自由调节。这理论的缺陷是，自由投资的盲目性与资本逐利的炒作性。在全球化的复杂性面前，这些缺点被放大了。结果我们看到，美国在经济服务方面是小政府，但在其他方面却是负债累累的大政府。而全球化对经济的要求就是服务型政府，而不仅是规则管理型政府。因为经济不再是工业化初期的自由与计划之矛盾碰撞，而是以全球化下的整体协同与共存为特征。任何极端的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都与全球化不相适应。西方应当反思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而全球化的本质与其方法论也孕育着: 政府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应当有更主动的角色。举个产业外迁例子。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不盈利就无法生存。全球化下产业的国际流动将会成为常态。那么，如何能保证产业不大量流失，就是每个政府必须思考的国家战略；而仅仅降低点税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解决。例如，如何帮助企业降低原材料与物流成本；如何帮助企业的降低法律成本；如何建立好的营商环境以降低企业的安全成本；如何建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帮助企业降低人才成本，…。没有这些可协调参数的掌控，产业外迁问题无法解决，体系是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这样国家的经济生态会弱化，整体效益会降低；从而影响竞争力，与软硬实力。有了这方面的探讨，我们也许会想到，一定程度的非私有产业不见得是坏事。各民主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非私有产业。问题是如何以务实方法去整合体系；使得非私有产业有某种支柱作用。它会一定程度上缓解，私有产业出问题时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来挽救的压力。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是国家战略的根基。它决定了体系的整体效率；而效率又决定了成败。没有效率的文明一定会衰弱；无论它有多好的意识形态外表。
在分析中美哲学视野上的差距，再论证博弈结果已没多大意义。而且美国还有两个更严重的问题。即，无法持续的国家债务与美元地位。临界点正在逼近。作者真心希望中华民族在美国经济产生重大问题时，仍然能秉承中庸之道，伸出援手。从整体论，与动态论来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而每个在美华人应当努力促进东西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任何全盘否定中华文明，与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的行为，只能给在美华人带来灾难。如果我们再将眼光放远一点，也许会意识到，作者在前面探讨的以易经为蓝本之整体动态的云协调，正是将来人工智能（AI）开发的指导原则与结构框架。它决定着未来世纪里文明潮流的导向。历史从各个方面给人于启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道”既表现为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又表现为日常生活的油盐醋。它不分东西，不弃贵贱。关键是我们如何发现它；无论是异乡还是故土。
二元对立理念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及孔子等的易经里早有详细探讨。只不过，那里不太强调对立。
胡乱说几句，让显一兄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