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西方文明无法解释的经济腾飞。它隐含现代文明理论的不足，因为任何事物发展在哲学上都有其内在的必然。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实，往往预示时代的变迁。为深入理论探讨，我们来回顾人类工业化历程。自蒸汽机诞生以来，工业革命使劳动向机器转变，并形成资本主导的大工业生产。工业革命造成的阶级对立，资源战争等等最终都带来改革因素。由此，资本主义国家引入社会主义元素，而社会主义国家也应用资本市场。现实仿佛叙述着“主义”不再重要，而宪政民主可以“至上”。可是，将政治理念普世化本来就是“主义”的特征，而“主义”就是正义的逻辑从来都是偏离哲学的文化倾向。宪政民主是工业化的产物，也促进了工业化的初期发展。那么它与全球化时代是否适应？对此人们只能从其是否符合哲学原理与时代特征得出，而不是其它。人类已进入新时代，全球化的利益交织只是时代的一个特征。那么，其核心究竟在哪里？
让我们从近代哲学方法论的变化引申出这个结论吧。笔者在此举三个例子。1 - 统筹学（Operation Research）： 统筹学研究如何在实现整体目标的全过程中施行统筹管理的有关理论、模型、方法和手段，属于方法论的学科分支。它最初起源于二战中盟军跨大西洋战略物资的运输。如果没有系统运输策略来减少由德国潜艇攻击所造成的损失，盟军认为他们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现实问题的严酷促使人们用更全面角度去关联各种参数以提高效率，因此促生了统筹思维的方法论。 2 - 系统工程（System Engineering）：系统工程从整体出发合理开发、设计、实施和运用系统的工程技术,及科学方法。据说系统工程产生于冷战中米格25的出色性能，它使得西方误认为某种新技术的应用。然而在肢解样机后发现并不存在新技术，而是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出色以至于整体性能优越。现实需要促使人们从整体去关注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提高整体效率。 3 - 控制论（Cybernetics）：1948年，诺伯特-维纳发表著名的《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控制论开启了研究动态系统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如何保持整体的平衡稳定状态的科学方法论。只要仔细分析，人们不难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共同点，即整体论与动态论。整体论与动态论在哲学方法论中被强调不是偶然的，它象征着时代特征的改变。即人类面临的课题从简单走向复杂，从线性走向非线性。此前以分解，静态认知的方法来研究体系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这种非线性的系统复杂性是不难想象的。笔者的导师曾说：“学透谐振子，80%物理问题就通了”。弹簧是谐振子的一个例子，其运动轨迹可被理论精确确定。但是非线性体系就是很多弹簧捏合在一起，而线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不同于工业化初期，当代社会无论是科学与社会都进入非线性体系。它呈现自己特有的性质与挑战，而整体论与动态论正是当今时代的特征。
整体论与动态论的出现，象征着哲学的反思，尤其在西方。哲学家让-弗朗索瓦的话“哲学最终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杀死了，因为它的目的原来就是产生这些不同门类的科学”说出西方哲学的尴尬。分解认知，静态分析对哲学的渗透，使得西方社会科学充满“主义至上”的理念偏执。要么共产主义是真理，要么资本主义能普世；不是以平等否定权利，就是以权利否定平等。笔者曾经在“个人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哲学误区”一文里对这种偏执进行了探讨，并引出东方文明强调的三个哲学要素 - 对称，平衡与协同（Symmetry, Balance and Coherence)。这三个要素与整体论，动态论是完全相对应的。现在让我们应用这些哲学原则来看看宪政民主的优点是如何变成缺点的。倡导“人权，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宪政民主是工业化的需要。它以“民主”向封建体制诉求政治权利，以“人权”将劳动力从封建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以“法治”为工业化，城镇化的秩序提供支撑。那些都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当代它遭遇许多困境，并显现出自身的瓶颈。那么，它的问题在哪里呢？首先，宪政民主的理念不符合道德，因为道德也针对国家的根基。着眼整体谓之道，良性互动谓之德。也就是前面提出的整体论与动态论。现在让我们对两者作分别探讨。
宪政民主不符合哲学整体论的根源在于，它仍然属于“主义至上”的范畴。主义至上的哲学偏执就是将某些政治理念的价值绝对化。例如有人认为，人权有绝对的价值优先，从而可以凌驾于其它。作为哲学概念，“人权”似乎有某种的价值优先。但关键是，人权又是社会概念。人权的社会属性使得它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优先，因为它无法保证社会中个人权利能不互相冲突。因此，它需要其他政治理念的辅助，以致于不偏颇。这样就必须引入权利的民主诉求，与权利的法律边界，否则人权本身就会走向荒诞。从以上探讨，大家能看出“主义至上”的偏执特征。然而，在人权基础上加上民主与法治后，是否就不偏执了呢？实际上它仍然是偏执的，因为它过度地强调个体性。但缺乏哲学整体观的政治家总认为宪政民主具有普世价值,能长治久安。不幸的是，任何有哲学局限的社会体制都逃脱不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宿命。这种偏颇于个体性的价值观严重地损害社会整体。美国国债就是它的产物，它不具备可持续性。当大家都忙于争蛋糕时，社会就应了古言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个体价值能绝对地凌驾于整体，那么民主方式集中起来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欲望的浪潮，是势力的比拼与暴力的诉诸。理性总是象征着群体性，因为它能将大众凝聚在一起。哲学整体论告诉人们，政治理念能被普世化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将各种相互对立(对称)的理念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封闭基集（子集）。例如法治与德治，民主与理性，权利与平等， 自由与责任。而社会的稳定就在于掌控矛盾对立之间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主义至上的偏颇，才有长久稳定的基础，才是国家宪法的根基。说到这里，人们也许会意识到，这不正是易经的原理吗！的确如此，易经的卦像只不过是更高度抽象而已。中华文明强调的中庸之道的根本就在这里，即无为而无不为，不拘泥战略又超越战略。没有哲学整体观，文明总是在物极必反的循环之中。
脱离整体观的宪政民主经常不具有哲学的良性互动。人权与法律给了人们诉求权利的基础与边界，但这些并不能决定人们行为的道德内涵。宪政民主体制的人类学基础是：个人生命是唯一的实体，具有绝对的价值; 而社会和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国家没有超越个人权利之上的权利。这种论点的荒谬在于，如果保障个体权利的环境没有价值，那么如何能实现保障个体本身呢？神学家Reinhold Niebuhr认为：社会仅仅是累积的个人利己主义，没有一个群体的行动是出于纯粹的无私。在这种理念下，宪政民主强调了制约，即权利的相互牵制，个体利益诉求间的相互制约。它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倾向：即公共理性的根基等同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它的合理性在于认同个体性，也对工业化带来促进作用。然而社会是群体活动，而理想社会要求更高的群体性。个体价值至上理念排斥了责任与奉献的群体义务，与理想社会不相符合。强调个体性忽视群体性，它促进了制约，却丢失了另一个重要的哲学要素 - 协同。没有协同效应，体系会丧失良性互动而走向衰败。在进入非线性的复杂体系时，社会对协同效应的要求就更高。 因为，制约已经融入社会结构，而协同则是带动子系统成为整体的生命线。丧失协同效应就等同于丧失效率，乃至丧失“生命”。而个体利益最大化诉求恰恰不符合以责任与奉献为基础的协同效应，而它必然导致低效率。时代呈现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可以从新角度去看待以往的理念。那些彼此对立的理念似乎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不可调和。法律是形式上的道德，而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民主应该是理性的诉求，而理性是民主的使然；权利是生活的尊严，而平等是尊严实现的方式；自由是对责任的通透，而责任是自由的自然通达。在复杂体系面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不同以往。各种技术的交织使得生产关系不总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生产效率不仅取决于生产力这样的技术硬件上，也取决于生产关系这样的协同效应上。而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本源是效率，而不是其它。正是效率将技术，体制与文化编织在一起。显然，宪政民主走进自身偏执的瓶颈；随着时代变化，它呈现从最不坏的制度渐渐变成低效率的制度。
在论述整体论与动态论后，让我们深入探讨民主本身。东西方文明对人权与法律都有很长的历史，唯独民主理念。西方在宣扬民主理念时，往往将它当作目的理性；即，只要民主体制建立，正义就实现了。它使得很多人产生误解，认为民主具有绝对价值，可以超越文化。这是一个概念范畴的错误，因为民主理念不是目的理性，而是程序理性。大家只要看美国宪法内容就会明白。如果民主属于目的理性，那么它应该被天下大同所取代，因为后者显得更合理。人类崇尚理想社会与热衷于目的理性的激情是“主义至上”的文化根源。它忽视了通向理想的道路（程序理性）的重要性。强调目的理性而忽视程序理性是“主义至上”的另一特征。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程序理性只有两个，即东方的道德与西方的民主，它们都与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联。道德侧重于内在准则（人或者社会），民主注重于外在形式。作为内在秩序的道德则是民主外在形式的根本。更重要的是，程序理性的核心更侧重于过程而不在结果，因为它要求民众在过程中以理性的方式来探讨，实践，辩论，协商以形成道德的认同和利益的公正。没有它，民主就成为“朝三暮四”的游戏。总之，民主的本质是“在合理的程序中，使公民以理性方式参与体制改善，以符合道德正义”。对社会而言，道德就是整体的对称平衡与运作的良性互动。宪政民主的偏颇就在于，过度地看重权力结构制约与代议制选举结果，而忽视过程中理性的共聚。虽然其出发点是防止权力形成势力，从而造成非正义。但是没有理性的共聚，权力仍然是依附于势力的工具。人们只要看看美国政治运作中的lobbyist就很清楚。受制约并不是权力防腐的根本，而透明的程序和理性的运作才是权力用于正义的关键。
当今东西文明都处于体制改良的关键时刻。能否在体制内实现良性变革，对各方都是考验。这个考验不仅仅在理念智慧上，更在把握体制效率上。体制良性变革的核心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效率上；而效率本身也是人类社会走向道德与民主的关键。中国的改革转型初期，人们注重效率；但进一步深入，效率与体制必然互为决定因素；这是当代整体论与动态论的特征。在这点上，西方也不例外；历史舞台往往是为那些能团结大多数而改变现状的人准备着。在文明碰撞与交流的今天，笔者盼望东西方能相互启发。
你说的正是核心所在。西方哲学的偏执，使得他们不明白：“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的“道”理。
你没有明白效率来自何方，特别在当代复杂的社会面前。欧美政府即使能在左与右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也一定会走向衰败。在全球化时代，没效率就等于没出路。效率不仅仅来自政策，也来自文化。来自一种道德，理性的凝聚力。
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不会产生效率，因为它是偏执的。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0348/201307/2666.html
《左派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右派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59279-1.shtml
垄断专制压迫是剥削阶级的挚爱，
平等自由民主是劳动人民的向往，
公平自由竞争是效率提高的秘诀，
宪政法制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根基。
封建等级社会是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的；
民主自由文明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的。
资本主义创造国家财富, 社会主义分配财富 , 左与右的配合, 现在欧美政府都是在左与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如税收及福利分配, 因此才出现政党间的争议, 他们有着代表的利益阶层! 只要政策偏向任何一方, 都会让国家经济失去平衡, 税收太高,福利太好, 可导致国家破产,资金外逃, 人民受剥削则会带来国家动乱, 政府只能在政策上平衡相方的利益才能够长治久安! 国家政策，就和骑自行车一样，不可能走直线，只能在直线的两边，不停地摇摆，偏左就往右打一下，偏右就往左打一下，这样才能保持平衡，才能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