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彷佛你不在身边，
遥远而哀伤，彷佛你已经死去。
如此，一言一笑，便已足够，
而我会觉得幸福，因那不是真的而感到欣慰。 ”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第十五首，聂鲁达
现代西班牙语世界有三位著名的巴布罗，分别是西班牙画家巴布罗·毕加索、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家巴布罗·卡萨尔斯和智利文学家诗人巴布罗·聂鲁达。三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分别是独领风骚的一代大师，而且是在同一年去世，真好像命缘天定。相比前两位，聂鲁达晚生了二三十年，算是后辈，但是他在文化政治领域对后世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两位前辈，甚至青出于蓝，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是被世人广为称道。自称“用第三只耳朵聆听大海”的聂鲁达，被誉为二十世纪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智利仅有的两位的诺贝尔文学家得主之一，同时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左翼政治家、共产党员以及促进世界和平运动的社会活动家。智利有很多与聂鲁达有关的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诗人当年的三处故居：黑岛、查丝寇纳和塞巴斯蒂安娜。这次在智利，我们专程拜访了这三所故居，对心仪已久的诗人，又增添了一些感性的了解。
——?? 多姿多彩的一生 ??——
”我本姓雷耶斯、卡特里雷奥、
阿雷亚诺、罗德里格斯；我已忘记
我的真名。
我从未出生，而是被创造，
我来自土地，来自底层。“
——《海与钟》，聂鲁达
巴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原名里卡多·內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尔托 （Ricardo Eliécer Neftalí Reyes Basoalto），1904年出生在圣地亚哥南部的小城帕拉尔 （Parral），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学校教师。里卡多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是38岁的高龄产妇，生下他不到两个月就得产褥热去世。过了两年父亲再婚，心地善良的继母对他倒是视如己出，小里卡多也亲切地称她为“姆妈 ”（Mamadre），但是内心深处，对亲生母亲的那种思恋，可能是伴随他一生的一个心结。
由于父亲的工作原因，全家搬到了特慕科（Temuco），里卡多的青少年时光大部分在那里度过。在学校里他热爱诗歌，10岁便写了第一首诗，献给他的“姆妈”：
“在金色的原野 / 我选择 / 献给你，亲爱的妈妈 / 这张谦卑的邮卡。”
按照诗人后来回忆录的记述，“父亲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下，又心不在焉地还给我，说：‘你从哪儿抄的？’然后就悄声 和母亲谈他们的重要事情去了。我记得就这样写了第一首诗，又这样第一次受到了心不在焉的文学评论。”
里卡多13岁的时候，便在报纸上第一次发表作品，他的文学才华，曾得到特慕科的女子学校校长、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智利女诗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的鼓励和赞赏。但是父亲非常反对儿子写诗，认为是不务正业 ，他只得瞒着父亲偷偷写作，作品不敢用真名发表，便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巴布罗·聂鲁达。
关于这个笔名的由来，一般流传的说法是，因为他喜欢十九世纪捷克诗人扬·聂鲁达，就拿来作了自己的笔名。可是在他的自传里，诗人自己的说法是，当时只是在杂志上随便找到的一个名字，并不知道那是一位大诗人。后来从一位捷克诗人那里，才知道扬·聂鲁达的大名。想起我们当年在布拉格，看到聂鲁达大街，还以为是纪念智利诗人，后来才明白此聂鲁达非彼聂鲁达也。另外还有第三种解释，威廉米娜·诺尔曼-聂鲁达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摩拉维亚（捷克的一个地区）小提琴家，柯南道尔在小说《血字的研究》中曾提到福尔摩斯还去听过她的音乐会。 作为侦探小说迷的聂鲁达，知道这个名字不足为奇，所以这个解释也说的通。究竟来源何处，现在也无从可考，反正一来二去，他喜欢上了这个笔名，后来索性把自己的姓名也改成巴布罗·聂鲁达，本名反而被人遗忘了。
1921年，聂鲁达来到首都圣地亚哥，在一所师范学校攻读法文。不过聂鲁达的志向并不是去当法语老师，而是要成为一名诗人。在大学期间，他不怎么去上课，和一群文艺青年一起厮混，还和几个女友谈恋爱，其它时间都拿来写诗。 学生时代的聂鲁达，生活困顿，饥饿是他的生活常态，经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比身体的饥饿更折磨人的是心灵上的饥饿，对情感的渴望。青春的冲动，性的探索，爱的彷徨，都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1923年，他的首部诗集《黄昏》出版，反响不大。但是第二年出版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却使他一夜成名，轰动了智利诗坛。诗句中洋溢着青春冲动的文字，和象征主义天马行空的比喻，将爱情的欢愉、情欲的痛苦、肉体的迷恋和情感的绝望，尽情宣泄 ，是聂鲁达最受欢迎流传最广的作品，被誉为20世纪的“情诗圣经”，一举奠定了聂鲁达在西语乃至世界文学界的地位。
当年在西班牙语国家有让诗人出任外交官的传统，通过关系聂鲁达谋到了一份外交官的职位，1927年被派到仰光的英属缅甸领事馆任领事。之后的几年间，他先后在亚洲的锡兰（斯里兰卡），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尼）等地出任外交官 ，其间还曾经访问过中国印度日本等地。1930年，在担任驻巴达维亚（爪哇）领事时，聂鲁达与当地的一名荷兰裔女子玛露卡（Marijke Antonieta Hagenaar Vogelzang，昵称Maruca）结婚。
两年后，聂鲁达结束了在亚洲的外交生涯，携妻子回到智利。不久他被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结识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两人惺惺相惜，结为挚友，在一次酒会上两个人还来了一段“双人致辞”（类似中国的对口相声）。1934年，聂鲁达出任驻西班牙的领事，在马德里与洛尔卡重逢，通过他又结识了 一批当地的左翼作家，交往密切，深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也是在马德里，聂鲁达遇到了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德莉亚 ·卡瑞尔（Delia de Carril）。德莉亚比聂鲁达大二十岁，阿根廷人，一位经历丰富的画家和老练的共产党员 ，聂鲁达称她为“小蚂蚁”。在德莉亚身上，聂鲁达找到了一个精神导师、母亲兼恋人。为了德莉亚，聂鲁达不惜抛弃了第一任妻子和年幼生病的女儿，而且之后几乎完全断绝了联系，任其自生自灭，做得十分绝情。
聂鲁达人生的转折点，是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如果没有那场战争，聂鲁达可能只满足在文艺圈里做一个有名的诗人，而不会过多地卷入政治。在亲眼目睹了战火硝烟、生灵涂炭的惨烈景象，特别是得知他的好友西班牙著名诗人洛尔卡被佛朗哥军队残酷杀害的消息后，聂鲁达的思想立场和政治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 的，“改变我的诗歌创作的这场西班牙战争，就这样以一位诗人的失踪而开始了”。聂鲁达转而坚定地支持 西班牙共和派的反法西斯战争，创作了著名长诗《西班牙在我心中》，这是聂鲁达的第一部“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品。1937年，聂鲁达在马德里组织召开了“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会”，与会作家共两百多人，来自三十几个国家，包括法国作家阿拉贡、苏联作家爱伦堡、美国作家海明威等，会后成立了知识界反法西斯联盟。由于他的政治立场，聂鲁达被免去了领事职务，返回智利。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过努力，1939年马德里陷落，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流亡法国，聂鲁达争取到智利政府的授权，到巴黎担任西班牙难民事务的特使，通过外交途径，帮助许多流亡法国的西班牙难民获得智利签证，并安排了一艘“温尼伯号”海轮，将两千多名流亡者送往智利，完成了他一生最骄傲的义举。聂鲁达在自传里曾自豪地说过，“让评论家们抹掉我的全部诗歌吧，可谁也抹不掉我的温尼伯！”
四十年代初，聂鲁达被派往墨西哥担任总领事的职务，在那里他结识了墨西哥壁画三杰奥罗斯科、里维拉和西盖罗斯，后两位是共产党员，与聂鲁达政治观点相近，关系密切。不久西盖罗斯卷入轰动一时的托洛茨基谋杀案，流亡到智利，靠得还是聂鲁达签发的签证。在墨西哥城，他和德莉亚·卡瑞尔正式办理了结婚手续。在墨西哥任上和任期结束之后，聂鲁达先后游历了中美洲、古巴、哥伦比亚和秘鲁，随着经历和眼界的拓宽，聂鲁达在诗歌艺术和政治观点上都日趋成熟。在秘鲁，诗人登上马丘比丘遗迹，感叹美洲大陆的壮丽风光和古老历史，日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马丘·比丘高处》。
1945年，聂鲁达正式加入智利共产党，并当选为议会议员。第二年智利共产党与激进党等左翼政党组成人民阵线， 在当年的大选中获胜，由激进党领袖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出任总统。然而上台不久，魏地拉就急速右转，于1948年宣布取缔智利共产党。愤怒的聂鲁达在国会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著名演讲，对魏地拉政权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随即被通缉，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一年多的流亡，最后从智利南部翻越安第斯山，到达阿根廷。这段传奇的经历，在2016年被智利导演Pablo Larraín拍成电影《聂鲁达》。从阿根廷，聂鲁达使用朋友危地马拉诗人阿斯图里亚的护照前往欧洲，在毕加索和法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顺利抵达巴黎，结束了一年多的地下流亡生涯。之后，聂鲁达应邀去苏联和东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随后离开欧洲，前往墨西哥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美洲分会。
利用这次重返墨西哥的机会，聂鲁达出版了他的长篇史诗《漫歌集》（也称《诗歌总集》），由里维拉和西盖罗斯亲自为诗集配作了插图，在美洲引起强烈反响。这部惠特曼式的史诗性的诗集，分为15章，由250首诗组合而成，赞颂了富饶的美洲大陆壮丽的风光和辉煌的历史，是聂鲁达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脍炙人口的是那首500行的长诗《马丘·比丘高处》。
聂鲁达在墨西哥期间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与玛蒂尔德·乌鲁蒂娅（Matilde Urrutia）的重逢。玛蒂尔德是一位来自智利南部的歌手和演员，传说她曾是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奥森·威尔斯的情妇。聂鲁达和她几年前在圣地亚哥初遇，曾有过一段短暂的露水情缘，这次在异国他乡重逢，没想到旧情复燃，竟一发不可收，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地下恋情。此时的聂鲁达，与第二任妻子德莉亚的关系基本上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和玛蒂尔德则是干柴烈火，如胶似漆 。同上一次在西班牙婚姻出轨如出一辙，这次聂鲁达也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不过这次更加轻车熟路，游刃有余，经常一边陪着德莉亚，一边偷偷在纸片上给玛蒂尔德写情诗，还以外出参加会议活动等理由去和玛蒂尔德私会，几年下来 ，德莉亚竟丝毫没有察觉。1952年，聂鲁达得知智利政府对他的态度有所松动，便把德莉亚派回智利为他疏通，自己在玛蒂尔德陪伴下住到意大利的卡布里岛（意大利电影《邮差》讲的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故事）。热恋期间，聂鲁达给玛蒂尔德写的情诗，结集为《船长的诗》，在意大利匿名出版。后来聂鲁达在自传里坦承了缘由：“我不愿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德莉亚。”之后出版的《100首爱的十四行诗》也是献给玛蒂尔德的。
1952年，新任的智利政府解除了对聂鲁达的通缉，诗人重返故里。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聂鲁达不得不维持表面上的婚姻，公开场合与德莉亚在一起，背地里私会玛蒂尔德，直到三年之后，德莉亚发现了这桩婚外恋，愤然离去，聂鲁达和玛蒂尔德两人正式开始同居，然而两人正式结婚成为夫妻，则一直要等到1966年，因为之前智利的法律不允许离婚。回顾聂鲁达的前两次失败的婚姻，和玛露卡结合是因为孤独，两人兴趣观念迥然不同，完全缺乏共同语言；而选择德莉亚则是因为政治理念 ，德莉亚更像是她的革命领路人，而不是生活上的伴侣；而且玛露卡和德莉亚年龄都比聂鲁达大，特别是德莉亚，简直就是找了个妈，也许是因为聂鲁达自幼丧母的心结多年来挥之不去。而玛蒂尔德比聂鲁达小五岁，既有艺术家的浪漫热 情，又不失女人的温柔体贴，加上同是来自智利南部，生活习性相近，对聂鲁达的日常起居打理得细致周到，让他能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中去。在玛蒂尔德身上，聂鲁达终于找到了最理想的人生伴侣。
巴布罗·聂鲁达（图片来自网络）
诗歌、爱情和革命，是贯穿聂鲁达人生的三个主题。聂鲁达的诗，始于爱情，终于革命；爱情与革命，如烈火般炽烈而又转瞬即逝。聂鲁达既是风流才子，又是爱国的革命者。他生性多情，一生中除了三位妻子，还有无数情人，风流韵事不断，年近七十的时候还背着第三任妻子玛蒂尔德，和她的侄女有染。如果说聂鲁达的文学天赋可能来自他的母亲，他的风流多情则多半是父亲的遗传。他的父亲除了和他的母亲继母的两次婚姻，还有别的女人，聂鲁达的同父异母哥哥和妹妹，都是父亲婚外情的结果。
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有两位主要的缪斯，分别是玛丽索尔（Marisol， 即Mar y sol，西语 意为大海和太阳）和玛丽松布拉（Marisombra， 即Mar y sombra西语意为大海和阴影）。玛丽索尔，真名是 Teresa Vasquez，聂鲁达称她为特鲁莎（Terusa）。她是聂鲁达在特慕科时认识的，曾是当地的鲜花节的选美冠军。《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著名的第二十首“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就是写给特鲁莎的。
另一位玛丽松布拉，是聂鲁达在大学时的朋友Rubén Azócar的妹妹阿尔贝蒂娜（Albertina）。阿尔贝蒂娜比聂鲁达大两岁，也在同一所学校学习法语，后来转学去了另一所城市。据阿尔贝蒂娜回忆，聂鲁达那时几乎每天给她写一封信，她虽然也喜欢聂鲁达，却因生性腼腆，很少回复。据说，《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中的第十五首“我喜欢你是寂静的”里的那个“你”，就是阿尔贝蒂娜，看来不假。
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备受世人推崇。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认为 “聂鲁达的艺术风格达到了西班牙语巴罗克诗歌的顶点。”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则认为：“聂鲁达超越了任何语言界限，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由于他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 瑞典研究院将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聂鲁达，称其作品为鲜活呈现了南美洲“命运与梦想”的“ 元素之力”，其“诗篇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世人对聂鲁达则褒贬不一。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他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奉为上宾 ，大受追捧，曾获得1953年斯大林和平奖，而且多年担任该奖的评委，并且亲自到中国为宋庆龄颁奖。尽管他对当时共产党国家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虽有所意识且不以为然，但是始终未能彻底认清实质。如果说在西班牙内战时期， 他的思想左转，却还尚存人道主义的话，那么在战后聂鲁达对共产主义的盲从和对斯大林的称颂，以及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许多重大事件上的沉默态度，的确是他政治人格上的一个瑕疵，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诟病。
1969年，智利共产党提名他为智利总统候选人，后为了智利左翼的团结而退出竞选，转而支持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后，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法国的大使。但是由于健康原因，两年之后聂鲁达便离任回到智利，在黑岛深居简出，埋头修订整理自己的旧作。聂鲁达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他未完成的回忆录《 我坦言，我曾经历尽沧桑》。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遇难。十二天之后，病重的聂鲁达与世长辞， 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 “秘密爱巢”查丝寇纳（La Chascona） ??——
“如果你，亲爱的，我的爱人
如果你已死去，
所有落叶都将飘撒在我的胸膛，
雨水将日日夜夜滴落在我的灵魂上，
冰雪将我的心焚烧，
我将与严霜、烈火、死亡和冰雪同行，
我的双脚将要走向你沉睡的地方，但是
我仍会继续活着，”
—— 《亡者》，聂鲁达
《亡者》（La Muerta）是聂鲁达匿名出版的诗集《船长的诗》之中一首写给当时的情人、后来的妻子玛蒂尔德 ·乌鲁蒂娅的情诗。诗确实写得很美，道出了聂鲁达对恋人的真实情感，1990年的英国电影《未了阴阳请》 （Truly，Madly， Deeply）中，有一段男主人公用西班牙语深情地朗诵这首诗的场景，确实非常煽情。1952年，聂鲁达结束了三年多的海外流亡，回到智利，而在流亡期间陪伴他的情人玛蒂尔德，虽然一同归来，却无法对外界公开这段恋情，因为聂鲁达表面上还维持着和第二任妻子德莉亚的婚姻。聂鲁达的当务之急是给玛蒂尔德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安身， 在朋友的建议下，他们把搜寻的目标定在贝拉维斯塔区。
贝拉维斯塔（Barrio Bellavista）是圣地亚哥艺术家聚居的一个波西米亚社区，虽然离城中心不远，但是一条Mapoche河，把城市的喧嚣隔离开来。另外这里离他和德莉亚在圣地亚哥的正式居所也很远，非常理想。某日聂鲁达和玛蒂尔德在贝拉维斯塔区圣克里斯多夫山（San Cristóbal Hill）脚下看到一座房子挂牌出售，房子虽然很小 ，但是背靠山坡，院子里还有一弯溪水流过，环境十分幽雅，两人当即便决定买了下来。之后聂鲁达找到自己的好友， 加泰罗尼亚建筑师Germán Rodríguez Arias（也是帮助聂鲁达改建黑岛的建筑师），请他将这座房子改造成藏娇的秘宅。
虽然这栋房子面积不大，可因为是建在陡峭的山坡之上，改造工程却并非易事。当建筑师拿出设计方案后，聂鲁达将房子的走向调了一百八十度，把主要的窗户由原来面向城市转向面朝群山。针对其它的设计细节，聂鲁达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最后连Arias也不得不承认，这座房子与其说是他的设计，不如说是聂鲁达的。
聂鲁达为这座房子起名查丝寇纳（La Chascona），在南美土著克丘亚语中查丝寇纳是“蓬乱”的意思， 也是聂鲁达对玛蒂尔德的昵称，因为她长了一头野性十足的红色头发。当时聂鲁达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德莉亚还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平时两人住在圣地亚哥纽尼奥阿区（Ñuñoa）林奇大街上叫做“米却肯 ”（Casa Michoacán de los Guindos）的住宅里，聂鲁达总是想方设法找各种脱身去和乌鲁蒂娅私会， 为此还不得不买通他的司机，为他们的地下恋情行方便和保守秘密。这样的偷情持续了三年，最终由于园丁的告发，德莉亚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这么多年瞒着她的外遇。虽然已届70高龄，德莉亚还是无法容忍这样的背叛，对她来说， “没有爱，婚姻便不存在”。德莉亚愤然离开聂鲁达，一个人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人的这段婚缘也走到了尽头。分手后，聂鲁达正式搬进查丝寇纳，开始了和玛蒂尔德一起的生活，从此两人再也没有分开。
在1973年的军事政变中查丝寇纳遭到叛军士兵的抢掠破坏，政变发生后仅12天，聂鲁达在圣地亚哥的桑塔玛利亚医院去世。聂鲁达死后，玛蒂尔德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坚持在这所房子里为聂鲁达举行守灵仪式。次日诗人下葬，灵柩从那里出发，圣地亚哥的人民自发地涌上街头，加入送葬的行列，无视军政府的禁令，以对诗人的悼念活动，向独裁政权发出了首次无声的抗议。
“我要你活下去，而我在沉睡中等你。
我要你的耳朵继续倾听风声，
我要你继续吸纳大海的芬芳，
我要我所热爱的事物继续活下去，
而你，我爱的最多的人，继续生机勃勃如花盛放。”
-——《爱情十四行诗》，第89首，聂鲁达
聂鲁达去世之后，马蒂尔德独自一人居住在查丝寇纳，在这座两个人曾经的爱巢中度过余生。在军政府统治时期， 聂鲁达的作品在智利被禁止公开发行。是马蒂尔德不畏风险，不懈努力，使聂鲁达的遗稿得以保存、整理并在国外出版发行。在政变中被损毁的查丝寇纳，也是马蒂尔德在友人的帮助下，逐渐将其修复，为日后筹建聂鲁达博物馆打下了基础 。1985年，马蒂尔德病逝，翌年她的回忆录《我和聂鲁达》出版，把她的故事向世人讲述。之前在很多人眼里，马蒂尔德可能被视为仅仅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但她以自己多年的努力，证明了她才是聂鲁达的真爱和未竟事业的继承人 ，终于让世人改变了对她的看法。
1986年，聂鲁达基金会正式成立，办公室就设在查丝寇纳。诗人的故居被辟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和其他两个故居博物馆一样，游客按照导览图的指示，在语音导览的帮助下，自助完成参观。遗憾的是，故居内部不让拍照，只能用图册上翻拍的照片做介绍。
查丝寇纳导览图（网络图片）。
查丝寇纳的标志：太阳和一头怒发。
查丝寇纳故居。
墙上的壁画，是聂鲁达喜爱的鱼的图案。
左窗的窗饰是P与M连接在一起的爱情标帜（P和M分别是聂鲁达和玛蒂尔德的名字的首字母）。
五色石子的镶嵌画，是聂鲁达的朋友、雕塑家María Martner的作品。
船长酒吧。生性热情的诗人喜欢呼朋唤友，好友相聚，无酒不欢。
长长的餐厅，形状宛如船舱。靠墙的长凳设计成钢琴键盘的模样。
客厅里悬挂着一副马蒂尔德的画像，是墨西哥画家里维拉（Diego Rivera）的作品。画中，里维拉给马蒂尔德画了两张脸，都长着标志性的一头卷曲的红发，画家还巧妙的把聂鲁达的侧面轮廓画在了马蒂尔德头发里。
双面的马蒂尔德（网络图片）。
——?? “玩具屋”塞巴斯蒂安娜（La Sebastiana） ??——
“我向你宣告我的爱情，瓦尔帕莱索，
等到你和我重新自由，
我要回来住在你的十字路口，”
—— 《漫歌集》，聂鲁达
1959年，聂鲁达厌倦了住在圣地亚哥，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希望换个环境，到瓦尔帕莱索居住写作。他要找这么一座理想的房子，面积不大不小，地点适中，不高不低，既要远离左邻右舍，又不是离群索居，关键还要价钱便宜。 这听起来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聂鲁达还真的在瓦尔帕莱索找到了这样一所房子。这座叫“塞巴斯蒂安娜”（La Sebastiana）的五层小楼，名字来源于它的建造者，一位古怪的西班牙人Sebastian Collao，其中整个第三层都被他建成个大鸟笼。当1949年Sebastian Collao去世的时候，房子还未完工。
聂鲁达一眼便看中了这座怪人建造的房子，唯一不太理想的是房子对他来说太大了。于是聂鲁达找到他的朋友雕塑家María Martner（她为聂鲁达的故居设计了很多石子镶嵌画）夫妇，两家合买了下来。地下室和一层二层归雕塑家夫妇，三到五层归聂鲁达夫妇。聂鲁达花了差不多三年时间对这座房子改建装修，于1961年9月18日，智利的独立日那天正式入住。
聂鲁达夫妇庆贺塞巴斯蒂安娜落成。
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把塞巴斯蒂安娜改造成了“玩具屋”，一处能召唤出他孩童时光的地方 。他写道，“不爱玩玩具的孩子不叫孩子，而没有玩具的成年人则永远失去他心中的童心了。我要把我的房子建成一个玩具，一天到晚在里面玩耍。”这是一座面朝大海的房子，从高层的宽大的观景窗望出去，瓦尔帕莱索美丽的城市和繁忙的港口尽收眼底。聂鲁达喜欢在这里度过每年的岁末，看着山脚下的城市港口和天空中绽放的焰火，辞旧迎新。
塞巴斯蒂安娜导览图（网络图片）。其中的3，4，5层是聂鲁达的故居，现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塞巴斯蒂安娜故居。
塞巴斯蒂安娜的屋顶。
楼梯间墙上的这幅石子镶嵌画，图案是María Martner根据聂鲁达收藏的一幅巴塔哥尼亚的古代地图设计的 。
三层是客厅和餐厅。
从这里宽大的玻璃窗望去，是瓦尔帕莱索城和海港的无敌美景。
诗人的家里自然少不了酒吧。
四层是主人的卧室。
五层是聂鲁达的书房。墙上装饰着瓦尔帕莱索的油画和老照片。左侧门后墙上的画像里的是美国诗人惠特曼，聂鲁达最崇拜的诗人。曾经有人问聂鲁达画像里的人是不是他的父亲，聂鲁达回答说：”是的，他是我的‘诗 ’父，诗歌创作上的父亲。“
聂鲁达去世后，塞巴斯蒂安娜曾遭暴乱的军人和暴徒劫掠破坏，马蒂尔德独自住在圣地亚哥，这座房子的楼上便被空置下来。一天马蒂尔德接到楼下的邻居，Martner丈夫Velasco医生的电话，告诉她房子里有奇怪的动静。医生来到楼上，发现门窗紧闭的房间里竟然进来了一只老鹰，便开窗把鹰放走，这只鹰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医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医生忽然记起聂鲁达生前曾对他说过，假如有来世，他愿化成一只鹰，回到这个世界。
聂鲁达基金会成立后，着手对这所故居的整理修复。1991年，故居正式开辟为博物馆。1994年，在故居的旁边，修建了聂鲁达广场。
聂鲁达广场上的聂鲁达铜像。
广场上的另一座铜像是聂鲁达的启蒙老师，智利的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
——?? “一艘搁浅的船”黑岛（Isla Negra） ??——
“大海比陆地更洁净，所以我来到黑岛，住在海水泡沫堆积的岸边”
—— 聂鲁达
1939年，聂鲁达卸任外交官的职务，从欧洲返回智利，打算寻找一处安静的地方，作为思考和写作的书斋，为构思中的《漫歌集》（又称《诗歌总集》）的创作做准备。通过报上的一则广告，聂鲁达在离圣地亚哥一百公里的圣安东尼奥港附近一个叫做Las Gaviota的小渔村找到了一块正在出售的土地，上面只有一座小小的石头房子，主人是一位退休的船长，名叫Eladio Sobrino的西班牙人。偏远的小渔村只有几户人家，濒临浩瀚的太平洋，那里的寂静和激荡不息的海浪，正好能够带给他所需要的激情和灵感，于是聂鲁达向出版商预支了《漫歌集》版税，将这个地方买了下来，为之取名为黑岛。
黑岛其实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一片荒凉的海滩，为何取名黑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海边黑色的礁石而得； 另一种说法出自聂鲁达1931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聂鲁达提到他在爪哇的海滩上，远眺“苏门答腊的黑色岛屿 ”。
黑岛海滩。
买下黑岛之后，聂鲁达对黑岛先后进行了多次改造。第一次改造工程始于1943年，历时两年，由聂鲁达的朋友西班牙建筑师Germán Rodríguez Arias主持，聂鲁达本人也参加了设计，并亲自监督施工。1965年，在另一位朋友和建筑师Sergio Soza的协助下，又对黑岛进行了扩建，将原来几座分散的建筑连为一体，又增加了马房和书斋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将黑岛改造成一座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海边别墅。聂鲁达经常在这里居住写作，接待朋友， 在他几处居所中，黑岛是聂鲁达最钟爱的。诗人的后半生在智利的很多时间包括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他的许多重要作品也是在这栋房子里完成的。
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到黑岛，差不多有一百公里路程。由于没有合适的公共交通，我们选择了租车自驾。可能因为交通不便的原因，来黑岛故居参观的，多数来自智利本国，外国游客很少。在聂鲁达的这三处故居中，圣地亚哥的查丝寇纳算是他的外宅，而瓦尔帕莱索的塞巴斯蒂安娜则是与朋友合买的度假屋，在政变时期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规模和展品都十分有限。只有黑岛最值得参观，因为它的历史最悠久，保护最完好，内容最丰富，意义也最重要。以往参观过的名人故居，有些就是一个空壳子，徒有其名，真正与屋主相关的文物寥寥无几。相比之下，黑岛故居非常完整地保存和再现了聂鲁达生前的生活环境，琳琅满目的各种展品，特别他收藏的各种物件，虽然把各个房间对得满满的，看去有些杂乱无章，却很能反映出诗人独特鲜明的个性。
黑岛导览图（网络图片）。
黑岛是由几幢外形各异不规则的建筑串联而成，整体看去是一条蜿蜒的弧线，一半像船，一半像火车。图中的号码分别是：① 欢迎中心 （Welcome） ② 入口 （Entrance）③④ 沙龙（Salon）及人形船艏木雕 （Figureheads）⑤ 餐厅（Dining Room）⑥ 卧室（Bedroom）⑦ 船与钟塔（Campanile & Boat）⑧ 酒吧 （Bar）⑨ 面具回廊（Mask Corridor）⑩ 书房（Desk Room）? 起居室（Living Room）? 图书室（Library）? 马雕室（Horse Room）? 蜗居（Covacha）? 贝壳展室（Sea Shell Exhibition Room）? 聂鲁达夫妇墓地（Pablo & Matilde's Grave）
黑岛故居建在海滨的山坡之上。
黑岛故居。
这座鱼形雕塑装饰的造型后来被选为聂鲁达基金会的会标图案。
故居前的院子里有一座火车头，是聂鲁达当年用牛车运来的古董。父亲是火车司机的聂鲁达对火车有着一种偏爱。
墙上鱼形图案的石子马赛克是诗人的雕塑家朋友的设计。
故居的入口处，横梁上镌刻着聂鲁达的诗句："Regresé de mis viajes. Navegué construyendo la alegria" 译成中文意思是 ”我自远行归来，快乐来自旅行。 “
查了一下，这两句出自《葡萄与风》中的一首诗El Canto Repartido《分享之歌》。《葡萄与风》出版于1954 年，是他访问中国印度苏联等国之后出版的诗集。
进到故居内，首先来到主人待客的沙龙，客厅里的摆设装饰都与航海主题有关，其中有聂鲁达收集的帆船航海时代颇为盛行真人大小的人形船艏木雕。航海是他最钟情的主题之一，壁炉边的茶几居然是用舵盘做的。
接着进入餐厅，房间的中央摆放着一张巨大的圆桌。聂鲁达不喜欢独自进餐，饭桌上总是高朋满座。他慷慨大方，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随时到黑岛，在酒吧里喝酒聊天，做客吃饭。餐桌上彩色的玻璃杯来自葡萄牙。聂鲁达对彩色的玻璃杯情有独钟，他曾写到：
”我喜欢餐桌上
我们交谈的模样
光线透过酒瓶
智慧的葡萄酒闪着光芒“
—— 聂鲁达
虽然曾流亡多年，聂鲁达却一直深受智利人民的尊敬。据说他当年在黑岛想吃什么鱼，只要用手旗给海上的渔船发个信号，晚饭时分那鱼准会出现在黑岛的餐桌上。
黑岛故居的餐厅。
黑岛的酒吧。聂鲁达好饮善饮，还喜欢在酒吧亲自为客人调酒。
酒吧楼上的二层是聂鲁达夫妇的卧室。一张大床，对着两扇大玻璃窗，躺在床上，便能看到浩瀚的太平洋，每天一睁眼，便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聂鲁达相信太阳有一种神秘的能量，于是他的床被摆放成特殊的朝向 ，每天早晨太阳从他的头顶升起，黄昏在脚下坠落，这样自己一整天都会感觉精神饱满。卧室的壁橱里，还挂着聂鲁达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颁奖仪式时穿过的礼服。
窄小狭长的面具走廊，如同一节火车车厢。两边的墙壁的窗台上摆满了聂鲁达收集的各种面具类的工艺品。
聂鲁达是一位狂热的收集家，他收藏到并不是什么值钱的宝物，而是各种小物件。按照他的自传的说法，这些都是 “自己的玩具，毕生收集，仅供消遣”。黑岛的故居了堆满了他的各式收藏，大概分为几大类：一类是与航海有关的，船模，船艏，海图，罗盘等；另一类是各种工艺品艺术品，比如陶器，木雕，酒瓶；还有一类就是与大自然有关的，如动物，昆虫，蝴蝶标本。他对蜗牛壳、海螺壳和贝壳特别着迷，自称“软体动物学家”，先后共搜集了各种壳类一万多枚，大部分后来都遗失或捐赠了，黑岛故居现存六百多枚，专门开辟了一个陈列室展出。这些爱好和收藏，很可能和聂鲁达童年的生活经历相关，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诗人的个性：开朗豁达，兴趣广泛，随意率性，不拘小节。
聂鲁达收集的各式各样的酒瓶。
放在瓶子里的船模，是一位来自智利南方科洛内尔的老海员卡洛斯·霍兰德按照到过智利海域的真实船只的样子替他精心制作的。
图书室里陈列了许多与航海有关的收藏，有古老的海图，帆船模型，星象仪，地球仪，望远镜，罗盘。聂鲁达热爱大海，连他写诗的钢笔也只用蓝色和绿色的墨水，因为那是海水的颜色。
书房的墙上挂着他崇敬的作家、诗人的照片：雨果，大仲马，波德莱尔，惠特曼。
客厅的壁炉，彩石向前的装饰也出自María Martner之手。
这座马的木雕是他童年居住的城市一家商店放在橱窗里招揽生意的标志，和真马一样大小，栩栩如生，童年的聂鲁达每次从橱窗前经过，都要伫足许久。成年以后，聂鲁达多次想从店主手里买下那座雕像，都被拒绝了。后来那家店因火灾关张，聂鲁达听到消息以后，几经辗转终于托人买了下来，运回黑岛家中，特意加建了一个房间，专门陈列。
除了上面的那间马房，1965年扩建黑岛时还增添了一间小小的书斋，聂鲁达将之命名为Covacha（蜗居）。这里成了聂鲁达钟爱的工作室，书斋的窗前放着一张他最喜欢的桌子，因为桌面的木料来自海上。按照语音讲解的介绍，有一天早上，他从卧室看出去，看到海面上有一块木板飘着，他推醒妻子说，我的桌子来了。聂鲁达在岸上等了一天，到下午那块木板才随着潮水漂到岸边。那是一块船板，有差不多半尺厚，被他找人拖回来做了桌面。书斋里还有一个水池。据说，他每天写作前后都要洗手。中国古人琴棋书画也讲究焚香沐浴，洗手更衣，这种仪式感，是对创作的虔诚之心。
不太会游泳的聂鲁达却有一个船长的梦。黑岛别墅前面的沙滩上“泊”着一艘小船，从未下过水。“我喜欢船，而船在陆上是更安全的。”诗人生前常和朋友在甲板上饮酒作诗，抒怀畅谈。船边矗立着诗人亲自设计的钟塔。
七十年代初的智利，由于阿连德政府奉行的社会主义政策，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改革措施，导致智利国内经济状况恶化，国际上的敌对势力趁机拉拢智利国内的反对派，策划推翻阿连德政权。1973年9月11日，据说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 保守派军人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叛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围攻总统府，聂鲁达的好友阿连德总统在莫内达宫遇难。不幸的消息传来，本来已患前列腺癌的聂鲁达病势更加严重。政变之后，叛军抄了聂鲁达的家，试图在他家里搜出武器。聂鲁达对那些士兵说：“这里的唯一武器就是诗句。”最后那些士兵什么也没有搜出，只得灰溜溜地离开。9月19日，诗人病情加剧，被从黑岛的住所送至圣地亚哥的医院治疗抢救，但在4天之后，于9月23日与世长辞。按照官方说法，他是死于前列腺癌引发的心脏病。但是据后来调查的证据显示，诗人的死因，并非如此，而是由于“第三方的介入”，聂鲁达或许是政治谋杀的牺牲品。
聂鲁达死后，在圣地亚哥被草草埋葬，而没有按照他的遗愿葬在黑岛。他的作品在智利被禁，独裁的军政府试图把这个智利文化的象征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但是在他的遗孀和友人的不懈坚持和努力下，聂鲁达并未被智利人民淡 忘。1992年，在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垮台之后，接任的民选政府才按照诗人生前的遗愿，把他的遗骸迁到他的故居黑岛， 和玛蒂尔德合葬在一起。
建在黑岛故居旁山坡上的墓地，形状宛如一艘驶向大海的船头。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刻着两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份。
当年聂鲁达在《漫歌集》中写下了他的遗嘱：
“同志们，请把我埋葬在黑岛，
面对着我熟识的海洋，每个狂暴的空间都有岩石和风浪，
而这一切，我那遗失的双眼将永远不能再看见。”
“在我的旁边给我所爱的人挖个墓穴，
有朝一日将她埋葬，
再一次在大地上与我为伴。”
十九年后，诗人终于魂归故里，长久陪伴他的是一生的最爱：船、大海和玛蒂尔德。
——?? 追寻大师的足迹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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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大师的足迹（三）——橡树园镇海明威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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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大师的足迹（四）——看得见风景的玻璃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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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诗人好像还当过副总理呢。
What a small world! 温尼伯中国人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