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传人
祖国在唱红歌。祖国山河一片红。 文革在延续，因为有文革的传人。 文革不是毛主席的文革，不是文革一代人的文革。是我们民族的文革。
咱们有句俗话“麻烦不找你，你别找麻烦”。把不求进取的那点出息揭示的恰到好处。路上有坑不修补，只管绕着走，坑多了，早晚谁都有一脚踩进去的时候。以限制农民为主的户口让城里人获利于一时，于是自顾自逍遥。不想在文革中户口回过头来狠狠反咬了城里人一口。这就是太祖爷推行的“知识青年上上下乡”运动。
笔者二人年龄不够，太祖爷死后才初中毕业，没有赶上上山下乡，可是，对下乡的恐惧感受至深。
大规模的下乡起自1968年秋冬。前面最早去下乡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大概有过一颗红心满腔热血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冲动。但那一点热量，可能很快就被北大荒（注1）的冬天给中和掉了。到了该中间的二哥哥二姐姐们去下乡时，革命，进步，光荣这些包装下乡的浪漫朦胧已全然消散。 大哥哥大姐姐的故事不时传回。 有吃不饱饿肚子的，有冬天冻坏脚的， 有夏天被蚊子叮出病的，有改造山河闪了腰的，有一不小心怀了孕的。总之灰头土脸的多，豪情万丈的根本没有。不再是自愿的理想之举，可又是钦命的调派，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于是就把下乡和小时候看过电影里的抓壮丁连到一起，恐惧感就很自然了。
不愿意去，就会想尽办法躲过这一劫。太祖爷打发孩子们下乡其实比抓壮丁的军阀还是温柔许多，最初的一锅端过后，谁该去谁不该去有了细节不断调整的政策。独子或独女可以不下乡，而两个子女以上则是二去一， 三、四去二。子女再多的则依此类推。不过，下乡的硬性规定中留了些许软性的小门缝儿。拿枪保卫祖国比种地来得重要，能当兵就可名正言顺的不去下乡， 而当时并无仗好打，当兵后捐躯回不来的可能性不高。不但如此，当兵的子女可以从子女总数中除去，两个孩子，有一个去当兵，另一个如同独子，也可以不下乡。于是想办法参军是当时的上上策。但是兵不是谁都能当的，机会有限，没机会扛枪就得另想辙。当时，家庭确有困难或是身体确有残疾之人也可以不下乡。家庭困难基本上是硬碰硬的情况，可是身体缺陷里面猫腻就多了。并不是所有的缺陷都算数。两位笔者都认识的一位朋友，现在是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儿时得过小儿麻痹后遗症，一条腿有缺陷，为此在文革后高考时因体检不合格而没上成大学，科学是靠自学悟出来的。可这一显见的腿疾当时居然不足以构成不下乡的理由，硬是让这位老兄拖着一条残腿下乡多年。而最好的不下乡的身体条件是一些说出来大部分人都不明白是什么的难解之病。 像是一种神经类的间发性眩晕，叫美尼尔氏综合症。 此病无准确的物理诊断手段，确诊在很大程度上靠病人症状自述。 文革后期，中学毕业生中美尼尔氏病患者大增。还有就是心脏太大，心脏太小，心跳太快，心跳太慢等慢性隐疾都出来了。一时之间，中学生中很是出了一些医学知识异常丰富的业余医生。因此而可以不下乡有了个专有名词，叫做病留，因病留在城里。
可是，蒙骗太祖爷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随便心跳加快一下就病留在城里不下乡？ 没有那么便宜！下乡是太祖爷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的系统工程，不去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当时所有的就业机会都由国家机器掌控， 病留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而被准不下乡，既然丧失劳动能力，就不要想在城里得到一份工作，只能和居委会老太太们在一起“混街道”。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没有乐趣。所以，就是对想方设法“病”出名目而躲过下乡这道劫的人，上山下乡这四个字都是心灵上的一大块疤。笔者之一的一位二哥哥二姐姐辈的好友，为了躲避下乡的命运，就曾以先天性心脏病为名，病留在家，没有下乡。可是，多年“混街道”留下的创伤之深，让这位老兄直至今日每提起太祖爷都要咬碎牙一番。
自然，受上山下乡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到广阔天地走了一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尽管多年后，许多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知青先辈们，以自己丰富的社会练历，对生活透彻的理解，更加豁达的对待人生，实现了自我，但还是有众多的知青前辈们，失掉了青春，折损了身体，放弃了人生的梦想。更有孔捷生们几乎被原始森林吞没，而金训华们被洪水卷走（注2）。上山下乡的硬伤在知青前辈们身上烙印甚深。
去了的受明伤，没去的受暗伤，就是不到岁数的潜在候选人也受到了恐吓，更不用提当时的父母们的揪心之痛。上山下乡是文革中不分阶级，不论立场，不限社会层次，所有城里人均摊的一场噩梦。于是也成了被反省的重点。文革之后，就是再控制，再稀释，上山下乡的题目，还是创出了些名堂。 体积之大，居然自成一系，有了知青文学。除此之外，没见到造反文学，五七干校文学，六二六文学（注3），武斗文学等任何其他成系统的文学，可见上山下乡的影响之重。
有体积，难免会有主题浮现。知青们受了很深的伤，有伤身的，有伤神的。 失去的青春， 平均每位知青下乡三五年，一千八百多万知青，累积成小一亿年的青春。 被社会遗弃的孤儿心理，可以让知青阴暗一辈子，对此的反应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自怜，他责，抒发郁闷，反省体制。 知青们，他们的父母们，弟妹们，后代们，上山下乡是文革中城里人作为一个整体，受太祖爷伤害最深的大事件，情绪汇在一起，深深的一声叹息。
家庭肢解，骨肉分离，青春“被光荣”，如此尺寸的噩梦，就叹息一下，总觉得缺点儿什么。
有的时候，旁观者清还是满有道理的。 把文革中上山下乡从字面上简单的翻译给只关心本城小事的美国朋友，他们马上会对讲故事的人翻白眼，认为中国在几十年前就领先世界，健身攀岩，野外郊游，享受生活，肯定是讲故事的人编出来骗人的，搞得讲故事的人哭笑不得。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传授历史知识，就轮到美国人一脸茫然了。他们会无一例外的问：“去了不高兴，回来不就完了吗？”
这下就真正没办法给不懂中国这两个字含义的人解释清楚了。其实，上山下乡的要害正在这里。 除去太祖爷的强势，除去文革时全体同胞的疯狂，上山下乡能够发生的必要条件，就是户口制被社会默认，城里人和乡下人被分为两个几近不同物种成了思维常态。 在咱们的封建皇权文化传承之下，对等级的存在没有抵触。在遭受上山下乡以前，户口维护着城里人的特殊利益，让咱们的北京城里不出印度式的贫民窟，自豪才有底气。既有传统，又有利益，接受人能被分成不同物种就不奇怪了，尤其是自己是该吃粮食的，别人是该种粮食的。迁徙自由？ 没听说过。 接受了户口制的正当性，就给了太祖爷像种树一样随意“种”人的权力，上山下乡就是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就是前面说的见了坑只管躲着走，早晚要掉进去的道理。
直到咱们也有可能得去农村永久性种粮才让咱们在乎的户口制到底有多野蛮？拿到刻度上一比就清楚了。 在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争到民权之前，美国有广泛的种族歧视现象。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是社会的次等公民，生活受限制，其中包括有许多地方黑人不许去。歧视源自早期的黑奴制，黑奴曾被当动物对待。没错，非常邪恶。可是，黑人是美国的少数族裔。历史上少数族裔被多数欺负，污辱，杀戮的例子很多。能举出的例子包括历史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被土耳其大规模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基斯坦人以及现在生活在台湾的大陆人等。受户口限制的咱农民弟兄可就不同了。中国一直是农民的国家。直到现在农民还占人口的多数。多数人如此受欺负受歧视，历史上有过，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殖民地社会中被殖民国家的原住民。如元朝时的汉人，被英国人统治的印度人和抗战时在敌后日本鬼子统制下的中国人。在太祖爷时代，世界上这些情况不多了，多数人仍受歧视的也就是一个南非。没错，太祖爷户口制之下的中国农民，其身份和境遇和当时南非的黑人民众类似。可是南非的黑人起码受气受在明处，宪法中规定黑人就低人一等，黑人只能在南非国土上限定的区域内生活。咱们的农民可是宪法中明定的国家主人。主人们和当时南非黑人一样生活在系统性“种族”隔离状态下，咱们居然泰然自若，还不时大言不惭的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
如此野蛮的恶制，少有人出来为农民弟兄们出过头。诺大一个中国，有文字记载出来替农民抱打不平的只有一个梁漱溟梁大侠（注4）。梁大侠在户口制出现之前的1953年就看出工人是在“九天之上”，而农民是在“九地之下”。就是这么一句话，触到了太祖爷主宰臣民命运这个封建皇权根子上，为太祖爷所不容，亲自出来把梁漱溟给按了下去。而且当众告诉梁漱溟，对你的抱打不平，我就是“没雅量”接受。从那开始，梁漱溟们就逐渐消失了，而能听到的就是郭沫若们的颂歌了（注5）。再经过1957年的反右，从1958年户口制实施直到文革，居然没有一个人为农民弟兄们公开说句话。住在城里但从来就没有过自由精神的咱们，能守住自己被赏赐的按月领粮票的权利很是知足。等到咱们被太祖爷半抓壮丁似的谴去上山下乡的时候，户口制已经像物质不灭定律一样不可挑战。
文革过后，咱们一边忙着把在乡下“受苦”的亲人接回城里，一边以受害人的身份清理痛苦，用知青文学叹息着。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李春波李大侠唱红的一首歌就是典型的代表，那首大家都熟悉的“小芳”：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在回城前的那个晚上，你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你站在小村旁。”
“小芳”是知青的歌，毫无疑问是唱给曾经的知青们而不是唱给“小芳们”的。 同一个分别，小芳又作何感想？如果有人问一问小芳姑娘，也许会是一首很不同的歌。
“小芳自白”，可能是这样：
“城里的小伙们来到村上，个个白净又时尚，人人早上先刷牙，穿的也鲜亮。
转眼小伙们要回城，我和心上人得分手，泪水随着迷茫流，时尚要它走。
谢谢你带来的闪亮，让我今生有追求，谢谢你给我的震撼，让我向往外面的灿烂。
说再见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一定要拥有外面的世界。说再见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心随你它飞。”
从小芳的角度出发，知青带来了以前不曾见过的外面世界，让村里的生活由一成不变的黑白水墨画变成色彩斑斓的油画。
如果不在乎太祖爷送孩子们下乡的动机，如果不计将近一亿年知青青春的总体投入，如果不算城里人的利益得失，知青下乡可能是对户口制这个倒退，野蛮，将封建皇权发挥到极致的邪恶制度一次有效的反动。
知青下乡之前，在太祖爷实施了十年几近种族隔绝的户口制的挤压下，城乡间的交流没有了。由于户口制的铁腕，对种粮交粮这份苦差，农民兄弟们不能撂锄头不干，打个铺盖卷进城讨生活，也就是失去了打不过你只好加入你的终极战略灵活性，没有了从种粮的到吃粮交色转换的可能。就连婚姻这个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社会阶层交流手段也消失了，城乡间的亲戚关系在文革时只剩下十年以上的“老亲戚”们，再也没有新的城乡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于是有了固定的城里人与乡下人这两个“物种”。“小芳们”不用说对传说中将来共产主义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有想象力，就是对自己身体最简单的健康照料，像每天刷牙这种“新”事物，都没机会接触。据下过乡的哥哥姐姐们讲，刚下乡时当地乡亲们见到他们每天早晨在院门口用根棍子把嘴里搅的满口白沫，以为他们都有神经病。知青们的许多对城里人极平常的一举一动，都给农民弟兄带来了新鲜感和触动。半导体收音机，家人的照片，七天休息一次的星期天，领导男知青的女知青干部，从知青身上，农民弟兄们尝到了城市味道，现代味道。这种味道，完全不同于他们被迫接受的像牲口一样只管给城里人种粮食的味道。而思想往往是由亲身体验到不同味道开始的。上山下乡无疑给被太祖爷捂住生命力的农村注入了生机。
但是一亿年的知青青春不是能不计代价的一种物质，而是一千八百万个鲜活的生命。把知青们和小芳们的利益放到对立面上，户口，这个封建皇权的恶制，就是把可以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喜剧变成无解悲剧的罪魁祸首。恶成了文化，以至于站在小村边的小芳姑娘连想都不敢想与知青哥相跟上到城里去追求共同的幸福。
所以，反思上山下乡停留在知青文学有着巨大的局限，小芳们的利益没有表达出来。如同许多文革现象一样，上山下乡的本质问题，是自由与权利的问题。当咱们没有择地而居的权利，没有随意迁徙的自由，就为人为的等级留下了空间，就会产生赐配等级的权力，也就会有人拥有这些权力。太祖爷人为调动种粮的和吃粮的这个不等式两边组分的游戏才会成局。当社会对一些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麻木不仁时，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也就无法避免了。深受上山下乡之害的城里人是委屈，可是，从“小芳们”的角度出发，上山下乡是对享受后封建工业化社会的城里人认可封建皇权等级制的一种惩罚。
上山下乡能够实施，大张旗鼓的展示了户口制是贯穿整个太祖爷体系中一条维系生命的大筋，是封建皇权的力量所在。户口制和它后面的文化内涵不除，咱们的“特色”就会一直如影相随，就是没有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特色。还是那句话，权利是个零和游戏，每个人的权利多了，剩给“太祖爷们”随意把玩的就少了。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咱们，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小芳们”，都该争取拥有自己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每个人有择地而居的权利，将来不会再有“被”上山下乡的空间，从广义上说，也不会再有文革。
注1：是东北黑龙江的地名，以寒冷的冬天著称。“上山下乡”时许多城市青年被送往此地。
注2：孔捷生是著名知青作家，著有广为流传的“大林莽”等书。金训华是文革中树立的知青英雄，为保住落入洪水中的两棵电线杆而被水淹死。
注3：指根据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所发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令，许多医务人员被派遣去农村一事。
注4：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哲学学者与教育家。毛泽东得天下后被聘为“民主人士”，因思想与敢言在于毛泽东共事几年后即获罪。
注5：郭是历史学家与诗人。可是在毛泽东治下成为权力的玩物与毛的御用“诗友”。是屈从于淫威文人的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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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哈，台湾这个绝招当时肯定不灵，而且文革时想吃成胖子的工程太艰巨了。没有盼头是下乡恐惧的要点，“插队落户”， 顾名思义，文革传人，再传其子，再传其孙，扎下去了， *_^。
说到无所不用其能的逃避上山下乡，我想起台湾的兵役制度，过矮，扁担手，扁平足，高度近视等不用当兵。我认识的一位哥用养猪计划，把自己弄肥逃过了兵役。
台湾以前的兵役是2年，还有盼头，上山下乡当时可没保证多久吧，那些人活的更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