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爱恨情仇

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爱恨情仇



一个孩子的梦魇

　　57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成了乌云(日本名字：立花珠美)一生的噩梦。那年她8岁。

　　1945年8月11日傍晚，乌兰浩特地区的格根庙附近，仓皇奔逃中的日军及家属近1000人被苏联红军追击，在此地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日军指挥官下令：所有日军将士和所有家属都必须自杀，连孩子都不能留下。顿时，刀光和枪声让这条山沟变成人间地狱。

　　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惊恐地目睹了一幕人伦惨剧———与自己同族的日本军人毫不怜悯地将不愿意自杀的亲人砍死，还在人群中投下手榴弹，深沟里血肉横飞；她的母亲继承了丈夫的武士道精神，亲自刺死了不满周岁的小女儿，然后举刀自杀；她的姐姐被压死，两个弟弟则被日军乱枪打死。最后，指挥官和军士吼叫着，把武士刀刺入自己的腹部。

　　侥幸留下性命的乌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跪在重伤的母亲旁边，呆呆地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果不是中国老大爷救我，即使当时不死，也得精神崩溃。”现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乌云回想起57年前那血腥的一幕，眼睛里仍残留着惊悸。

　　“那天夜里，我从沟里爬了出来，已经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趴在格根庙西边的一座桥上。这时东边来了两个中国老大爷，他们不懂我说的日语，就摸摸我的头，又拍拍胸，然后往西指。我懂了，说的是让我别害怕，跟着走。”

　　其中一位姓崔的老大爷背起乌云带她回家，看她饿得快不行了，就到一户人家要了一碗饭让她吃。天黑时，他们到了家，正赶上吃晚饭，乌云记得当时他家吃的是白苞米粥。他家里已经有5个小孩了，还有一个躺在炕上的病人。他们非常怜惜乌云的不幸身世，但苦于无力养活她，只好忍痛转送。

　　张大爷是乌云的第一个养父，一个憨厚的东北农民，生活贫困，家中4个孩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尽可能把有限的粮食省给乌云吃。一年后，为了让乌云过得好一些，他们把她转交给一户经济宽裕的人家。

　　乌云的第二个养父阿拉坦。奥琪尔是蒙族人，母亲王秀庭是汉族，夫妇俩终生未育。他们把她原来的日本名字改为蒙族名乌云，视为掌上明珠，一直供她读到大学毕业。

　　1957年，乌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分配至内蒙古自治区库仑旗第一中学，在这里，整整36年，她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这段时间里，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日本人的血统。




“我不回日本，我要陪养母”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乌云的养父母为养女着想，毅然决定寻找乌云的在日亲属，免得她此生有所遗憾。

　　1980年，乌云一家经多方辗转找到了她居住在日本广岛市国府町的惟一亲人———哥哥立花甫。曾经音信断绝、以为此生再也不能相见的兄妹俩于1981年8月7日在日本相见，双方百感交集，抱头痛哭。

　　但是乌云却作出了一个令哥哥吃惊的举动：放弃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及日本国籍，陪伴将她抚养成人的中国寡母，回中国定居。

　　乌云的养父于1976年去世，养母王秀庭今年已经77岁，至今仍和乌云及孙子住在一起。

　　说起她的中国养父母，乌云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那场战争里，是善良的中国农民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中国养父母又让我受到了最好的教育。8岁时的惨痛遭遇直到现在在我的脑海里仍很深刻，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就是觉得回中国生活好，回到中国我的精神上才充实、愉快。”

　　1993年，乌云调至哲里木盟任政协副主席，1994年调至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现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连续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系统的全国劳动模范。

　　

遗孤官司和反省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据日本华文报纸《中文导报》报道，十几年来，归国遗孤曾多次请愿和写信，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合情合理的政策，让他们回国后有依靠，过上安宁的生活。

　　自去年始，横滨和东京等地的孤儿们已经发起了签名活动，共征集到10万人的签名，向国会和自民党提出了请求，但他们的声音被搁置一边。

　　这些回到日本的孤儿认为日本政府对他们的生活没有采取充分的保障措施。这些孤儿们大多已开始步入老年，他们希望以此为契机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更多人希望通过这个官司，能让日本政府进一步反思和警惕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深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