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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经常会问我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我也很乐意讲给他听。但有一些事，实在无法说清楚，比如，插队。儿子会问，为什么学生都要离开父母下乡？为什么那样才能锻炼人？当我回答不出的时候，就会说：“那是文革时期，什么都不能用正常思维来考虑。” 儿子知道，文革是个crazy的年代，然后就停止表达更多的疑问。
我们兄妹三人，没有一人插过队，这，只能说运气太好了。文革开始的时候，大哥小学六年级，等那些中学生停课闹革命，大串联结束，初中复课招生时，二哥也已小学毕业。大哥二哥以及比大哥还高一届的三届小学毕业生，一齐升入初中，成为同学。而高于他们的历届镇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全部插队去了农村。那种情形下，所有人都以为，学生从学校出来，只有一种命运，就是插队。那时我还小，晚上和妈妈睡在床上，妈妈问我，长大了要去插队做农民，靠种地养活自己，会不会？我回答妈妈，我会养活自己的，我还会养鸡，等鸡下了蛋，送鸡蛋给她吃。这些话，给了妈妈极大的精神安慰。这些，我都不记得，都是我们长大了，妈妈告诉我们的，每次讲起，妈妈的眼中还会噙着泪水。
两位哥哥初中毕业时，学校恢复了高中招生，但只招两个班，也就是说，只有1/10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那时只有妈妈一人在家带我们，她和负责招生的领导认识，去要求能不能两个哥哥都上高中，得到的答复是，能有一个上高中就不错了。因为认识，问妈妈让老大上还是老二上？妈妈回家商量，大哥说，他是老大，他去插队，让二哥上高中。大哥在等待插队中，等来了就业，分到拖拉机厂当工人，那是我们当地文革中的第一批不用插队的毕业生，大哥很幸运。这些，我还是不记得，还是听妈妈说的。两年后，二哥高中毕业，面临插队，可由于我们那地区工业比较发达，缺少工人，按政策，老二还可以分配到工厂工作，但只能进“小集体”。二哥被分去一个乡镇企业当工人，那工厂实在是小，工人几乎全是农民，没有星期天，但比插队强多了。二哥在那厂工作了近五年，苦闷中用业余时间写小说，我去偷看，发现那厂长被描写成和其他书中的坏工头一样。
由于地域不同，政策亦不同。大伯家从无锡下放到苏北，两位堂哥下乡插队了，留下堂姐当工人。二伯姑妈家在杭州，两位堂姐和一位堂哥都下乡了，表姐留城了。记得最大的堂姐从苏北回来玩，坐在那里边哭边说，她不要在那个地方工作，即便回来扫马路，也要回无锡。后来所有下乡的堂哥堂姐们都陆陆续续回了城，大堂姐等到三十多岁，才如愿回到无锡结婚生女。
从二哥开始工作起，我就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就是中学毕业去插队。同学中，有的人知道将来不用下乡，像独生子女，或者哥姐已经插队的；有的同学，不能确定是否要插队，有很多不定因素，要看政策导向；而我，因为两个哥哥都已工作，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政策怎么变，我都逃不脱。于是乎，家里鼓励我参加篮球训练，参加文艺演出，希望我有个特长，将来即便下了乡，能被工厂招去做合同工；后来两个哥哥都离开家乡，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妈妈又去了解政策，是否哥哥们不在父母身边，我就可以不用插队，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大伯还提议，延迟毕业，多等一年就多一份希望，因为女孩子下乡太不放心了，而堂姐就是这么干的；家里甚至想过让我毕业后学个手艺，像裁缝之类的，又能自食其力，又不用风吹日晒；妈妈还在哥哥面前说将来我要插队，搞得哥哥郑重表态，将来我生活有困难，会尽力帮助我的；等等。在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们没有多少可做选择的，家里能想的也都想到了，但怎么想，都改变不了我插队的命运。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没有意识到，插队，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一丝悲伤。甚至去外乡的一个知青点，看到漫山的映山红，直赞“这地方不错唉！”
人的命运，真是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就在我的上一届，还有人插队，可到了我这一届，插队，取消了！成为历史了！更可喜的是，在我16岁时，中断了很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们在“奋战100天”的豪言壮语中，上课，做作业，上课，做作业，直至考试。在多年来想象中的插队的季节，我离开家乡，上大学去了。所有有关插队的担心，随着滔滔长江水，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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