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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人只有朝上走才有希望

(2017-06-09 14:17:32)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爸爸来了

      七月底,爸爸突然来信,说打算来荆门看看。来信说他打算八月四号来荆门。那天我和四队的陈幼黄一起来到荆门火车站迎接。中午火车到了,爸爸从火车上走下来。他看上去精神很好。我们一起到十里牌大姐姐那里吃了饭,下午就赶到革集。

      在路上,爸爸兴致勃勃。他以前就经常下乡,所以对几十里山路并不是很在乎。我们边走边聊天。爸爸告诉我:小姐姐上个月回来生小孩,七月十六日生了一个女孩。天气很热,家里摆满了西瓜,只有靠西瓜解暑,要不然真受不了。爸爸还告诉我:最近防疫站叫他恢复工作了。但仅仅是“恢复工作”而已,没有恢复职务,也没有说原先给他戴的各种帽子是否正确。总之是一笔糊涂账。但爸爸似乎已经很知足了。爸爸还说:单位还派人到荆门,清理了我和小林档案中一些“不利于招工和招生”的材料。并在回武汉后告诉爸爸:这些材料都被带回来后销毁了。我笑了笑,摇摇头。这种话太叫人难以相信了。

      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电站。老刘非常热情地招待他。而爸爸似乎把时间安排得很紧,吃了晚饭就要去找公社书记聊天。我担心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有什么“锦囊妙计”,能说服书记将来在招工或者招生时能对我高抬贵手?否则找他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哀求他?有用吗?如今当官的良心好像都被狗吃了,没有好处的事是没有哪个当官的愿干的。现在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年代了!

      天黑了,我启动了发电机。一切正常后,带着爸爸来到公社,找陈书记“聊天”。此时的陈书记似乎心不在焉,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爸爸没有兴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后来他们站到一边谈话去了,我远远地看着他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他们大概谈了一个小时才结束,回来后爸爸既没有表示高兴,也没有表示失望,也没有告诉我讲了些什么。不过我也没有抱任何指望。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下半年招生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二队的黎箭龙不仅被推荐到武汉的中专去读书,而且到学校报到后还偷偷赶回来补办了一个“预备党员”的手续。从此摇身一变,成了中共党员的后备军。据说他送了一台缝纫机给陈书记。没法和他比,就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可送不起这玩意呀!

      晚上,我让爸爸睡我的床,我在地上铺了张席子,反正夏天怎么也好安排,就这么混几天吧。爸爸累了,一会就打起鼾来。我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几天前我给小妹写了信,告诉她爸爸要来的消息,不会收不到信吧?万一没有收到信,我该怎么办呢?……。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和爸爸早早地就站在大路口,望着远处,看小妹会不会来。等呀等,终于在远方山边的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看那走路的样子,我马上就肯定是小妹来了。我高兴极了,拼命朝那个黑点挥手,也不管她能不能看到。走近了,才看到小妹大热天穿得整整齐齐,戴着一顶大草帽,手里还提着口袋,边走还边望着我们笑。我不由得一屁股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爸爸拍拍我:“你快去接她啊!”我这才如梦初醒,赶快跳起来,朝小妹跑过去,把她手里拿的东西接了下来。小妹提的是从原来房东菜园子里摘的黄瓜和辣椒,可都是新鲜菜呀。

      小妹走到爸爸跟前,红着脸叫了一声:“江伯伯!”爸爸高兴地拉着她的手说:“走累了吧?看你累得满脸通红。快到屋里洗洗,休息一下。”我笑着说:“她的脸天生就是这样红的。”我看她走了几十里路,真的是累了,赶快给她打水洗脸。爸爸看来很高兴,拉着她问长问短。小妹看到这样,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了,大家就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下午我们一起回到生产队,看望队长他们。一整天,大家都非常开心。老刘这几天就负责给我们做好吃的。晚上,我们一边发电,一边用渠道里的流水洗澡。老刘也趁机给爸爸讲了些我在电站的生活,也不知道讲了些什么。看来爸爸对这里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

      第三天,我们三人一起去了趟县城。我没有告诉爸爸五一前后在小妹那里发生的那些混帐事,所以当爸爸说想到小妹所在的农科所看看时,我吞吞吐吐地不敢马上答应下来。我非常担心不能去,但又没法说清楚。倒是小妹很无所谓:“好啊,我们去吧!”我这才放下心来。其实我也想去看看,毕竟有三个多月没有去看看了。

      下午,我们向农科所走去。远远看去,我感到那屋子变得如此陌生,而且心情怎么也提不起来。那天下午大家都出工了,空荡荡的屋子里除了一排床铺外,就只我们三人在那里聊天。小妹知道爸爸是在防疫站工作的,就说:“江伯伯,我有时候感到有些心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爸爸听了非常惊讶:“你知道心悸?那你告诉我,心悸是什么感觉?”小妹不由得脸红了。想了想说:“有时候感觉到心突然在那里跳,胸前有点闷,过一会有好了,什么事也没有了。是心悸吗?”爸爸点点头:“嗯,那是的,如果不经常发生的话,不要紧的。”聊了一会,我就和小妹告别,带爸爸回到十里牌大姐姐那里。小林已经从盐池过来了,准备接爸爸到他那里去。

      七号,爸爸随小林去盐池区向河公社,一直到九号晚上才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小林没有和爸爸一起过来。十号,爸爸晚上要回武汉了。我和小妹那天一早就都来到十里牌大姐姐那里,给爸爸送行。上午,爸爸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我看你现在工作也不错,和她关系也很好,她对你也很好。我看你们就这么过吧。小林那边我们再做做工作,争取早点把他招上去,这样就能解决了。”他说得很慢,好像在斟酌着说话。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我疑惑地看着他:我现在算是在工作吗?我不是“知青”了吗?我一辈子就在这里了吗?他征求过小妹的意见了吗?小妹也愿意和我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吗?……。所幸的是:爸爸仅仅是说说而已,这些话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点约束力。每个人的路要靠自己去探索,犯不着和他争辩。就如同那年在广埠屯菜场遇见俞志远劝我在农村找个好人家一样,听听而已。于是,我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想说。小妹什么也不知道,还在那里高高兴兴地玩。爸爸这次来对她很好,还专门跑到她住的地方去看望,小妹感到很开心。

      二十几年后,我们小组的同学再次回到革集,大家还特别走到原先电站所在的地方去看了看。出乎意料的是:原先认为“固若金汤”的石头房子居然已荡然无存,连地基都没了踪影,机坑和水轮机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只有一条残缺不堪的滚水坝和一堆零乱的小石块还躺在那里。贝恩渤笑道:“恐怕这里人把建房子的石头都搬去修猪圈了。”我呆呆地看着那个曾经的电站,突然想起当年爸爸那天讲的话。我突发奇想:当时如果我真的就在这里过下去,会是什么情况?

      至于小林那边的情况,爸爸什么也没有说。倒是大姐姐告诉我,爸爸在那里过得很高兴。小林非常热情地接待,连自己舍不得用的新床单都拿出来给爸爸用了,爸爸非常感动云云。我听罢楞了半天,心想:我没有新床单呀,新东西都给小林了。但我一声没吭。

     也许爸爸这次只是来探探路,了解一下情况。可能回去后又找了一下关系,发现在沙洋师范有个“熟人”可以拉拉关系。于是二十九号中午又突然来到荆门,并和我一起直接坐长途汽车去了沙洋。那是一个胖胖的中年人,说话倒是挺和气的。请他在餐馆里吃晚饭时,爸爸很小心地说起自己有两个在荆门的知青儿子,已经在农村呆了几年了。那人不由得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哎呀!你们去年怎么不来找我,要不然早就解决了!”言语中流露出天大的遗憾,爸爸听了似乎也感到相见恨晚,只有我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说什么呢?去年罗老师在荆州遇见的每一个有点路子的人都是如是说来,但没有一个愿意,或者说敢为未来的招生做哪怕一点点承诺。爸爸不相信,骂我不懂事。我笑了笑,不想反驳他,随他去吧!随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如我预料的一样。开始招生了,当我九月十五日再次到沙洋请他帮忙时,他面露难色,闪烁其词,极力回避这个问题。我也心知肚明,不再为难他,马上就离开了。

      虽然爸爸只来了短短的几天,但我已经心满意足。就爸爸目前的状况,他不可能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在招工和招生上帮不了什么忙。他已经很尽力,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啊。

      爸爸刚回去不久,小妹的哥哥有重也到荆门来了。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我正在电站不远处检查线路,看到小妹远远地跑过来,还一边向我挥手。我赶快迎了过去,她高兴地说:“快点,我哥哥来了!”原来,罗老师担心小妹那里究竟情况如何,叫他一定来荆门看看。有重刚好有几天假,所以就过来了。不过事情发展到今天,他什么也看不到了。于是,小妹带他来电站来玩。我赶快回去,老刘在准备做饭,我则开始发电,以便搞完了好好聊聊。

      以前我每当晚上发电时,都是把负荷先挂在上面,也就是先把闸刀合上,然后才开进水的闸门,让发电机慢慢转动起来。随着水流逐渐加大,发电机越转越快,电压也慢慢上升,直到达到二百二十伏为止。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是有重来了我太高兴,我鬼使神差地忘记把闸刀合上,而是让它空载运行。结果发电机飞快地转动,配电盘上的电灯就是不亮,我也糊里糊涂地找不到原因。那天,我们只好在黑暗中吃了晚饭,又在黑暗中谈天。

      第二天一早,我心里还惦记着这个意外,于是又开始检查发电机,还把有重也拉来一起检查。有重可能很少接触发电设备,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两个人忙的满头大汗。小妹坐在那里无事可干,到处乱翻,看到了我的日记本,偷偷地看了起来。当她看到我在日记中记有罗老师劝告我不要在农科所的混蛋找茬时太生气的那段话,开心地笑了起来,还拉着我看那段话。我不由得心里暗暗发笑:偷看别人的日记,还那么大方地告诉别人,还真的是个小孩子!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送走了有重,我又开始检查设备,但仍然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我无意中把其中一个闸刀合上,突然,电流迅速上升,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天哪,原来发电机没有足够的剩磁来激发产生电流!而挂上负荷无疑是产生一个回路,形成反馈,由磁-电不断转换而满足了要求,因而能正常运行了。我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白忙活了两天,原来是这样!虽然我被这件事搞得焦头烂额,但确实学到一招,后来在工厂时还帮厂里解决了大问题。值得啊!

      二十四号一早,我赶到荆门长途汽车站给有重送行。这个月内,爸爸来了,有重也来了,我和小妹都感到很愉快。临走前,有重邀请我们有时间再去葛洲坝工地玩。我看看小妹,小妹也看看我。现在不比去年,我们都不在生产队了。再偷偷出去玩?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


 
第二次工农兵学员招生

      九月初,第二次工农兵学员招生开始了。这次仍然是每个公社只能推荐一到两名知青,于是四队的陈幼黄和二队的黎箭龙被推荐。幼黄可能是剩下的知青中成分算是比较好的了,他的哥哥陈阳早就被招工走了。至于黎箭龙是什么原因被推荐则不得而知,但后来因送缝纫机给公社书记而搞到一个预备党员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我自然连被推荐的机会也没有了,但心里还是比较平静的。毕竟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知青,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荐你上去吧。这在哪里也说不过去。

      但是当我到掇刀去找小妹时,小妹高兴地告诉我,她今年又被公社推荐了。这真的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掇刀公社有好几十个武汉的知青,去年就推荐了她一个,今年又推荐她,在其他人眼里简直叫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些人私下里肯定在想:是不是小妹走了什么不正常的“路子”?而我心里则想:看来我原先的猜想是对的,公社管知青的人心里有鬼!被我这个不怕鬼的人搞穿帮了,所以只求赶快把小妹送走,免得将来再闹出什么事情来不好收拾。

      虽然如此,我还是感到欣慰。毕竟这是离开农村的一个机会啊!那天,我带着小妹到大姐姐那里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姐姐。听说小妹可能要去湖北医学院,那就在东湖边上。如果能去那里读书真好!我们似乎已经看到小妹光明的前途了。

      大姐姐去打饭,我们就坐在她的房间里。小妹高兴地坐在我的对面,把凉鞋脱下来玩。她用手拉着凉鞋两边的带子,不停地打圈。看着她高兴的样子,我为她感到高兴。不知道怎么的,心里也有些难受。小妹能出去绝对是好事,特别是现在招工暂停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出路了。不过想到将来我不得不再次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而且还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出头,心里也感到有些难受。然而理智告诉我:命运对知青而言,是很难掌握的。两个人一起走对我们这些黑五类而言,几乎是异想天开。能走一个算一个吧!如果她真的走了,我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但我仍然会从心里祝愿她能离开农村,到一个好的地方去。没有必要叫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出不必要的牺牲。特别是,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许诺,只是两人心照不宣而已。

      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既然不用考试,被推荐上去以后,剩下的事情就是政审了。而随着被推荐的知青一个个地走了,小妹变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管招生的人仅仅说是“政审材料未到”,让人总是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心里好像明白了什么:“这是真的还是有意的?”但我不愿意说出来,总希望我的感觉是错的。

      这段日子里,每次当我到掇刀去看她时,总是见到她苦恼的面孔,总是看到她皱着眉头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地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只好安慰她:再看看吧。就这样直到招生工作结束,仍然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希望就这样又一次落空了。她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不过明显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看到伤心的小妹,我觉得真可怜。她现在的心情真还不如我啊!

      一周后,有个招生的人悄悄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去护士学校,可以考虑。这真是不可思议!难道招生还有可商量的地方?小妹这时突然变得非常清醒,断然拒绝了那个人的“提议”:我既然上大学政审不合格,去中专也不可能合格。我不去!她把这件事告诉我,并小心翼翼地问我:“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我点点头,明确的告诉她:“没有错!你不用后悔,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好事情等着你的。”她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她一直还在为自己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有点拿不定主意。

      这真是:麻雀掉到粗糠里——空欢喜一场啊!


 
人只有朝上走才有希望

      看到小妹那难受的样子,我心疼极了。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当初没有被推荐还安心一些。于是我只要有空就带她到医院去散心,在那里还有小林、黄原他们几个,能够相互开开心,也许能消去她心中的不快。
 
      一天,我又带着小妹来到医院。那天正是周末,大家都在围坐在桌子周围,看黄原打牌。我问:“你们打的什么牌?”黄原眨了眨眼睛说:“算命,你要不要算一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他们推到前面:“你快摸几张牌!”我随便摸了一张递给他,黄原看了看说:“你的女朋友比你漂亮。”我又摸了一张,“你家里比她家有钱。”当我把第三张递给他时,他闭着眼睛说:“你们两个现在的工作是一样的。”我正在纳闷,潘玲再也忍不住,“噗”的一声把嘴里的茶喷了出来,大家笑成一团。小妹刚上完厕所推门进来,奇怪地问:“你们在笑什么?”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虽然我尽量想办法给她开心,但很明显,小妹的情绪并没好转。慢慢地,我感觉小妹有点变了。她经常不在农科所上工,我有几次去找她时,她都不在那里。农科所里烧饭的小男孩很小心地告诉我:她最近总是和三十八中的那些知青在一起。经常在外面到处玩,一玩就是一天。我的心一下被揪了起来。三十八中里有些流氓在武汉是有名的。那些知青每天就是打架闹事,再就是到处玩,从来就不上工。生产队里把他们没有办法,也从来不管他们。小妹怎么能和他们混在一起?后来见到小妹,我问了问她的近况。她似乎把一切都看穿了,摆出玩世不恭的样子。我很担心,她是不是觉得在农村好好劳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才这样放纵自己。但像我们这样背景的人,有这样乱来的资本吗?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但,我能怎么办呢?如果我就这样阻止她,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十一月六日,老刘告诉我,县里拨给革集公社一些电线,大概可供三个大队架线用,叫我去沙洋物资公司提货。于是我立即出发,下午就到了沙洋。贝恩渤帮我联系了一辆便车,可以帮忙把线拖到荆门。第二天,我到物资公司办理了手续。我要带走的,就是绕满电线的一个大木头轮子,加起来足有三百斤。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线滚到车上,就出发了。汽车跑得很快,不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十里牌附近那个进入革集小路的分岔路口。司机师傅帮我一起把木头轮子从车上滚下来,倒在路边。然后我就只好站在路边等各大队的人来把它拖走。然而冬天天很早就开始暗下来,我没法再站在那里。好在那时候世道还安全,基本上是“路不拾遗”,而且这么粗的电线谁拿去都没有用。所以我就跑到电管所,找赖平那里挤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不得不又赶到那里等各大队的人来把电线拖走。天又下起了小雨,我简直没有办法。快到中午时分,我要找地方吃饭。就搭上从掇刀去子陵的班车,想到荆门城里吃了中饭再说。

      我从车后门一上车,就看到小妹站在车的最前面。我高兴地往前面挤,到前面,用手轻轻打她的头。她回过头来看见了我,对我笑了笑。这时我才看见周围还有几个知青模样的人,正紧张地望着我,好像连拳头都握紧了,看到她在对我笑才放松下来。我没有理他们,只问小妹:
“你要去哪里?”小妹说:“我要去子陵。”我没有笑,板着脸对她说:“已经中午了,记得看时间,要赶回来啊!”小妹看看我,点了点头。车此时已经到了县城,我只好挤下车,但心里很不痛快。她明明知道这些知青都是游手好闲的人,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在一起?仅仅是因为他们会玩吗?我不由得有些替她担心起来。小妹呀,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啊!

      等我吃完中饭回到放电线的地方,各个大队的人早就来过,自己把线分好带走了。我也松了一口气,但小妹的情况使我的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我该怎么办啊?!我是不是该和她谈谈?我想了很久,决定给她写封信。我写啊写,但总是感到不满意,就把写了一半的信放在口袋里。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专门来到掇刀,想和小妹好好谈谈。没想到一到那里,就看到她躺在床上,正在发高烧,看来病得不轻。我叫了她几声,她才勉强睁开眼睛看我一下,其它时间都是闭着眼睛听我讲话,只是点点头或者摇摇头。本来我带了几本小说,想给她看看,好消磨时间。现在她连眼睛都睁不开,我只好把书放到她的枕头边上。天哪!我该怎么办?如果她在队里,我可以亲自来照顾她。而现在她在农科所,我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吃饭的地方也没有。我急得眼泪都出来了。突然我想到了她的姐姐沙恩。对了,她不是在沙市吗?叫沙恩过来。于是,我擦干眼泪,朝县城飞跑。我赶到邮电局,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我只好给沙恩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小妹病了,赶快来吧!

      过了一天,我再去掇刀,看到沙恩已经到了。她正在那里洗衣服,我的心才放下来。沙恩见到我,高兴地说:“谢谢你啊!小妹今天好多了。”过了一会,她看到四下无人,悄悄对我说:“我不喜欢她和那些乱七八糟的知青在一起。昨天那些人来这里,我看了都烦!”我“嘿嘿”地干笑了几声:“你怎么知道那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沙恩也笑了:“我好歹也在荆门当了三年知青啊。”是啊,她原先还和于衍正是一个组的,当然对知青了解很多了。沙恩很诚恳地对我说:“小江,你要好好帮帮她。要她振作起来,不要像那些知青那样自暴自弃。那样不好。她又不在我们眼前,没法看着她。你经常来这里,说说她吧!”我点点头。

      走进小妹睡觉的房间,小妹已经起来了,看起来精神好了很多。她看到我勉强笑了笑,看得出沙恩一定是说过她了。于是,我掏出写了一半的信递给她:“我本来想给你写信的,没有写完,你先拿去看看吧!”小妹慢慢地看信,一会儿,她看完了。低着头想了想,说:“你说吧,我听着哩。”我慢慢地给她指出最近她的情况。我很小心的说:“我想你其实知道这样并不好,是不是觉得好好做人没有意义?有些事情是不能看穿了啊。如果因为做好事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待遇,就因此不去做好事,而去做坏事,那世道会成什么样子?难道一个人做好人或者做好事是为了要别人认可吗?经过这几年的挫折,我明白了没有必要那样卖命地干活。但那是为了保护自己,也决不会放弃自己,决不会乱来。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人要特别小心啊。那些人可能家庭条件比我们要有底气,他们瞎闹没什么,我们不行啊!人往下走往往会感到舒服,而往上走总会感到比较吃力。但一个人必须往上走才有出息!你还不到二十岁,前面的路还长得很。我已经二十六了,也没有对前途丧失信心,何况你呢!”小妹一边听我说,一边在思考。但什么也没有说。

      几天后,我收到了小妹的来信。在信中,她谢谢我对她的批评和提醒,并认为我说的对。最后她说:
“放心吧,小江,我会把握自己的。”

      我松了一口气。

 
天上掉馅饼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来信。这封信很长很长,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纸。爸爸告诉我,几天前,人事处的头头找到他,谈到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政策问题。他们耐心地开导爸爸:这个政策所给的招工指标到年底就要作废了,而我们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被招上来。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了保险起见,他建议爸爸把招工指标让给我,也就是让我先回武汉。特地来征求爸爸妈妈的意见,并特别嘱咐要抓紧。

      爸爸妈妈经过艰难的考虑后,不得不同意了人事处的意见,决定把招工指标让给我。而这个改变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震动。爸爸在接下去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妈妈痛苦的感受,妈妈既伤心又失望,一连两天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流泪,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心情坏透了,等等等等。希望我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理解妈妈此时的心情。

      我拿着信看了又看,一时转不过弯来。我坐在那里,心里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我真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感觉。高兴吗?当然,就像天上掉下一个馅饼,不!是掉下来一块金砖!砸在我的头上,不知道是疼还是喜,而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很迷惑,我真的要回武汉了?我该怎么走?到哪里办手续?信中没有提及,一团迷雾!妈妈很伤心,我该怎么办?我应当怎么安慰妈妈?我不是她的儿子吗?怎么换了一个儿子对她的打击如此之大?我不该被招工吗?我是不是抢了原本应当是给小林的东西?我不禁在心里问:“爸爸妈妈,难道我不是你们的儿子吗?”

      很快,武汉市打算把符合“多子女身边无人”条件的知青一次性解决完,并要求在年底全部办完手续回城的小道消息就到处传开了。看来是真的,各地很快就要开始搞了。这次返城,完全是根据规定的条件来,没有任何“推荐”、“讨论”、“研究”和“审查”的余地,所以谁将返城一清二楚。而回城后做什么工作,无人知晓。而且指标是从武汉发过来的,县里只有执行的份。能属于多子女身边无人之列的人,基本上都是父母有这样那样政治或历史问题的,要不然怎么会多子女一个人都没有被召回来呢?

      几天后,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去县知青办询问情况。县知青办的人听说我来打听多子女身边无人回武汉的事情,不由得仔细打量着我半天,惊讶地问:“你是武汉知青?听你的口音还以为你是荆门人哩。”我只好告诉他,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六年,可能不知不觉已经带有荆门当地人的口音了。那人倒比我想象的客气,笑笑说:“嗯,看来你是改造好了!”随后告诉我:他们已经知道,凡是今年要根据多子女身边无人政策需要招回去的知青在年底前都会办完手续。但什么时候办,怎么办都一概不清楚,要等武汉市的通知和相关文件后才能知道,你们就等着吧。接着,我又到大姐姐那里,告诉她这些情况。大姐姐也收到了爸爸的信,她说:“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赶快先找找关系,说不定到时候会用得上的。你办这些事情一定要特别小心,千万千万再不要出像小林那样的乱子啊!”我点点头。

      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再次来到县里,这里能看到知青的身影明显增多。听说武汉那边的通知已经到达县里,但要拿到手似乎不是很容易。有些人去尝试过,总会以各种不是理由的理由被要求“下次再来”,知青们则满头大汗地按照他们的“指示”到处奔波。很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其实他们是在暗示你是否应当有所“表示”,仅此而已!可怜当时我们的脑袋还转不过来。

      二十四日,我实在感到没有把握,就去找大姐姐商量如何能把通知单搞到手。大姐姐想了想说:“这样,我们一起去试试看!”于是我们一起来到县委大院。大姐姐叫我先在外面等着,她先进去试探试探。

      半个小时后,大姐姐满面笑容地出来了。原来,她一进门,就首先自我介绍是油田医院的医生,能帮他联系好医生看病,于是那人顿时对她客气起来。然后她才说有个同事的孩子这次要办多子女身边无人的手续回去,托她来看看什么时候能办。那人赶快把一大叠通知单翻出来,找到我的单子,很客气地说:“在这里,你叫他来办手续吧。”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大姐姐再三叮嘱:一定得过一会再去,千万不要马上去找他们,而且千万不要说我是你姐姐,否则就糟了。说完就回去了。我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静。然后,鼓起勇气推开了知青办的门。屋子里有两张大书桌拼在一起,上面摊满了东西。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那里,好像和我上次见到的人不一样了。其中一人抬起头,看着我问:“你找谁?”我小心地说:“我来拿回武汉的通知书的。”“你叫什么名字?”“江育林。”。“哦,你来了。是的,你的通知单已经来了,等等。”于是他打开抽屉,从一大叠纸中翻了一下,抽出我的通知单来。他把通知单放到桌子上,正准备盖章,突然,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喂,江凌是你什么人吗?”我顿时紧张起来,他是否开始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了?我假装想了一下,然后一付猛然醒悟的样子:“江凌?喔,你是说一个姓江的大夫吧?她和我们家蛮熟的,我爸妈和她是老乡。”那个人看到我对“江凌”一付并不太熟悉的样子,相信了。于是在通知单上盖了个章:“好了,你到区里和公社里去办手续吧,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了。”

      我控制住自己惊喜的心情,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接过通知单。虽然已是寒冬,等我走出办公室,身上已经汗湿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其实,这是一张很简单的通知单。大意是:某某某,根据武汉市某某文件的精神,多子女身边无人的家庭可以有一人调回武汉市。你现在符合条件,请于今年年底之前办理好一切手续,回到某某街道革委会报到。武汉市将根据情况安排你们到国营或集体单位参加工作,等等。上面姓名和地址都是事先填好了的,别人拿去一点用也没有。

      有了这张通知单,后来的手续就好办了。二十六日,我赶往子陵区办有关手续。知青的档案全都在区教育科,同时它也兼知青办。管知青的人看到我来了,给我的通知单上也盖了一个章,然后很客气地说:“等一下,我把你的档案找出来带走。”我奇怪地问:“不是你们寄过去吗?”那人摇摇头:“我们怎么会寄这东西,都是叫你们自己带回去的。”过了一会,他拿着一个封好口的牛皮口袋从里屋出来,递到我的手中:“拿好啊!”我拿过口袋,想起爸爸来时说过的话。就问他:“今年有我父母单位的人来这里清过档案吗?”“是的,是的”那人一边用手指着办公室的地下,一边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已经把那些材料拿出来烧了。是我亲自在这里烧的,你的档案已经清理干净了!”

      我大吃一惊,呆呆地看着他。爸爸不是告诉我:防疫站的人说,档案里的一些材料已经被拿出并带回武汉销毁的吗?现在他如果告诉我并没有清理,我可能会相信。现在他告诉我什么都被烧掉了,我还会相信吗?我相信谁?

      我拿着自己的档案走回电站。很晚了,我还坐在那里,怀里抱着这个棕黄色的口袋。我看着它,回想起一九六八年,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里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人事档案,各种塞进去让人生不如死而又不让当事人知道的纸片……。这可是我的生命线啊!我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它带回去,让它再跟随我一辈子!我就这样想了很久,很久,直到半夜。最后,我走到水坝边上,再看了它一眼,把它撕成碎片,丢到水里。我没有看里面的内容,也不想看它,对它似乎没有一点好奇心。只是默默地看着它在水中慢慢地消失了,就让它永远消失吧!

      办理完全部手续,我准备回武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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