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从各自的角度折射出大千世界。 版权所有,严禁转载。
个人资料
美国严教授 (热门博主)
  • 博客访问:
正文

52. 苦干

(2017-06-18 16:58:37) 下一个

【版权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 江育林】
我的工人生活

      我的工人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一点一点地适应这种生活。文革时期的公交是很可怕的,那时的公共汽车很不规律,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七、八辆汽车会排着队一起开过来,然后半个小时看不到一辆车。每天清早,要挤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汽车上班。而且来了也未必能挤得上去,要看谁的力气大。下午再这样筋疲力尽地挤回家。我经常在车上呼呼地睡上一觉,而从来没有因此坐过站,可见路途之遥远。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就像是一场战斗。车还没到,人就开始不要命地朝车靠过去,然后就开始有人跳上去,贴在车门上——那个年代,不管男女好像都会跳上正在开着的汽车——当车停靠到车站时,上面已经贴满了人。有时候司机看到贴上去的人太多,根本不停就跑掉了,那一大堆人就这样挂在车门口进不去,成了一大风景。在上班的路上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或听到死人的交通事故。那时候,武钢正在建轧钢厂,有很多德国技术人员来这里做事。他们看到公共汽车挂了一大堆人,歪歪倒倒地往前走,吓得直画十字,祈求上帝保佑。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一天下班时,我站在正狂跑着的车里,看见一个工人挂在车外已经快两站了。车上装满了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腾出一只手,拿出一毛钱伸进车窗说:“买张八分的车票。”那个女售票员看了他一眼,没有理睬。车内的人轰地一声笑了起来:“算了吧,你能不能活到下车还是个问题啊!买什么票!”呵呵,那时候我们被戏称为“武汉市民间杂技团”

      这就是当时的上班生涯!

      到了部件班,我才知道我的工种叫“钳工”。我的理解,所谓钳工,就是手工操作的工人。你看,开车床的叫车工,开刨床的叫刨工,开磨床的叫磨工,开铣床的叫铣工……。我们没有机器开,天天拿着锉刀、锤子之类的工具,最经常用的机器就是钻床,但没有人叫我们“钻工”。不过,通常钳工应当会用各种机器,因此是属于“技术工种”而不是“熟练工种”。熟练工种两年甚至一年就能转正定级,而技术工种要三年才行。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听说我是钳工,就问我:“那你是开钳床吧?”爸爸从来没有接触过机械工厂,对工厂的情况一窍不通。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哪里有什么钳床,就是手工劳动。”看到爸爸一副失望的样子,我解释到:“那些开机器的是熟练工种,钳工是属于技术工种,干的是技术活啊!”爸爸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一天,人事股的安师傅来找我:“要建档案了,你来填个表吧。”我跟她去了办公室,仔细地看了一下要填写的材料。其实就是填一份履历表,要求从小学开始一直填到现在,而且都要有证明人。我把表带回家里,晚上非常小心地填写。除了小学的证明人写爸爸外,其它一律写的是中学同班同学张崇武。然后,我把所有的填表都照抄了一遍留底。到现在我才放下心来:看来没有人在意我们这些从农村回来的人为什么没有档案。一切都重新清零了,我有了一个新的档案,里面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我高兴得太早了。那些人随时都能把各种材料重新放进我的档案里。七、八年后,我发现自己的档案里又装满了那些叫人生不如死的材料。

      邓师傅是个很老的技术工人。他的手工活非常厉害,像这样的老工人在厂里还有好几个。据说大跃进年代,大家要造手表。这些老工人硬是用锉刀把手表零件一个个地加工出来,做成了一块手表。据先来的工人们说,厂里造了一个压手表后盖的模具。那是个正十二边形的凸模和一个正十二边形的凹模。师傅们做的模具能随便把哪一边对齐,把凸模往凹模的孔中放下,能够做到既不轻松地往下掉,也不会用力才能挤下去,而是自动慢慢地顺着孔往下滑进去。可见其准确度与精确度之高。这绝非一日之功!

      慢慢地我们才知道,厂里那些有本事的老师傅大都是从司门口的修表门市部调过来的,个个都是修手表的高手。于是,厂里不少年轻人对手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向老师傅学习修表,并“勇敢”地把自己或者家里人的手表偷偷拆开来练习。但最常见的结果是:手表被拆开后不知道怎么再装配还原,或者装还原后不能走动,还多出几个零件来。只好把一大堆乱七八糟拆散了的零件用手帕一包,拿到厂里求师傅们来收拾残局。师傅们倒也宽容,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臭骂他们几句,然后还是帮忙还原。一般徒弟们带块手表来求师傅修理修理,或者洗洗油,他们也都不会拒绝。

      谁知爸爸听说这事后,隔三差五地从熟人那里拿块手表,叫我拿到师傅那里去洗油,有时居然一次拿来三块手表。天哪!一个师傅有好几个徒弟,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师傅不用上班,就天天给别人修手表算了。我哭笑不得,只好先收起来,尽量隔些时才拿一块表去。实在没有办法,只有偷偷拿到修理门市部去,自己掏钱去洗油。哪知道爸爸居然还不满意,还在催我快点搞好了拿回来。我忍住气,对爸爸解释说:“师傅还要上班啊,怎么可以专门给我们修表呢?不就是几块钱的事情吗,为什么不能自己拿到表店去洗油呢?”。爸爸一听,立刻就翻脸大怒,大声责骂我不肯为家里卖力,这点小事都不肯帮忙云云。我看着满脸怒气的爸爸,不觉心里一阵凉气,真的感到非常失望:我在家里实在是个多余的人啊!的确,我已经二十七岁,早就应当自己独立生活了。但我每月只有二十二元的工资,买乘公交车的月票两元,吃饭要十二元,剩下的钱能租房子住吗?现在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呀。我真的感到很无奈。但,这是我的责任吗?如果不是文革中把我们赶到农村“劳改”六年多,以我的能耐,今天会是这个样子吗?

      我深深体会到古话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这句话的含义。虽然爸爸妈妈的家从理论上讲也是自己的家,但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温暖。我不由得心里暗暗发誓: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一定搬出去自己住。从那时起,我从不乱花一分钱,夏天再热,也不喝一瓶汽水,不吃一根冰棍。咬着牙齿积攒每一分钱。结果三年后,到我上大学前,我竟然存了三百多元——我在做最坏的准备。而这个准备后来对我上大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却是我当时没有料到的。这就是后话了。

      邓师傅对人非常和气,对我们这些新工人也很宽容和照顾。慢慢地,我感到邓师傅其实并不像小说里面的“师傅”那般严厉和凶狠。有一次,我上午要出去有点事情,跟邓师傅打个招呼就出去了。没想到快到下午一点钟才回来。看到我回来,邓师傅从一包衣服中拿出一个饭盒来:“我跟你打了一份饭,你赶快趁热吃了吧。”。我不禁呆住了。周昕告诉我:上午车间王书记到处找我,还问邓师傅我跑哪里去了。邓师傅从眼镜片后面看了书记一眼,爱理不理地说:“是我叫他到外面买东西去了。”王书记也不敢多问,只好走了。听到这些,我从心里感激邓师傅。

      邓师傅家里其实并不富裕,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有几天,大家发现邓师傅心情很坏,坐在那里叹气,后来连班也不上了。车间主任告诉我们:他的小儿子在医院住院,而且是病危。那天下午,我们几个人一起到三医院去探望。一进病房,就看到邓师傅正伤心地站在病床前,他的小儿子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原来很久以前,他的小儿子在和别人一起踢足球时,被足球狠狠地踢在腰上。因为家里很穷,不敢跟家里说,就一直强忍着,直到后来实在无法忍受了,才去医院检查,但两个肾已经全都坏了。对他们家庭而言,换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小儿子实际上就是在医院里等死。据说小儿子曾经眼巴巴地求他的姐姐:“好姐姐,你能不能给我个肾,救救我啊!”。他姐姐也无可奈何地说:“就是给你个肾,也要十几万才能动这个手术呀,我们家怎么出得起!”。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心里都很沉重。但都没有什么办法,也不知道怎么来安慰邓师傅。这时候,病人已经因肝昏迷开始说胡话,并抓住医生的手骂人。邓师傅惊慌地用手捂住小儿子的嘴,眼睛里饱含着泪水,连连对医生作揖说:“对不住啊,小孩子不懂事,你不要往心里去呀!”。医生摇摇头,拍着邓师傅的肩膀说:“没关系,病人现在是不清醒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你自己保重身体要紧!”。大家心里都难受极了,再也看不下去,赶快离开了医院。过了两天,邓师傅又来上班了。他含着眼泪告诉我,小儿子已经死了。经受了这次打击,邓师傅明显地苍老了很多,也没有心思上班,不久就退休了。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他。

      刚进厂头一年,当工人的日子确实是快乐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老知青,总是下意识地和农村的生活相比较,自然就有到了天堂的感觉。工厂的工作本身就比农村轻松得多,干六天后就能休息一天。不像在农村,一个月最多两天休息,遇上农忙就什么假也没有了。而且这里隔三差五地总有游泳、打球之类的活动,或者坐下来政治学习。到年底,偶尔还发张电影票。在“文革”后期,除了八个样板戏外,开始有了些其它的文艺节目。如老三片(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也开始有了国外的电影,像越南,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电影。但都不是很好看,人们说它们是“朝鲜的哭哭笑笑,越南的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的莫名其妙,阿尔巴尼亚的蟋蟀叫”。总之没有多少新意。

      一天,刘慧琼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叠电影票,大声叫道:“发电影票啦!今天晚上有南斯拉夫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可是很难得的电影票啊。大家高兴极了。周昕皱着眉头说:“看完电影快十二点了,怎么回家啊?”。原来她每天是坐公共汽车上班的,但公共汽车晚上十点半以后就收班了。我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我不是骑自行车吗?我们是顺路的啊,我带你回去。”于是吃了晚饭后,我高高兴兴地骑车到傅家坡接周昕,看完电影后又高高兴兴地把她送回家。这对我们知青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农村,一个男知青如果看到一个女知青在走夜路,就会送她到家。然后……,也许就把这事给忘记了。

      但在工厂里可不是这样。第二天,吕静很神秘地跑过来问我:“昨天你用自行车带周昕去看电影了吗?”“是啊!”我完全没有在意。谁知道那天竟然有五、六个人过来,问我同样的问题,而且脸上都挂着同样莫名其妙的表情。这也算是新闻吗?我这才意识到情况似乎不太妙:这个厂里百分之七十是女性,工人中百分之七十是年轻人,因此很少有男性工人是未婚的。虽不能说属于“稀缺资源”,至少也属于被大家关注的对象。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昨天晚上,我把一个女孩放到自行车后面,就给了大家极大的谈论和想象的空间。啊呀!

      于是,我有意无意地把我和小妹谈恋爱的情况透露给车间的同事。我告诉他们:我在等待还在荆门农村里的小妹。于是很快地,我的耳朵变得清静多了。

      啊,我第一年的工人生活还算是快乐的。

 
苦干

      部件班的工作很杂乱:既要生产各种万用电表的零件,让总装班能尽快完成剩下的上千台电表的装配任务,以便尽早全心全意转入生产手表零件的轨道,又要开始试验生产一些手表零件。目前除了需要电镀的工序以外,装配电表所需的零件全都是从这个班里做出来的:有好多冲压件需要赶出来
-- 就是切割磁钢并粘成规定的形状,还要拉动圈 -- 就是把铝片延伸成缠绕线圈用的铝芯架子,等等……。楼上装配班积压了近千台没有装配好的万用电表,不是来不及装配,而是缺乏零件无法装配。如果零件够了,一个月就能全部出厂。换句话说,这些电表什么时候能装配好,我们厂什么时候能全心全意地生产手表元件,就看部件班生产零件的速度了。

      在那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年代”,虽然说起来工人农民是领导阶级,但劳动并不是十分光荣的事,只有空喊口号,会“造反”才是最受称赞的。不正常上班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时候,国营企业的口号是“七上八下九走光”,即七点上班,八点就开始下班,九点就走光了。在工厂流传的笑话是:满头大汗的调度在车间里不小心被躺在地上睡觉的工人绊倒,结果反被睡觉的工人骂了一顿,说打扰了他的瞌睡。不过集体单位的状况要比国营工厂好很多,至少工人能按时上班干活,这就算很不错了。至于到了车间干不干活,干多少活就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个年代,当班长的派工是要求人的,指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部件班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明摆着的,所以也不需要天天像小队长那样派工,刚开始也没有和大家有什么矛盾。

      形势就这样严峻地摆在我的面前。而在当前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氛围中,我一个新上任的班长该怎么办呢?

      几天后,我慢慢看出了问题的关键。电表中大量的零件是冲压出来的。只要能按时交出这些冲压件,几乎就满足了总装电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需要。剩下的就只有粘磁钢、拉动圈和车螺母了。这些事情相对要容易一些。

      问题也正是出在这个地方:只要你坐在冲床跟前,每天冲一百个零件还是一千个零件是无法控制的。这也是当年有些劳动模范一个人能抵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工作的真正原因。如果每个人都一本正经地干活,在没有技术革新的情况下,劳动模范就是不要命,他也干不了十几个人的事情。但如果大家在磨洋工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年代没有计件或者奖金的提法,这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是想都不敢想的。如果冲压零件的工作被磨磨蹭蹭地干,不知道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把它们做完。因此车间主任才提出“争取在年底完成仪表的全部收尾工作”的设想。而当时才八月份。实际上,仪表中需要冲压的零件只有四、五十种,每种包括不合格产品在内做两千个就足够了。如果每天能完成两种的话,一个月左右应当够了,怎么会要四个月呢?

      冲床只有一台,我不可能天天站在旁边求人:“你赶快干活吧!”,也求不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自己来做。无非就是把在农村插秧的干劲拿出来,大不了就是再来一次农忙好了!于是,我叫周昕仔细检查各种需要的模具,凡是可能影响冲压质量的都尽快修复。并由她负责安排要冲压零件的次序。根据上面急需的情况,把好做的和难做的搭配安排一下。至少要保证,冲床不能因为模具供应不上而停下来。

      剩下的事情就是开冲床了。每天早上我一到厂里,检查一下模具,就坐在那里开始一个个地冲压零件。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一直干到下班。其实真正认真做起来,二千个零件做得很快。平均每放一个零件到模具上,冲压,然后取下来,大概就是五到十秒左右,有些形状复杂,需要准确定位的会稍微多花几秒钟的时间来放置。如果不停地干,一般半天就应当能完成一个零件所需的数量。当然,对于那些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这种干法是无法忍受的。但对于在农村经过插秧割谷的人来说,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一天怎么也能做完两种零件。如果说累,那与农忙相比就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对于我这个刚从农村回来的知识青年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当然有一点:你不能朝四周看。如果你看到别人都在那里玩玩打打的混日子,心里不平衡,那你可能就干不下去了。

      部件班的大门正对着食堂打饭的窗口。中午快到开饭的时候,食堂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时候队伍一直排到部件班里面去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干脆回到冲床跟前继续干活,等到大家把饭打完了再去。就这样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干到中午吃饭,吃完饭后又一直工作到下班。

      一天,听说中午食堂有粉蒸肉,大家很早就在那里排队了,只听见那里一片熙熙攘攘的吵闹声。一会,有个同事跑来对我说:“做饭的师傅跟你什么关系啊?还要留碗粉蒸肉给你。”我惊讶地问:“有这种事吗?”“当然啦,明明还有两碗粉蒸肉,偏偏不卖了。还说一碗留给操书记,另一碗留给你。”我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师傅叫什么名字?”。等到大家都打完了饭,我才慢吞吞地走到打饭的窗口。炊事员看到我来了,真的笑嘻嘻地端过来一碗粉蒸肉:“辛苦了,专门给你留了一份肉啊。”我疑惑地看着他。师傅看着我说:“那些伢们(武汉话:小孩子,小青年)啊,一天到晚不知道做事,只知道吃,还要挑好的吃。我看只有你天天不停地干活,最辛苦了。就给你留了一份。”我不由得想起了队里的老乡们。工厂的人也和他们一样啊,你做了事,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我就这样每天不停地开着冲床,一个个做好的零件被送往总装班的装配线上。一个月,就把所有需要冲压的零件给加工完了。到最后一个零件被加工完,我擦擦头上的汗,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其实也就和插秧差不多嘛,一个月就把它们干掉了。”。

      在这过程中,我还要安排加工其它的零件。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人去拉动圈。就是把铝片一次次地逐步拉伸,最后形成一个小小的圆筒,然后切割成小段并压成方框,用来做缠绕线圈的骨架。这个工作要求精度比较高,否则一拉就破了。班里只有老胡师傅会做。那时候老邓师傅和老李师傅已经退休,他就是部件班年纪最大的人了,仗着这有点倚老卖老。一般人安排任务都是爱理不理的。我只有硬着头皮对他说:“你这个月的任务,就是拉出足够数量的合格的动圈出来。”。胡师傅从眼镜片后面看看我:“你叫别人去做吧。”我有些恼火,心里想:“你明明知道别人都做不好啊。”。于是只好耐住性子继续求他。胡师傅以为我害怕了,根本就不理睬我。我忍无可忍,于是大声对他说:“我现在安排你,必须去拉动圈!”。胡师傅眼睛一瞪:“我就是不去!”。车间的王书记听见我们吵架,赶快跑过来,把胡师傅拉到办公室里,狠狠地训了一顿。一会,胡师傅低着头走过来:“江班长,王书记叫你给我安排工作。”我没好气地说:“拉动圈,不拉就给我滚蛋!”。看到他耷拉着脑袋开始工作,我心里舒了一口气,这件事终于搞定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把切割好的磁钢用胶粘成规定的形状。本来这不是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粘好的磁钢第二天轻轻一碰,就又散开了。最严重的时候几乎百分之百的磁钢都要返工,等于是在白干。我仔细询问一下情况,原来多年来,磁钢一直是用一种叫“聚乙烯醇缩醛胶”的玩意粘合的。从去年开始,就发现粘不住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很显然,这胶已经过期了。但谁也说不清楚是在哪里买来的。我想起班里小甘的家在汉口,就叫她去航空路的化工原料商店问问看。谁知那里的售货员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胶。

     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我突然想到,不能换一种胶来粘吗?我跑到楼上的总装班,班长小徐也正为这事着急。这磁钢是电表的心脏,如果装上后磁钢散开了,电表肯定就报废了。我走过去问:
“磁钢一定要用这种胶来粘吗?换一种胶行不行?”。小徐点点头说:“当然行啊,只要能粘上去就可以的。但是用什么胶呢?”。我想想说:“我们试试看用环氧树脂行吗?”

      环氧树脂买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牙膏状的东西,按照一定比例混匀后就会发热,然后就逐渐变硬,所以需要现配现用,而且粘好后需要烘烤一下,使粘合强度达到最大。我们试了两次,发现比例需要调整:其中一种加多了,胶会变得很硬,但是也会很脆;而另外一种如果加多了,则会增加韧性,但强度会降低。我们试了几个不同的比例,终于摸索到了能使我们满意的配方。至于粘好后的烘烤,由于磁钢带有磁性,如果温度太高是会失掉磁性的,所以只能在七、八十度下多烤一会了。就这样,一个个问题都被解决。很快,磁钢就能满足楼上总装班的需要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部件班于国庆节前交出了全部电表所需要的零件,比原先的预想提前了两个月。我们终于能正式地转向生产手表元件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转向新的任务

      国庆过后,厂里除总装班还在做仪表厂的收尾工作外,各班组都正式转入手表原件的生产。部件班的任务就是两个:做手表后盖的防震垫圈,以及把手表和表带链接起来的耳簧。这个垫圈是很细的一个环形不锈钢圈,并且有上下凸凹的波浪,形状比较复杂。它放在手表的后盖里面,起到垫圈和防震的作用。我的任务就是做冲压这个不锈钢垫圈的模具。于是我就成了模具钳工。

      做模具实在是个精细活,对我这个急性子来说真是个很大的考验。模具对尺寸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尺寸准确,还要光洁度很高,要求各部分配合非常好。因为用在冲床上,所以对硬度要求也很高。因此,必须先用车床粗加工,用铣床进一步加工并留下一定的余量。然后经过热处理使之获得很高的硬度,再用磨床加工到要求的精度,还要用油石细细地打磨……。每一步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周昕带着我,慢慢地做这个模具。每一步都要用汽油把粘附在上面的细微铁屑清洗得干干净净。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学会了看模具的零件图纸和装配图纸,学会了模具的安装和调试。这时我才发现,这里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虽然自己在电站里接触了一些机械,但实际上真正在机械基础知识方面懂得实在太少!记得还在做仪表零件时,有次楼上总装班急需一批直径两毫米的铜螺钉。我领着大家加班加点干了几天,做出了上千个螺钉。没想到这螺钉的规格不仅仅有直径,还有螺纹疏密的要求,就是所谓的“粗牙”和“细牙”。结果辛辛苦苦做的螺钉不是他们所要的那种细牙螺丝。我看着那一大盒不合要求的金光闪闪的铜螺丝心疼极了。车间王书记倒是护着我,一声不吭地赶快安排人再做一批。但我很难自己原谅自己。从那时起,我就买了几本有关机械加工和制图的书开始学习起来。

      我那时还年轻,脑瓜子好使,几个月下来,就能比较熟练地看懂各种图纸了。自己觉得好像挺够用的。然而后来当我调到设备班和技术室去以后,才发现这里的学问好深啊。要是自己设计机器的话,还差得很远很远!

      一九七五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是国营单位的工人“七上八下九走光”的年头。我们集体单位的工人能天天上班就已经很不错了。平时厂里很少有人在认真干活,更不用说还有人在那里傻乎乎地学技术。每天中午休息时,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地打牌,只有我在一边看书,好在没人干扰。记得有天中饭时,我拿着书去问正在吃饭的吴工几个问题,他看着我,一口饭噎在嘴里半天没有动。可能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问他技术方面的问题吧。后来,他挺认真地对周围的青年工人说:“你们要像小江那样,多看看书才是啊!”。周围发出一阵嗤嗤地笑声,不知道是在笑吴工,还是在笑我。

      其实对一个做模具的钳工而言,因为各种车刨铣磨的工作都是送到其它车间去做,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用钻床加工,能否用好钻床就是钳工的本事。俗话说“车工怕车杆,刨工怕刨片,钳工怕钻洞”,特别是钻很深很细的孔。经过一段时间摸索,我发现其实开钻床也有很多窍门:只要正确选取钻头直径和转速的关系,钻深孔还是能做到的。到后来,我甚至学会了钻弯曲的孔,有次在模具的排料孔处居然钻了一个九十度的弯洞,让模具中的废料能从侧面掉出来。那天上午,我先钻了两个相互垂直的孔,已经非常接近了。然后在保持钻头转动的同时,把工件缓缓地转动,钻头就逐渐弯了过来,等到弯曲四十五度后,居然钻透到另一边去了,最后从垂直的孔里慢慢露了出来。而且仍在转动。周围站满了人在看我钻孔。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看来金属的韧性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就这样,我逐渐熟悉了车间的工作,基本上是游刃有余了。工作虽然有些累,但是想起在农村农忙的辛苦,觉得和那时候相比,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心里感到很知足。由于干活时从来是自己干得最多,而且多很多,大家对我也就没意见了。这段时间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候。

      有天上午,我正在做模具,周昕看看我,突然说:“江班长,你是不是生病了啊?怎么满脸通红?”我很奇怪地摇摇头说:“没有啊。”班上的同事听到后看看我,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啊,你肯定在发烧。”他们把我拉到厂医务室,用体温表测了体温,根本没有发烧。医生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又把我带到街道医院去检查。那边的医生还是比较有经验,马上给我量了量血压,发现我的血压很高。这时才想起来,我在农村时就已经有高血压了,不过那时候没人把这病放在心上。我拿着一包药丸回到车间,车间的工人看到我拿着药,不相信地说:“江班长怎么会生病?哪里有这回事?”拿起药就扔掉了。我自己也感到这好像不是个问题。直到十几年后,才发觉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

      一天吃中饭的时候,操书记和我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突然,他回过头来看着我,诡异地说:“你把手伸给我,给你看看手相。”。我狐疑地看着他,把手伸过去。操书记仔细看了看。叹口气对大家说:“这个庙太小,供不起小江这个菩萨。将来他的屁股底下会冒烟的。”大家“轰”地笑开了,我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共产党的书记会看手相?这是在夸我呢,还是在挖苦我?

      年底,造防震垫圈的模具终于完工了。我把它安装到冲床上,大家都紧张地看着,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和周昕仔细检查了模具的装配情况,点了点头:“可以了。”。于是有人拿来一张不锈钢片,放到冲床的上下模具之间。只听到“咔嚓”一声,一个灰白色的环状物从冲床跳了出来。车间主任吴师傅用镊子夹起垫圈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又戴上放大镜仔细看,最后说:“嗯,形状还差不多,就是边缘有毛刺,有点挂手。”我立刻明白:要么是模具的刀口不够锋利,要么是上下模具对的不是很准,不锈钢片不是很快切下来,而是有点扯拉下来的意思,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毛刺。于是我们仔细调整了模具的相对位置,再用油石把模具的刀口又仔细磨了一下。这次冲压的声音明显轻松很多。吴师傅拿起垫圈,看了看,点点头,取下自己戴的手表,打开后盖,拿出里面的垫圈,把刚冲压出来的垫圈放了进去。他歪着头看了一下,满意地说:“不错,和这个表上的防震圈一样啊!”大家“啊”的一下子欢呼起来。每个人都高兴极了。

      这是我做出来的第一个手表元件啊。我心里的高兴,那就不用提啦。



[ 打印 ]
阅读 ()评论 (6)
评论
Jan_548 回复 悄悄话 真替作者感到可惜,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积极向上的人才浪费这么多 宝贵的青春黃金时间做这些农村工厂的工作。他的数理那么有潜力要是用在今天的把实际问题变成数学模型,他一定会大有发展
Jan_548 回复 悄悄话 真替作者感到可惜,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积极向上的人才浪费这么多 宝贵的青春黃金时间做这些农村工厂的工作。他的数理那么有潜力要是用在今天的把实际问题变成数学模型,他一定会大有发展
Jan_548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唯一2005' 的评论 :
唯一2005 回复 悄悄话 点赞
jun100 回复 悄悄话 真了不起!
gladys 回复 悄悄话 厉害!
不管外界什么情况,都是积极向上!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