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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肝移植(五:母校情深)

(2017-08-06 17:20:59) 下一个

早上查房的时间到了。折腾了大半夜后,我尽力让自己振作起来,端坐在床上,迎接医生。术后第一次见医生,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几乎都来了。外科主任走在最前面。给我开第二刀的医生在后面。我感谢他们拯救了我的生命。主任俯身观察引流容器,里面的腹水己经清淡了许多。他点点头,对后面的医生说:一二天后就可以给我取掉引流管,先取一个,几天后再取掉第二个。

他转身看见了摆在桌上的早餐盘,盘中食物己经被我一扫而空,便顺口问道:你放p了?是的,我答道,脑子里不由浮起了在中国移植的画面。也是医生查房,一群白大褂中,一眼就可以看出职位的高低,地位的尊卑。职位最高的总是在前面,身后簇拥着按职位高低,排下去的医生,护士。就象国家领导人出场。

几千年来,中国几乎一直是一个讲究等级礼节的国度。文革中,毛号召造反有理,高贵者卑贱,卑贱者高贵,把颠到的世界颠倒过来,一度形式上打破了这种等级。现在又都复归原位。院长很少查房,主要是中心主任带队。他年富力强,理论和实践都行。我的手术,他也参加了,手术后的康复就由他负责。

他在美国进修过一年。话不多,语速较慢,让人觉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考虑说出来的。他尊重我,会接受我的建议。我出院时他己升为付院长,前途无量。

这里我要专门感谢他,第一次移植,他尽力了,虽然最后没有成功。第二次移植,正是他的配合,才让我有了第二次移植的机会。回美国后,这边医院移植中心在接受我看病之前,首先需要我在中国移植的英文材料和全部纪录。包括入院,出院纪录,手术记录,医生的诊断,以及各种检查报告和图片。他组织人迅速翻译了这些材料,并及时地送给了我所在的移植中心。

无独有偶,他查房时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你放p了吗。如果放了,这是一个准确无异的信号,告诉医生,患者的肠胃开始工作了。华尔街为什么最关心每年几次的联储会议,因为会上会发出是否银根紧缩的显著信号。跟放p一样准确权威。所以千万不要忽视。

利息涨了,债券市场就会下降。在联储的低利息下,债券的牛市己经好几十年。这些年来,利息虽然低,很多债卷基金仍有百分之五以上的回报。一是它们用了杠杆,一百万的本买二百万的公司债卷。这样百分之三的coupon 利息就是百分之6的基金回报。二是债卷价格上涨。杠杆是双面刃,利息上涨快了,基金的回报率就会下降很快。

美国医院这边虽有等级,似乎不如中国森严。查房时,大家都可以发言。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声音。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沉重的文化负担。当然沉重的文化负担也可以理解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衣著言谈随意。平等公正民主。为什么美国人富有幽默感,因为平等就是产生幽默的土壤。

下午,我的贵人,肝科主任medical director,一人来看我了。我重复了上午对外科主任说的感激话。他眼光扫了一圈,不见我女儿。便问我女儿何时回来。我说出院前几天她会赶回来。他和我女儿是校友。一个学校毕业的。20天前,太太和我出发去医院急诊,我可能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打电话给在纽约上班的女儿,让她赶快回来。

女儿在我去急诊的第二天来到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主任是第一个医生来看我们。推开门,他看见了我们一家人。他,也曾经是移民,古铜色的国字脸,头发有点花白,眼光和蔼。我把准备好的u盘递给了他,里面装着所有在中国移植的英文资料和检查图片。光图片就上百张。他说:他会尽快看完,二三天后答复我们。

然后他和我女儿聊谈起来。发现他们毕业于同一私立大学。他毕业于这所大学的医学院。这下他们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他动情地谈起母校,告诉我女儿,他不仅在那里获得了学位,也收获了爱情。他现在的太太就是他当时的同学。

爱屋及乌,也许这种对母校的感情扩及到了我女儿,然后我们一家人。现代社会,校友关系非常重要。为什么要进哈佛,普林斯顿,耶鲁这样的长春藤学校,除了教学质量,还有校友network.进了它们,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精英阶层的特别通行证。有了更多创业机会。你会不时接到来自这个network成员的这样类似的邀请:HI,老弟,我创立了公司,有没有兴趣给哥儿扎起,过来做个合伙人。

我父亲那个时代,出门闯世界,靠的是老乡关系。文革以后,复员军人看重的是战友关系,战友中,老乡又更亲了一步。他们复员到了地方,新的环境,新的面孔,需要重建关系。我特别看好军人创业,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华为就是一个例子。总之,是社会人就需要这种关系网。

我能理解主任对母校的这种情结。我也怀念我的母校。我在那里也收获了爱情,虽然是毕业后。当时班上上微积分的老师特别欣赏我,觉得她教的的课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就告诉我,系上正在给刚留校的年轻教师补专业课,我可以去旁听。我去了,从教室后门悄悄溜进,坐在了最后一排。我的太太,刚留下来的教师,就坐在第一排。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所医学院校。这位老师又成了我和她的媒人。一到周末,我会骑上40多分钟的自行车,回到母校。那时母校只有露天电影。吃完晚饭,人们肩上挎着有靠背的木椅,从四面八方穿过林间小径,花木丛中,涌向露天广场。如果是夏天,广场会在太阳落坡后,被热心人洒上几遍水,让热气快快蒸发。太太和我怕遇见熟人,会出发得很晚。我记得当时有篇小说,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情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我们本来走在一起,见到熟人了,马上自动地分开,各走各的。那时除了8个样板戏,南征北战,地道站,决裂,春苗,等战争和文革片,就是外译片。外译片中,我特别喜欢南斯拉夫的桥,高仓建的追捕,栾原小卷的生死恋。前不久,我们在日本的朋友给我们看了她们和栾原小卷近期合影。没有年轻时那么美了,但保养得很好,身材苗条,风韵犹存。她好象一直单身。电影完了,人走光后,留下满地的瓜子壳。

主任走后,不知不觉就到了睡觉的时候。半夜我又醒了,这次是胸口疼,尤其是左边胸部。我按了遥控板上呼叫护士的按钮。先来了一位值班护士。一听我说胸口紧,左边胸痛,就叫来了其他护士。那位技艺不凡的中国护士也在其中。她挤上前来,手里拿着速效救心丸,叫我把它们含在舌头下。其它护士又紧接着做心电图检查。医院对肺部和心脏的问题特别重视。第二天一早,就送我重回重症监护室。然后又推去做了心脏超声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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